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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哪一所大学才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止。在你心中，谁是第一？ 从逻辑上讲，答案理应是唯一的，只要有一种说法能够被证明与史实完全相符，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说法都是无法成立的。 “大学”一词本身并没有一个明确而统一的定义，再加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与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多个冠以“第一”名号的说法也是可以并存的。光明小薇整理了史上各式各样的“第一”大学，一起看看有没有你熟悉的学校吧～  圣保禄学校校徽 1571年，欧洲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澳门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西式小学——圣保禄公学。1594年，其升格为大学，并以圣保禄学院（俗称“三巴寺”）之名正式注册成立。这不仅是中国的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所西式大学、教会大学，而且是整个远东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式大学之一。  圣保禄学校校歌 1762年，圣保禄学院被葡萄牙政府当局关闭。在其前后长达168年的办学历史中，这所学院培养了数百名高级专门人才，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师生中不乏利玛窦、徐光启、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南怀仁、吴渔山这样的著名学者。  （京师同文馆旧址） 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最初，该校只是一所外语学校，1867年，京师同文馆在增设了天文算学馆之后，才算初具近代新式教育性质。与此同时，还提高了招生录取标准，并开始不定期地从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调取优秀学生来馆学习。 从1871年到1897年，京师同文馆又先后增设了德文馆、医学馆、格致馆、东文馆。1876年，建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化学实验室和博物馆。1888年，又建立了天文台和物理实验室。随着学科设置与仪器设备的日益丰富，京师同文馆的现代高等教育特征也愈加显著。  福建船政学堂旧照 1866年由左宗棠奏设于福州的求是堂艺局，至1897年，拥有造船、绘画、艺徒、匠首、驾驶、练船、管轮、电报八所学堂，这些学堂在习惯上一般统称为福建船政学堂（或福州船政学堂、马尾船政学堂）。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福建船政学堂可谓在国内开创了“厂校一体”、“产学一体”的办学体制，并且将普通高等教育、高等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与非全日制成人教育集于一身。该学堂还于1875年在全国率先派送毕业生出洋留学。以上种种办学举措，在中国教育史上均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福建船政学堂实足以堪称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高等专科学校。  圣约翰大学旧照 有不少学者认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该大学的前身是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于1879年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初为中学性质，到了1891年，年仅27岁的时任监督（或称监院，即校长）卜舫济在书院的西学斋设立正馆（即大学部），首批招收学生2人（次年再招1人），正式开设了三年制的大学课程。1895年，正馆首批3名学生毕业。 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建校初期，曾经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过多个“第一”：第一份文理综合性大学学报，第一场运动会，第一个校友会，第一个研究生院，第一份学校发行以及学生自办的英文刊物，第一次引入考试名誉制、选科制等西方教学制度，第一座现代化的大学体育馆…… 然而，“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近年来，随着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大家逐渐发现，中国近代最早的教会大学，并非是出现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而是诞生于偏处华北沿海一隅的一座弹丸小城——山东蓬莱！  登州文会馆旧照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若以名副其实地正式取得“大学”资格的时间而言，没有任何一所大学早于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会馆。 作为当时“中国最老的大学”，登州文会馆在中国教育史上创造的众多“第一”可谓数不胜数——第一套全面、系统的自然科学课程，第一批通行全国的新式教科书，第一个使用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第一个引进X射线理论知识，第一个使用发动机、亮起电灯、制造电子钟，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教学和写作，第一个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声学理论，第一首学堂乐歌，第一个发展学生自治组织…… 登州文会馆不仅仅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当时，文会馆拥有“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化学仪器设备”，与同时代的“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  （山东高等学堂毕业执照，山东大学官网）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在省城济南筹办山东大学堂，并聘请登州文会馆第二任馆主赫士担任总教习。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山东大学堂成功开学，是山东省第一所官办的高等学校，也是山东大学历史的起点。 除了京师大学堂与山东大学堂之外，在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堂、金陵大学、江南高等学堂、两江师范学堂、浙江高等学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河南高等学堂、云南优级师范学堂等全国各地的多所高校（包括它们的前身在内），均有文会馆毕业生在其中任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称登州文会馆为中国近代的“大学之母”，应该毫不为过！  1896年，梁启超在其《学校总论》一文中，就曾对全国各地的洋务学堂有过一段比较经典的批判： 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  （梁启超） 出任津海关的道盛宣怀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后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的丁家立，秉承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旨，一同商议开办一所新式大学。 1895年盛宣怀上书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希望能奏请光绪皇帝开办一所“天津中西学堂”。12月7日，英文版的《京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题为“A visit to the Tientsin University”的文章，并配以“北洋大学堂见闻”的中文标题。“北洋大学堂”这一名称，在其建立的当年便已启用，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被政府当局正式冠以“大学堂”之名的高等学府。而它正是现在天津大学的前身。  1899年底，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头班25名学生完成了四年的学业，经时任直隶总督裕禄考试合格后，成为中国人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由于该学堂为光绪皇帝御批官办，便获准在其正门上方镶嵌了一幅带有皇权特征的“双龙戏珠”图案，这在清末所有新式学堂的建筑物中堪称绝无仅有，以至于被世人称为“龙牌大学”。 （“钦字第一号”“考凭”） 1900年初，当时年仅19岁的王宠惠，从北洋大学堂获得了绘有蛟龙出海图样的“考凭”。王宠惠的这张“钦字第一号”“考凭”，堪称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由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大学本科毕业文凭。 与北洋大学堂的“国批官办”性质相比，稍晚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又更进一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批国办”的大学。
1896年6月光绪皇帝命令筹建京师大学堂，但是进展缓慢。戊戌变法光绪皇帝颁布的《定国是诏》，全文451字，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内容就有127字。之后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明确规定，“各省学堂皆当归大学堂统辖”，这就使其在充当“为各省之表率”的“全国最高学府”角色的同时，还必须身兼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职能，直到1905年学部成立为止。 （1903年京师大学堂重要教职员合影，新华网） 1902年初，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改为译学馆。当年年底，仕学馆和师范馆首次招生，这批学生最终于1906年毕业。1904年，又招收了第一届预备科学生，但这批学生直到1909年才毕业。 京师大学堂在开办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其办学层次与教学水平一直落后于北洋大学堂。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设立之后，京师大学堂最终还是达到了大学本科层次，并且在学科设置方面实现了后来居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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