|
读古文，学论说（三） 1、《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以激愤的心情，陈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的痛苦，说明因为《史记》未完，他决心放下个人得失，相比“死节”之士，体现出一种进步的生死观。行文大量运用典故，用排比的句式一气呵成，对偶、引用、夸张的修辞手法穿插其中，气势宏伟。 本文是书信体。书信最适合任意挥洒，不受羁绊。在信中，司马迁借任安要求其“推贤进士为务”，陈述了自己不能听从的理由，由此引发了一大篇愤激之词。他写了自己所受到的冤枉，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自己是受冤的，但处处暗含着怨怼之气，表现了作者骨子里不认为有罪的倔强性格。本文写了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探索，点明了中华仁人志士生死观的内核。本文写了作者身残志坚的英雄气概，在耻辱中写完了煌煌巨著《史记》。本文写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既有对世态的感叹，也有对任安的委婉责备，都通过书信的形式，向朋友道来，激越雄壮，如江海波涛，汹涌澎湃。 全文共分4段。 第1段，先说明任安来信的内容，再就答复迟表示歉意。“推贤进士”是任安要求作者“说情”的婉转说法，“仆非敢如此也”是本段的核心，由此引出自陈己志。 第2段，主要申述自己遭受极辱而不自杀的原因。可分为三层。 第1层，从“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至“素所自树立使然也”。先说祖先的职务不为天子所重，且为世俗所轻，再说自己假如不选择受腐刑，而是“伏法受诛”，在周围人眼里，自己是罪有应得，并不能显示出自己有什么气节。 第2层，从“人固有一死”至“殆为此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承上（死得有没有价值）启下（辱与不辱的区别）。然后列举不辱、受辱的不同等次，说明自己受到了极辱。接着用比喻、对比来说明人的志气在困辱的境地中会逐渐衰微的，再举王侯将相受辱后不能自杀的例子，用来反复说明“士节”不可以稍加折辱，自己若要死节的话，在受刑之前就应该自杀。 第3层，从“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至“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说明自己受辱不死的原因是为了使“文采表于后世”。司马迁进一步申明，他并不顾念家庭，也不缺少“臧获婢妾，犹能引决”那样的勇气，但轻轻一死，也就同时断送了为之献身效命的事业。对生命和事业，司马迁坦然自信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他“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他的这种将个人价值置于历史长河中来衡量的宏阔眼光，终于使他超脱了庸常的“死节”观念的束缚，而选择了一条更为考验人的精神与意志的荆棘路。 第3段，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 第1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 第2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司马迁对生命与事业的崇高信念，是基于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事迹的观察和认识；是基于他对古代学者历经苦难，献身著述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他发现，往昔“富贵而名摩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倜傥非常之人”，即对历史和文化做出贡献的人，才能不朽。他认为，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人的著述，以及《诗经》，都是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都是作者“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述往事，思来者”，把苦苦思索得到的知识，著述成文，留给来者去思辨验察。这些古代“贤圣”历尽磨难，强志不屈，“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司马迁正是从这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和前驱者，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矢志进取的道路。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受极刑而无愠色”，坚强地活下来，他的愿望是“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并以此“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第4段是书信的结尾。司马迁再次向任安表述沉痛羞辱的愤懑心情，并陈说他对余生的看法。司马迁说他不能“自引深藏于岩穴”，只能“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深知。“浮沉”“俯仰”“狂惑”等贬语，其实是作者寓悲愤于自贬。最后与开端相照应，再次婉辞解说无从“推贤进士”的苦衷。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信中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写作启示： 1、“理至”：叙事议论条理清楚，环环紧扣，层层深入。 作者议论的基本路径是：①受辱——引决（士人应持的态度）；②受辱——隐忍——完成伟大的事业（高尚的士人，如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③“我”（司马迁）受辱——学习前贤，选择隐忍——为了完成巨著《史记》。 这说明，对待受辱，引决不是唯一的处理方法，那要从生命的价值来认识，从“义”的深层意义去理解。作者一方面说要学习前贤，有忍辱负重的精神；一方面说如果自己受辱就去死的话，则不能完成著述《史记》的任务，一个人死的窝窝囊囊，无所作为，就失去了人生的价值，也就“轻于鸿毛”了。这个道理讲得清楚明白，环环紧扣，层层深入。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不应该为“义”去死，而是从长远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义”的含义。 2、“情切”：情感跌宕起伏，奔放而曲折。 全文情感真切，有时奔放激荡，豪情满怀；有时又回肠荡气，如泣如诉。第一段写受辱的痛苦时，说自己伏法死去，“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这抒发了他对社会不公的愤慨之情；写自己选择忍受侮辱时说：“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这里表现了他受辱的痛苦，悲切郁闷之情，溢于言表。第二段写出他为了完成伟大的巨著《史记》，“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则又表现他豪迈激荡的情感。第三段再一次回想自己受辱的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又好像看到他悲痛欲绝，如泣如诉的表情。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情感表达十分流畅自然，文章情感忽而悲切，忽而豪壮，忽而又痛不欲生。这正如后人评价这篇散文时说，它“如山之出云，如水之奔壑，千态万状，变化于自然，由其气之盛也”（清·方苞）。 3、铺排 （1）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2）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3）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4、用典 （1）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2）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 凡是读过《报任少卿书》的人，无不为它所感动。这除了思想上的因素，还有写作技术上的因素。这样的因素，大体上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叙事明白、说理透彻、语言生动。我想在这些方面用不着举例说明，读过《报任少卿书》的人都会承认。这里我只想就《报任少卿书》的写作特点，谈两点体会。 其一，我很同意钱钟书先生的看法，这封书信是司马迁的苦心孤诣之作。他在《管锥编》第三册中论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使用了“阶进法”的修辞方法时，认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的如下一些话：“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是“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不辱’四、‘受辱’五，事归一致而词判正反，变化以避呆板，得不谓为有意为文耶?”《管锥编》第三册，870—871页。②《文心雕龙·书记》。③《骈体文钞·卷十九》。即以整封书信的构思而论，从任安的来信及自己迟迟没有回信谈起，然后说到不能将任安来信中“推贤进士”的劝告付诸实施的理由，再说到自己因李陵事件而获罪的经过，从而归结到自己之所以受辱而不“引决自裁”是为了“发愤著书”，结尾处再次说到自己不能将任安来信中“推贤进士”的劝告付诸实施，以与书信的开头相呼应，无不经过精心的安排，充分表达了作者郁结在胸中的“愤懑”不平之气。刘勰用“志气桓”②来评论此文，清代李兆洛说它的写作特点是：“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③这些都可以说是一语破的之论。 其二，我想谈一下这封信对于隐晦曲折的表达手法的使用。这一点，似乎为以前论到《报任少卿书》的人所未注意到。如前所说，就总的特点来看，司马迁在这封信中是运用比较显露的手法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但在有些地方也使用了曲笔。我们读书信体的文章，常常会碰到一些令人难以索解之处。其中所说的一些事理，对于书信往还的双方说来，往往是不需要多说，或稍加暗示，即可了然于胸，而对局外人则有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有时写信者故意使用曲笔，摸不着头脑的话还可能触处皆是。在《报任少卿书》中，是不是也说了一些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呢?我看这样的话是有的，主要是在开头的那一段。所谓“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究竟实际的用意是什么?“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闲，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这些话究竟何所指?也许这些地方对于书信往还的双方无需多说，是谁也都明白的；或者是作者在这些地方有意地用了曲笔，因为司马迁写给任安的这封信虽是私人信件，但司马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落到官家手中，很可能就会给自己带来新的祸害，这样他就只好在这些地方采取伊索寓言式的手法给自己的朋友写信了。再如《报任少卿书》中又有这样一些话：“故祸莫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在这里，司马迁仿佛说的也是一些不明不白的含混话：究竟是谁“欲利”，是谁伤了司马迁的心、从而使司马迁的祖先受到污辱，又是谁使司马迁受到了宫刑?司马迁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像上述这些地方，司马迁使用隐晦曲折的表达手法，应该说是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这样的手法的运用，很难说是《报任少卿书》的优点或缺点，但是注意到这一点，将会使我们比较切合实际地了解它的内容。 文章总要写得情真意切，才能够感动人。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所指出的那样：“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指那些辞赋家──引者)，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而后之作者，采滥忽真，远弃风雅，近师辞赋，故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报任少卿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篇足以使司马迁“复生”的奇文，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如此真切地表达了作者司马迁的那种激扬喷薄的思想感情，是“为情而造文”，而不是“为文而造情”。认真学习司马迁的这篇奇文，对改变我国文坛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那种“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情况，也是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的。刘勰在上文中还指出：“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实存也；男子树兰而不芳，无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实；况乎文章，述志为本，言与志反，文岂足征?”让我们吸取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文艺百花苑中产生出更多的情实并茂的奇葩而努力奋斗。 2、《谏太宗十思疏》 《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徵于贞观十一年（637）写给唐太宗的奏章，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积其德义。太宗，即李世民，唐朝第二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开明君主之一，在他的统治时期，出现了安定富强的政治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十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疏”即“奏疏”，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作者运用了排喻的手法，作者首先举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两组比喻，从而引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作者先设置这样两个形象性和哲理性都很强的比喻，而后引出了自己要表达的真实意图，这种手法的应用是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作者开篇不用这十分形象的排喻，而只是简单地讲述抽象的道理，是很难吸引对方，使对方理解信服。作者引喻用得好，好就好在比喻用得“巧”、“俗”、“切”。比喻的应用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具体化，使深奥的问题通俗化。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说的：“喻巧而理至”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设喻明理，比喻不但要设得巧，而且喻体要浅显通俗，树木、江河，处处可见，人人熟悉。所讲的道理也是人人皆知，不难理解的通俗事理。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文章中比喻运用的“切”，实际上就是喻体与本意要相切合，要抓住重点，选最集中、最深刻、最精彩的喻体来表现本意，作者用十分熟悉的树木，泉源，用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引出国之大政，平易而自然。 使用了排喻的方法开篇后，作者又以三个“不”字的排比句从反面来说明问题，“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从而进一步强调了作者的政治意图。作者使用的言辞尖锐，用反激法去激发对方。作者指出，自己所列举的比喻和叙说的是连自己这样愚笨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何况英明圣哲的皇帝。然后作者很明确地向唐太宗指出，做为一国之主的帝王，身负重任，就要在安乐时想到危难，尽量避免奢侈，要提倡节俭。不然的话就会做出象伐根而求树茂，塞水而望流长一样的愚蠢事。这里，在文章结构上前呼后应，环环紧扣，充分表达了作者进谏规讽的本意。 紧接着作者向唐太宗指明历史上的君王，一开始创业时大多都能兢兢业业，而善始善终的就不多了。作者这里用了一个反问句来说明“创业容易，守业难”的道理。作者同时明确地告诫唐太宗，不要危难忧患时诚心待人，而成功后就放纵，傲慢待人。并指明，对人以诚相待，仇敌也团结成为一个整体；傲慢待人，即使是亲人也会众叛亲离。对人民使用高压钳制，用威势来统治他们，会造成他们与你貌合神离，表面十分顺服而实际上却十分怨恨。作者这里指出被激怒的百姓是十分可畏的。并再次用一个真切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帝王与百姓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者将百姓妙喻为水，将帝王比喻为行船。水能浮载行船，但也可以将行船倾翻。这个比喻简洁而传神，直接明了地向唐太宗表明其利害关系。为谏劝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要“纵情傲物，骄奢淫逸”。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妙喻警人，陈述利害。引用古圣先哲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和“载舟覆舟”等至理名言，哲理剀切，反复阐述，耐心说服，言语婉转动人，用心不可谓不良苦。 道理述尽，作者便向唐太宗提出“十思”的建议。“十思”是作者前文提出的“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具体内容。前边提出问题并进行了分析，后边则提出如何解决的建议。使得文章前后呼应，全文形成一篇结构严谨的统一体。而“十思”又以“谦冲而自牧”、“虚心以纳下”、“慎始而敬终”、“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为中心，为至要。“十思”的角度不同，但都贯穿着“积其德义”的主线。作者告诫唐太宗“总比十思，宏兹九德”这样就会达到天下“文武并用，垂拱而治”。只要做到这“十思”，就不必自己去劳神费思，代替百官去行使职权了。 全篇以“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中心展开论述。先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述，提出为君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结论。然后提醒太宗，守成之君易失人心。因在“殷忧”时易“竭诚以待下”；而在“得志”时则会“纵情以傲物”，便有“覆舟”之危。由此提出“积德义”必须“十思”。着重规劝太宗对于物质享受要适度，在自身修养上要“谦冲”，在用人上要“虚心纳下”，在行施法制上要不计个人恩怨。结尾归结出治国方法的关键在于知人善任，选拔人才，达到“垂拱而治”的理想境界。作者的这些主张，为唐太宗所采纳，有助于成就唐王朝的“贞观之治”。全篇以“思”字作为贯穿行文线索，脉络分明，条理清晰。文中多用比喻，把道理说得生动形象；并采用排比、对仗，句式工整，气理充畅。 [ 第一段从开头至“塞源而欲流长也”，先正说，后反说。以固木之根、浚流之源，来比喻治国需要从积德这个根本做起。这是正说。接着以比喻的手法来反说，“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安”，是万万不可能的。正说和反说，归结到君主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那将是“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危及治国之本，动摇王朝的根基，葬送李唐的天下。 第二段从“凡百元首”至“所宜深慎”，分别从“在殷忧”和“既得志”等不同时期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正反论述。君主“在殷忧”时，一定能竭尽诚意对待手下的人；而君主如果能对部下竭尽诚意，就能使君臣契合，上下一心。君主在“既得志”时，往往为所欲为，傲视他人；而君主如果傲视他人，即使亲属也会变得如同行路人那样互不相认。这样分别从“在殷龙”和“既得志”等不同情况下正说反说，归结到守业的君主容易失去人心，从而，告诫唐太宗不可以帝王之尊傲视群臣，与人结怨。因为怨不在于大小，可怕的是与众人结怨，如同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众人能保护君主，也能推翻君主。 第三段从“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至结尾，以“十思”全面阐述“积德义”的具体内容。这“十思”，好象是魏征提醒唐太宗从多侧面进行观照，多侧面地照一照“积德义”的镜子。人以铜为镜，唐太宗则以魏征为镜，魏征又给唐太宗以“十思”之镜。可以说，“十思”之镜是一个多棱镜。之所以说“十思”是多棱镜，是因为它从多侧面反映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从多方面开拓了唐太宗“居安思危”的境界，从多方面开拓治理李唐王朝的途径：“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并用，垂拱而治。” 写作启示： 一、类比入手，亲切生动 作者要论述的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大计，而进谏的对象又是国君。从流水、树木这些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入手说理，就显得亲切、生动，容易为人君所接受。同时，要“木茂”就必须“固其根本”，要“流长”就必须“浚其泉源”，这都是生活中的常识。通过类比，推出要“国安”必须“德厚”，就很有论辩力量。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以“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比做“伐根”“塞源”。这样，不居安思危的危害性不言自明，而作者的观点也鲜明地表露出来了。 二、骈散结合，华美流畅 唐代的奏疏，习惯上都用骈文来写，这篇奏疏虽然用了许多骈偶句式，却突破了骈体的束缚，骈散语句交替运用，既有骈文的整齐华美，又有散文的自然流畅，易于诵读。 三、正反论述，务尽其旨 全文以论述为主，对同一个问题，作者往往从正反两方面进行剖析，使说理更透彻。如第一段先从正面论述“固本浚源”，再从反面论述不这样做的危害；第二段关于“殷忧”“竭诚”与“得志”“傲物”的反复论述；第三段贯穿“十思”的本能欲望（或反应）与理性自制的对举，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四、比喻排比、生动有力 文章以浅显的比喻衬出中心论题，比喻作为一种推理手段，起到生动、直观的效果；全文的论述多用排比句式，铺排罗列，勾连而下、气势不凡，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 附： 在写作手法上也颇有特点，现试析如下： 一字贯穿 细读文章，便会发现，作者用一“思”字贯穿全文。第一段，作者先通过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比喻引出“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主旨，再用原来的比喻从反面强调这一主旨，最后又从人君特殊的地位和职责出发推出这一主旨的具体内容：“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由此，不难看出作者一个清晰的思路：“思国安”必先“积德义”，“积德义”对人君来说，就表现在“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总之，人君当“思”：思虑国家的安定，思谋国运的长远，思考为政的得失，思量潜伏的危机。 正如魏征在另外一篇奏疏中指出的：“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一个“思”字不仅把第一段的内容有机地组织了起来，而且也隐含了魏征对唐太宗的谆谆告诫：作为人君，万事都要三“思”而后行啊！那么，人君为什么当“思”呢？文章的第二段就阐述了这个问题。他总结历史教训，指出历史上一种常有的现象：“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然后用一反诘句对这一现象提出自己的质疑：“岂取之易，守之难乎？”但人君的取易守难毕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因此，作者接下来就具体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殷忧”时，竭诚待下；“得志”后，纵情傲物，直至滥用刑罚，目空一切，最终导致天怨人怒，自取灭亡。值得注意的是，本段虽没有用到一个“思”字，但却始终是扣住“思”字着笔的，它实际上紧承第一段解释了人君当“思”的原因，那就是：“凡百元首”的难以善始善终，“取之易，守之难”的严峻事实，“殷忧”时、“得志”后的不同态度，“可畏惟人，载舟覆舟”的深刻教训。魏征在这里所提出的这一切都有理有据，焉能不使守成之君的唐太宗思前想后，思深忧远呢？所以，这一段不仅依然紧扣“思”字回答了人君为什么当“思”，也为下文的“十思”作了有力的铺垫。 到第三段，作者则明确提出了应如何“思”。他围绕节欲、谦逊、谨慎、明智、守法五方面具体提出“十思”，并指出，倘若人君能做到这些，则不但使普天下的“智者”“勇者”“仁者”“信者”各展所长，尽心辅佐，而且也能使人君达到“垂拱而治”的目的，免却“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的繁冗和辛劳。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紧扣——“思”字做文章，从提出问题——应当“思”，到分析问题——为何“思”，再到解决问题——怎样“思”，最后归结为“何必思”。从“思”到“无思”，一字贯穿，前后勾连，使文章条理清晰，思路缜密，结构谨严，浑然一体，具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一发破的 紧紧抓住事物的要害，通过精妙的比喻和正反对比，使作者所要阐发的道理深入浅出，令人难忘，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二个特点。本来，国家的长治久安，人君的德行道义，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颇为抽象的道理。然而，作者却洞幽烛微，化难为易，用了两个浅显的比喻，便一下子点到了事物的要害，可谓一发破的。树木、河流是人们习见的事物，求木之长必固根本，欲流之远必浚泉源也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看到了树木的茂盛与国家的兴旺，江河的长流与国运的久远以及根底的加固与德行的积累、源头的疏通与道义的流播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极其相似的关系，以此构成比喻，便把道理说得透彻而又形象，易于为人接受。在运用比喻作了正面论述后，作者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紧扣前喻从反面进一步论述，以起强调作用。但在行文时又有所变化，把正面论述时的两个比喻的顺序巧妙地颠倒了一下，使文意灵动多姿。紧接着，作者仍然从反面进行论述，指出人君如果不“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即“积德义”的话，那就不仅仅是“根不固”“源不深”的问题，而是“伐根”“塞源”。这就把“不积德义”所带来的反面结果推到了极致，从而从正面有力地肯定了“积德义”这个论题的正确性。此外，第二段中“殷忧”和“得志”的对比，第三段中“恩所加”与“罚所及”等的对比，都一正一反，不仅内容相对，形式规则，而且观点鲜明，语气肯定，深刻地揭示了事物的性质。总之，本文比喻的巧用既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可感性，又加深了读者对作者所要阐明的主旨的印象。而正说反说、对比鲜明的手法，则不但使行文富于变化，而且使主旨的阐述更为具体、严密，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度。 一唱三叹 本文在充分说理的同时，又满溢着充沛的感情，使文章融情于理，情理交融，是本文在写作上的第三个特点。魏征对唐太宗是颇有感情的，这不但因为唐太宗具有弃怨用才的宽广胸怀与气度（魏征曾是太宗的政敌），更主要的是他从太宗的身上看到了修仁政、济苍生、达到天下大治的希望，看到了自己为国家大展宏图的前景。当47岁的魏征开始辅佐比他小18岁的太宗的时候，他深感“喜逢知己之主”，因此“思竭其用，知无不言”，而太宗对魏征的谏言也“未尝不欣然纳受”。对唐太宗来说，魏征既是一位犯颜直谏的良臣，又是一位循循善诱的严师。因此，这种亦臣亦师的身份使魏征的奏疏既理正词严，又情真意挚，说理和抒情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表现在本文中也是如此。 自第一段始，说理庄重从容，感情平缓，至“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一句，则感情初起波澜：既有对不“积德”却指望“国安”的断然否定，也有不卑不亢的自谦，更有希望太宗无愧于“明哲”的殷殷期望。而“人君”一句感情则再掀波澜，这一句无异于对太宗的当头棒喝：处在如此高位，却“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那可怕的后果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至第二段，作者似乎从刚才激越的感情中平息下来，以“凡百元首”一句转入对历史教训的论述之中，感情委婉深沉。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载舟覆舟，所宜深慎”，推心置腹，是提醒，是规劝，也是警告，不能不令人动容。至末段，在具体提出“十思”的时候，更是感情真挚，语重心长，作者把他所能想到的，把他认为帝王必然遇到或经常遇到而且必须有明确认识并能正确对待的问题一一罗列，声声“思”字，如记记重锤，敲打着唐太宗的心灵，也敲击着读者的心灵。而“总此十思”几句则勾画了人君“思”后出现的美好图景，感情又趋于热情奔放。至最后“何必”一句全文戛然而止，我们仿佛看到一个58岁的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不仅仅是作者的感情慢慢趋于平缓，更是他为国家着想，尽了为臣之职以后的释然和安然。因此，作者的感情随说理的深入而不断变化，时而平静和缓，时而委婉深沉，时而又热情奔放。作者或以抒情的语调用含情之笔说理，自始至终让人觉得是从作者肺腑中吐出，亲切入微，如“十思”的阐述；或以形象的语汇用明理之言寄情，紧扣人的心弦，如主旨的提出。 总之，本文理真情切，情与理得到了有机的交融，不仅使情的抒发不失之空泛，更使理化为了一种闪烁着个性色彩的情思，让人刻骨铭心，起到一唱三叹的效果。所以，太宗在阅读了魏征包括本篇在内的四篇奏疏以后，有这样的评语：“诚极忠款，言穷切至。”还称赞魏征“体国情深”。清代的唐德宜在《古文翼》中也说此文“款款而陈，情词肫挚，忠爱之忱，溢于言表”。这些都是对本文具有情理交融这一特点的恰当评价。 一气呵成 《谏太宗十思疏》是用骈文写成的。但魏征的这篇文章却一扫六朝浮华的余习，不仅内容充实，明白畅达，而且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从语句看，一是不局限于骈文一般是用平行的两句话，两两配对，直到篇末的特点，而是有所变化。如第一段，劈首就是三个从正面论述的排比句，紧接着又是从反面论述的三个排比句，这是和骈文的常格有所不同的。二是散句的恰当使用，如“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等。三是打破了四六对仗而改用多种句法对偶，如“当神器之重”对“居域中之大”，“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对“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等。这样，文中既有气韵充沛的排比句，又有活泼灵动的散行句，再加上骈文所特有的对仗工整、音韵顿挫的对偶句，使整个文章一气呵成，于整饬庄重之中呈流转圆浑之势，具有特有的美感。从用词看，文章力求避免繁复的引证、生僻的典故和多余的藻饰，语言明白晓畅。另外，文章不受声律拘束，不避首尾虚字，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崇尚质朴的文学主张和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魏征创造的这样一种骈散相间的章表体，后来就成为唐宋奏疏中常用的一种形式，对后世陆贽、欧阳修、苏轼的政论奏议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3、《触龙说赵太后》 《触龙说赵太后》是《战国策》中的名篇。主要讲述了战国时期，秦国趁赵国政权交替之机，大举攻赵，并已占领赵国三座城市。赵国形势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国一定要赵威后的小儿子长安君为人质，才肯出兵。赵威后溺爱长安君，执意不肯，致使国家危机日深。 本文写的就是在强敌压境，赵太后又严历拒谏的危急形势下，触龙因势利导，以柔克刚，用“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说服赵太后，让她的爱子出质于齐，换取救兵，解除国家危难的故事，歌颂了触龙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质和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才能。 写作启示： 1．在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形象。 历史上的赵威后，据《战国策·齐四·齐使使者问赵威后》，并不是一个目光短浅，固执任性的老太太；而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她曾说过：“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这种重民轻君的话，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正因她有政治才能，才得以“新用事”。但她作为母亲，也和常人一样，溺爱小儿子。不过，在触龙的劝谏下，凭着她的政治经验，很快地认识到，只有把“爱子”与“爱国”统一起来，才是真正的爱子。于是她完个接受了触龙的意见。文章生动传神地描写了她由拒谏到纳谏的转变过程。文章一开始就写她：“明谓左右，有复言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摆出一副强横的面孔。但随着触龙劝谏的深人，她的情绪慢慢改变了。在表情上，由“盛气”而“色少解”，而“笑”；在语言上，先是冷冰冰的（如“恃辇而行”），再是说客气话（如“敬诺”），再是说心里话（如“妇人异甚”），再是被动应答（如“然”“无有”），最后说出“诺，恣君之所使之”，完全接受劝谏。赵太后的情绪是随着触龙的劝谏一步步地改变的。 触龙的形象也刻画得很生动。他与一般大臣只强调国家利益，不关心长安君利益，一味强谏不同；他既关心国家利益，又关心长安君利利益，并把两者统一起来。他是真心实意地为赵太后和长安君着想。赵太后不只是被他所说的道理折服，也被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善于做思想工作：先从寒喧请安入手，消除紧张气氛；再提出共同关心的“爱子”问题；再提出“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原则；再用历史事实说明爱长安君就应该“及今令有功于国”，把“爱子”与“爱国”统一起来。层层开导，步步深入，有理有情，终于说服了赵太后。[ 这两个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主要是由于作者能通过语言和行动，将人物放在具体的矛盾冲突中去表现，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2．结构严谨，前后照应。 清人林西仲在《古文析义》中，评论文章的结构，有一段很好的解释：“余细绎前后问答，譬善弈者，初观其闲闲置子，似觉无用；待成局之后较之，方知自首至尾，悉无虚着。其日‘老臣病足，不能疾走’，又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皆述己之老态，以起下文‘填沟壑’之语。其曰‘太后玉体有郄’，又曰‘日食饮得无衰’，皆指太后之老态，以起下义‘由陵崩’之语，本未暇一言叙及寒暄也。其称舒祺之不肖也，见其纨娇痴，少不更也，故下文有‘位尊无功，奉厚无劳’之说焉。其请补黑农以卫王宫也，见其目前割爱，使离左右，欲令其有有以自托，为之计长久也，故下文有长安君自托于赵之说焉。其曰‘愿及未填沟壑’也，见已之既衰，不能别有所待，今日黑衣之请，实千载一时至计也，故下文方有‘及今令有功’之说焉。” 3、避其锋芒、欲擒故纵 公元前266年，赵惠文王去世，赵孝成王继承了赵国的王位。因年幼，于是由赵太后执政。此时的赵国，新旧更替，动荡不安；野心勃勃的秦国又乘机攻赵，连克三座城池。赵国祸不单行，处于危难之中。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拒秦，赵太后只得求救齐国，共同抗秦。而齐国提出条件，让赵太后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做人质方才出兵。作为母亲，赵太后心理的天平倾斜到了个人的私情一边。国难当头，群臣心急如焚，竭力劝谏，均遭斥责。赵太后甚至蛮不讲理的扬言：“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事情陷入了僵局，“劝谏赵太后”成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面对此情，老臣触龙自愿担当此任，出面劝谏太后。太后得知触龙进见，知道他为劝说长安君做人质一事而来，思想上已有了充分的警惕和准备。她怒气冲冲，专等触龙提出此事，骂他个狗血喷头，吐他一脸唾沫。心里话：好一个大胆的家伙，竟敢顶风劝谏，自找没趣。然而，当老臣触龙迈着急促而蹒跚的步子进见时，太后等来的不是劝谏之辞，而是亲切而又温暖的问候和关心，这使她大为感动，随之心里那根绷得很紧的警惕之弦不自觉的放松了，怒气也渐渐消除了。其实赵太后正中了触龙的欲擒故纵之计，这也是触龙劝谏策略的第一步。 4、巧妙布阵、诱其上钩 赵太后怒色少解，但触龙仍未提及让长安君做人质一事，而是顺着拉家常的线索，向太后提出给自己的小儿子安排差使的请求，以趁自己健在之时为儿子作长远打算。这就表现出了对小儿子的特别疼爱。这个请求实际上是在向自己的目标──劝谏长安君做人质慢慢靠近，也是继续诱太后上钩的关键一步。这一请求非但未遭拒绝，而且还引起了太后感情上的同情和共鸣：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亲人不爱子？于是她爽快答应了。而且她好象找到了同盟，找到了“不让长安君做人质”的理解者和支持者。她哪里知道，这实际上是迈进了触龙的圈套。 5、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正当两人就“爱子”问题不谋而合的站到同一战壕里的时候，触龙顺势将话题引向了“谁更爱自己的子女”的论争，并巧妙的运用激将法：明知太后更爱长安君，却说她爱燕后甚于长安君。这便又引起了新的争论，于是触龙摆出自己的观点：“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并以太后送女儿燕后出嫁时，担心女儿的长远利益的事实，使太后深深认识到：要真心爱子女，就要为子女做长远打算。太后承认了这一观点，紧接着，触龙步步进逼，从赵国的历史说开去，列举了一系列反面的事实：“今三世以前，至于赵之为赵，赵王之子孙候者，其继有在者乎？微独赵，诸候有在者乎？”他们都不存在了。这是为什么呢？于是触龙顺理成章的指明了其中的原因：“岂非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丰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至此，言归主题已到火候。触龙便因势利导、水到渠成的指出了太后的做法：“尊长安君之位，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令令有功于国”的危害。从而也解释了他认为太后爱长安君不若爱燕后的理由。这样，就使赵太后陷入了既疼爱长安君，又不让他出使齐国，为他作长远打算的这种自相矛盾之中。使她深刻的明白了自己对长安君的爱只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溺爱而已，这种溺子骄子就等于杀子。于是，赵太后答应让长安君出使齐国，触龙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也挽救了赵国。 说服太后的方法： 首先用“缓冲法”。触龙见到“盛气而揖之”的赵太后，根本不提“令长安君为质”的大事，而是先从叙谈生活琐事入手，自诉“病苦”之情，再问候太后的饮食起居，表示关心，从而使太后“色少解”。在叙寒温、谈家常之中缓和了紧张气氛，开始打破了僵持不下的局面，为下一步进谏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次用“引诱法”。气氛虽有所缓和，但深谈的时机尚未成熟，触龙仍不直接提长安君的问题，却提出要为自己的少子舒祺谋个黑衣卫士职位的事，这就使太后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触龙此行只是为其子求情而来，从而拆除心中的戒备。触龙还说出“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的哀婉之词，在“爱子”上引起了太后感情上的共鸣。触龙正是以自己的爱子之心为诱饵，巧妙地引出太后爱子之情，从而过渡到长安君的问题上来。 再次用“旁击法”。话题虽然已转到少子（长安君）身上，但还不宜贸然接触到长安君当“人质”的问题，因此触龙又转弯抹角地把太后的爱女燕后与爱子长安君作一比较，故意强调太后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这里采用了旁敲侧击、避实就虚的方法，表面上大谈燕后之事，实际上是借客形主，是借燕后之事提醒太后考虑是否真正做到了比爱燕后更爱长安君。触龙提出了“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标准，并列举事实证明太后为燕后“计久长”，从而否定太后“（爱燕后）不若长安君之甚”。可见触龙强调太后为燕后“计久长”不过是作为陪衬，其真实意图还在于暗示太后为长安君“计短也”，并没有考虑到要使长安君“有子孙相继为王”。这样，就在不肯让长安君去齐作人质的问题上摧垮了太后的抗拒情绪。 最后用“直入法”。当太后接受了爱子必须为之计深远的道理以后，触龙紧紧逼进，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分析赵国及其他诸侯国侯位绝嗣的原因，就在于其子孙“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接着，单刀直入地指出，眼前太后只知一味溺爱长安君，“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这种作法是错误的。同时也指出，如不让长安君为国立功，则将难以“自托于赵”；太后为长安君“计短也”，必将重蹈前代“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的覆辙，后果之严重不言而喻。触龙这番剖析，把爱子之心与关心国家命运两者紧密联系起来，切中利害，不能不使太后心悦诚服，终于同意长安君到齐国去作人质。至此，触龙说赵太后大功告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