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我们的文风 萧三匝
我讨厌的文风不少，兹举几类： 一，引用过多。有些人写文章，仿佛不是给读者看的，通篇不加解释的术语，且随处引文，弯弯绕。有些所谓学术文章，引文高达五分之三，既然如此，写它做甚?这种文章给外行颇高深的感觉，其实不过是以艰涩饰浅陋，强不知以为知，说得严重点，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周作人后期文章，此病甚重，评论家居然认为其文有枯涩美，枯涩就是枯涩，与美何干?当代某才子，文章如网兜，不经意间总喜欢露出他那渊博的知识储备，他也以此自得、自炫，有论者讥讽他：君之大作去掉外国人名和名言警句，大概只剩“的、地、得”了。此乃妙评。另有一妙评说此类人：移动的书柜。
二，排比过多。当年读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几欲作呕，就是因为排比过多，这使我一度拒绝读梁的其他文章。后来读多了才发现，他有不少文章并不这样。在我看来，惯用排比是纵容感性的表现，排比能增加文章气势，但说理文章，应以见识取胜，而非气势，以气势为凭借的文章，往往见识短浅。其实见识短浅、理性残缺，又岂是气势可以掩饰的。 三，比喻过多。钱钟书的《围城》，遍地比喻，初看惊其神妙，细思嫌其卖弄。宇宙间事物，没有完全相同的，有很多也是不可类比的，强行比喻，貌似深会连类之理，实则不能深通个案之理。文学作品，巧用比喻，可生飞扬之致，说理文章，滥用比喻，是大病灶。非不能用比喻，应节制而已。 四，粗口太多。有些网络文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不以屡爆粗口为耻，且自感神勇，也能赢得网民赞赏。据说，这类文章是战斗的利器。但这类文章，往往不能深入说理，所以苍白。我以为，这类文章作者的斗士感不过是一种虚幻。长城绝不是孟姜女的眼泪可以哭倒的，也不是粗口可以骂倒的。诚然，语言是一个活的系统，不宜自树藩篱，但语言既为人所创造，同时反过来又会塑造人。写这类不避粗口的文章的人，目的或是用流氓手段对付流氓，但一国语言文字若因此粗鄙化，浸淫在这种语境中长大的孩子们怎可能优雅?对抗粗鄙的最好方式只能是优雅。 五，神谕体。有一类说理文章，是典型的神谕体，作者自居上帝之位，至少也把自己当成教主。这类文章表现出来的是不容分说的自负和俯视众生的傲慢，作者以反抗之名，行专制之实，他反抗专制，实际上又与他所反抗的对象共享相同的逻辑：你们这帮傻子，只配听我布道! 抛开文学作品不谈，我理想中的说理文章，一要有见识，二要准确，三要晓畅，四要有力度，五要简练，若能再有点文采，那就是意外之喜了。中国文章，我还是觉得先秦和魏晋的最好，比如，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锋直进，那是何等的痛快! 如上所言，文风映射世风，却也形塑世风，既如此，让我们一起来改造它吧。 附：《让县自明本志令》 孤始举孝廉[1]，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2]，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3]，欲为一郡守[4]，好作政教[5]，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6];故在济南[7]，始除残去秽[8]，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9]。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10]，顾视同岁中[11]，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12]，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13]，欲以泥水自蔽[14]，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15]，迁典军校尉[16]，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17]，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18]，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难[19]，兴举义兵[20]。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21]，后还到扬州更募[22]，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23]，破降黄巾三十万众[24]。又袁术僭号于九江[25]，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26]，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27]，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28]，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29]，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30]。又刘表自以为宗室[31]，包藏奸心，乍前乍却[32]，以观世事，据有当州[23]，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34]。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35]，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36]，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37]。”夫能以大事小也[38]。昔乐毅走赵[39]，赵王欲与之图燕[40]。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41]，况燕后嗣乎[42]!”胡亥之杀蒙恬也[43]，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44];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45]，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46]，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47]，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48]。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49]，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50]，以还执事[51]，归就武平侯国[52]，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53]。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54]，申胥之逃楚赏[55]，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奉国威灵[56]，仗钺征伐[57]，推弱以克强[58]，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59]。然封兼四县[60]，食户三万[61]，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62]，少减孤之责也。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三国志·武帝纪》，略去注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