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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于是军部就给香港司令下文，照顾陈家。当时物质极为匮乏，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唐筼就往外拖——陈寅恪的学识连敌人都征服了。 1948年12月，国民政府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即使这样，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遭到拒绝。离开大陆后，蒋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陈，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一直为蒋介石引为恨事。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是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再查找，后来查知是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优待。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解放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转达对他的关怀。他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 摘自《国学大师之死》当代中国出版社 陈寅恪的代价 作者:苏小和 在学术界，陈寅恪几乎是受各个派别共同拥戴的大师级人物，我个人在读书的过程中，对他的风范赞叹不已。但有一个问题我想谨慎的提出，即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什么陈寅恪不随同赴台，反而坚定的留在了大陆？陈留在大陆，给他的晚上生活和学术活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现在可以看到的醒目史实，是1953年中期中共的科学院打算调动陈到北京任职。以陈的学术风骨，他不去在情理之中。12月1日，为了给不去北京到任一个理由，陈寅恪口述，其弟子汪篯记录了他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今录其全文如下: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府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不谈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上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行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埋没。” 这封信是关于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担任一所所长一职的答复。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这三个所以及所长的名单为，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 与陈寅恪不同的是，郭沫若和范文澜当时是激动的到任。后来我们看到，郭成了文化的笑柄，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到今天已经没有价值，只有未到任的陈寅恪到死都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 问题是，陈寅恪对气节的坚持，是有代价的。首先是他一直蜗居在广州，这段人生中最后的时光，陈以一种彻底龟缩的状态，守着自己的心灵慢满过完。全国一片斗争之声，他的学术工作也只能彻底收缩，陈晚年缺少系统成果，就是这种收缩的显然证明。 让人不愿意面对的另一个事实是，陈寅恪的死亡细节也成为他主动留守大陆的代价。梁宗岱的夫人在《宗岱和我》一书中记载:“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一代大师如此卑微、屈辱的离开人间，让人唏嘘。如果当初他接受国民党的邀请去台湾，或者移居香港，我想大师的死亡仪式应该是能保持起码的尊严的。 相比之下，其他同时代的一些学者，由于时间和地点的原因，就有尊严得多。傅斯年是在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在演讲台上的，虽然年仅54岁，但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灾难还没有全面兴起，他也算是享受了哀荣。胡适死在1962年6月24日，当时他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一次酒会上，心脏病突然发作，就此离开人间，国民党给予了胡适极高的葬礼待遇。 关于陈寅恪晚年所撰诗文（尤其《柳如是别传》）所产生的争论 1982年，香港学者余英时见到他的朋友金恒炜先生，金当时是《中华时报》人间副刊的主编。二人谈起了陈寅恪的人和文，金对余的观点非常感兴趣，就怂恿余英时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被余英时称为“惹祸的长文”的《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当时这篇文字也引起了董桥的注意，董就提出在他主编的《明报月刊》上同时发表。 余英时在文章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1948年后到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对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充满着明末遗民式的悲愁苦恨，认为陈寅恪晚年决不曾对中共存在任何幻想，尤其不会‘靠拢’、‘认同’，甚至认为陈寅恪对当初自己“没有投奔台湾”。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第十五章“一段昙花一现的日子”里透露:“余英时的文章发表后，在胡乔木的指示下，广东省委有关方面开始布置写论战文章，此重任落在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写手身上，反驳文章先后在1984年、1985年的香港《明报月刊》登出。署名冯衣北。” 冯衣北写的《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文中极力否认了余英时对陈寅恪的观点正确性。当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冯衣北是御用文人，写的是“弦箭文章”。 《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花城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冯衣北著）书中简介云:“1983年至1985年间，香港报刊曾陆续发表余英时和冯衣北两先生的文章，就陈寅恪晚年所写的诗文进行了讨论，对已故史学家陈寅恪这一时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注意和兴趣。鉴于余英时先生的部分文章已于1984年结集出版，并拟于近期增订再版，我们特将冯衣北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并请作者增写序跋，对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辩。” 冯衣北据云即刘斯奋。 陈寅恪先生谱志（维基百科） 生平 江西省义宁（今修水县）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属陈氏义门堂。其父陈三立为著名诗人，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三江师范学堂总教席。少时在南京市家塾就读，曾师从国学大师王伯沆。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随南京矿路学堂毕业的长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巢鸭弘文学院；同年入读该校的中国学生还有鲁迅、陈师曾等人。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市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到中国。1918年冬获得江西教育司官费资助，再度出国深造，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通过留学期间的学习，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余种语言的能力，尤精梵文和巴利文，1923年陈寅恪在〈与妹书〉中明确地表示“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于希腊拉丁及英德法等之同属一系”。 清华时期 1925年3月再次回到中国，时吴宓主持清华国学研究院，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清华大学，应聘为中文、历史二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1928年暑假，回上海探亲，与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篑完婚。在此期间主要讲授佛经翻译文学、两晋南北朝隋唐史料和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1930年以后，开“佛经文学”、“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晋至唐文化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诸科，当时名家如吴宓、朱自清、冯友兰都来旁听，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得遍阅故宫满汉文宗。 抗战时期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其父陈三立忧愤死。寅恪悲恸过度，导致右眼失明。11月携眷南逃，途中手稿遗失甚多，任教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主要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专题和元白诗研究等。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中国史教授。隔年前往蒙自的西南联大，次年又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1940年9月，他离昆明赴香港，准备转英国。因战事未能成行，返昆明。在昆明期间撰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诗“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1941年受香港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地山所邀，任职客座教授，讲授隋唐史，仅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1941年8月4日，许地山逝世，接任系主任。1941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生活物资奇缺，由于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之，寅恪拒不接受日人馈赠。期间寅恪闭门治学，撰《唐代政治史略稿》一书。1942年，携妻女逃离香港，至桂林，中科院物理所长丁西林前去迎接，任教于广西大学。1943年12月再前往燕京大学。1945年，左眼失明。是年9月，前去英国治眼疾，却因耽搁太久，无法痊愈，仅一眼能见微光。1946年再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解放军渡长江，逼进北平，傅斯年电话催请寅恪南下，寅恪举家乘飞机至南京，次日赴上海。最后留在岭南大学，未能前去台湾[4]。 岭南时期 1948年底，任教广州岭南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为历史系、中文系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唐史、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1960年7月被聘任为中国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1954年，陈寅恪写成《论〈再生缘〉》，油印稿由章士钊带到香港，辗转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时轰动海外，议论纷纭，引起北京方面的注意。有关方面与郭沫若、周扬、齐燕铭等人交换意见后，决定在内陆出版陈著和郭亲自校订的十七卷本《再生缘》，以回应海外议论。然而，由于这部乾隆年间的虚构作品语涉“征东”,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特殊国际环境下，周恩来、康生出面中止了对《再生缘》的讨论，陈著与郭氏校订本也被搁置起来。胡乔木拜访陈寅恪时，陈氏因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即指此事。 文革时期 国务院副总理陶铸敬重陈寅恪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陈寅恪的眼疾。1962年，陈寅恪滑倒于浴盆内，右腿折断，陶铸派三名护士轮班照顾，助手为黄萱。中国文化大革命时，陶铸被江青打倒，陈寅恪同时遭到迫害，红卫兵冻结寅恪夫妇工资，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有诗云:“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刘节代替寅恪受批斗。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且骤发肠梗阻麻痹逝世。次月21日，唐筼亦逝。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回忆当时的情景:“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他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他就是这样被活活吓死的！” 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毛泽东）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关于“恪”的读音 这个字，被普遍读作“què（确）”，根据是:陈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系统，客家人读“恪”作“què（确）”。但据金文明《守护语林》中所作考证，这是以讹传讹之谬。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没有q这个声母，凡普通话q声字在客家话里多读作/k?/（符号?示送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课”注“恪”的国音，而用“确”注“恪” 的粤音。“确”的粤音为/k??k/，而据陈寅恪助教王钟翰回忆，陈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见“恪”绝不读“què”，惟其粤音注音字“确”的普通话读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聪明给“恪”编一个新音，是很荒谬的。陈寅恪本人也认为，用普通话时，“恪”当读作“kè（课）”，而这也是“恪”字在普通话中的惟一读音。 家庭 陈寅恪有三名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 著作书目 *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元白诗笺证稿》 * 《论〈再生缘〉》 * 《柳如是别传》 * 《金明馆丛稿初编》 * 《寒柳堂集》 *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 《陈寅恪文集》 * 《陈寅恪集》 * 《金明馆丛稿二编》 相关传记 *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 * 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1997年。 *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 * 李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 *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出版，1998年。 * 高阳，《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 * 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时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 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 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收入《陈寅恪书信集》 陈寅恪之死 1965年，垂垂老矣的陈寅恪于中山大学寓所，时骨折已三年 1969年10月7日，国学大师陈寅恪被批斗至死。 陈寅恪先生(1890-1969) 名动国际的中国史学大师之一，为本世纪学界所公认。自从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蛰居广州中山大学，当时铁幕低垂，消息隔绝。直到一九五八年他的「论再生缘」油印本流传海外，然后透出他的一点消息。在「论再生缘」一文中，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怀古伤今的感慨，从而可以窥见他当时苍凉的心境。首先为文指出这一点是余英时。后来寅恪先生的诗文流出渐多，英时又写了几篇有关的文章。八五年，英时赠我「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寅恪先生的诗很隐晦，又多用曲寄意，所以解读不易。英时独具慧心、绅绎先生的诗，把先生悲惨的生活，与沉痛的情怀表而出之。我虽佩服英时观察的敏锐入微，但总觉得心有不忍，甚盼英时所言，只是先生一时的心境而已，其伤心或不至如此之甚。不料最近读到陈键东新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他根据不少中共档案资料，具体叙述陈寅恪先生的生活，我把它与英时之文相对照，一则叙事实，一则述情怀，两者契合若符节。乃不得不承认英时所言不虚。 寅恪先生最动人一节是一九五三年拒绝接受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一番话。当时中共科学学院成立中古史研究所，聘寅恪先生为所长，特派先生的弟子汪钱带聘书南下广州接先生北上。时先生双目已盲，乃口述覆信，由汪钱笔录，他说: 「我的思想，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有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所以我说: 独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正如碑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无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岂庸鄙之敢望」……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见解再研究所学……因此我提出以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 寅恪先生的，句句掷地有声，他当时发此议论，能不被整肃，一由于他学术声誉的崇高，同时得到陶铸的保护。但到了六十年代，风声渐紧，他被学生指为反动派的祖师爷。学生们说: 「鉴于他已双目失明，终日卧床不起，决定把他养起来，作为反动教员，继续批判他的反动言行。」寅恪先生终于惨死于红卫兵折磨之下。六九年他自分夫妻必死，乃预制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伤哉! 在大陆，学术界的大名硕学，能以义命自持，不阿谀政权的，寥寥无几，唯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三先生而已。读寅恪先生晚年的诗文，不禁使人为之千秋洒泪。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絪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住居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的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曾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也。”这是陈寅恪心中“大师”的经典性标志，也是一个大师对另一个大师的敬仰感佩之语。只有开一代风气和示来者以规则，才堪当大师之任与大师之名号。此点在陈氏《朱延丰突厥通考序》中说得更加清楚明了:“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不仅是龚自珍的自白，也是陈寅恪的志趣和自道，他没有在任何场合自命为大师，更未在任何时候端过大师的架子。——这是陈氏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尊自重之处。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陈寅恪自甘寂寞，不动声色，唯以身示范且以皇皇巨著昭示来者。陈氏一生在学术上开创的名山大业，以及在乱离之世闪耀的人格光辉，令后人高山仰止，脱帽为之鞠躬致敬。 陈寅恪业归道山的许多年后，有研究者云，在学术领域，像他这样的大人物，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如果不是因为战乱纷扰、颠沛流离、命途多舛，陈寅恪的学术事业将更加磅礴盛大，气冲霄汉，会使沧海涌动、群山位移…… 然而，假设毕竟是假设，像梦也毕竟还是梦一样。早在1933年早春，鲁迅对《东方杂志》发起的“新年的梦想”征文中，就曾清醒而理性地说过:在这个社会上，“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产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想来陈寅恪于孤独凄苦之中，除了梦到“大同世界”，更多的应是梦到了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或者电刑外加享受乘坐“喷气式飞机”的待遇吧。只是属于他的好日子迟迟没有来到，至少他在死前未能看到那一天的到来。假如鲁迅地下有知，面对这位少年同窗的不幸遭遇，当情何以堪？ 晚年失明膑足的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时，曾提及少年时在南昌住居期间，一日偶随父亲三立夜逛书肆，购得尚有钱牧斋（谦益）序文之《吴梅村集》，寅恪读之竟至入迷，经年不忘。后来陈氏对文学兴趣大增，并致力于钱谦益与柳如是关系的研究，与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关系。进入生命的晚年，在肉体与精神陷入无限痛楚之中时，明末清初宁死不屈的一代奇女子柳如是便成为他生命中幻象和唯一的光亮。陈寅恪以惊人的毅力口述完成了洋洋80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这一“ 鸿篇巨制”的萌生问世，发轫于少年，志成于人生暮年，是陈寅恪所构建的托其心志，明其理想的又一心灵丰碑。此一巨大成就，正如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所言:“若非有无比坚毅之心力，焉能完成此大业？人类文化史数千载，失明史家之能撰大著，其类殆罕；陈先生之业绩，称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这一大奇迹无不可也！” 事实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只是陈氏晚年精神的寄托，并未能代替和了却作为一个伟大史学家的心意和志愿，与陈氏“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同学”的俞大维曾云: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是陈寅恪为沉湖而死的王 陈寅恪之死 一 探寻这位心实已死、只余躯壳忍受折磨的文化大师那不死的精神世界－尽管这非常困难，印痕已渺不可辨。据黄萱回忆，“文化大革命”期间她若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探问，但数年间她还是有一些机会与陈寅恪见面。 有次，陈寅恪突然问她“反动”二字作何解，黄萱无言以对。“通识”如陈寅恪，竟有如此一问，其悲愤莫名的心境可以想见。又有一次，陈寅恪对前来探望他的黄萱说:“我的研究方法，你是最熟悉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黄萱回答:“陈先生，真对不起，你的东西我实在没学到手。 ”陈寅恪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 二十多年后，回首往事，黄萱这样说:“我的回话陈先生自是感到失望。但我做不到的东西又怎忍欺骗先生？陈先生的学识恐怕没有什么人能学，我更不敢说懂得其中的一成。” 陈寅恪这些话表明，“没有参加运动”的老人，对形势并不陌生，他的思维依然清晰与敏锐。 从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多次被迫作书画检查交待，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据个别看过这些书面交代的人回忆，这些交代材料也有“文革”期间人人都不能不写的套话，但真正最能显示陈寅恪心态与风骨的，还是陈寅恪数次递交的“我的声明”。 1967年4月2日，陈寅恪便有这样的一纸“声明”:“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二十年间，晚年的陈寅恪为历史留下了多份“声明”及申述书函，从用词到行文风格，这份“声明”与陈寅恪以往的“声明”极为相似，当是陈寅恪发自内心情感的文字无疑。在最混乱的1967年，陈寅恪式的“尊严”，一有机会仍顽强地展示。可惜，相似的展示在今天已迹近难寻。那么，支撑着这位早几年已平静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文化大师，度过一千多个恐怖与痛苦日子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一份当年中山大学编写的“形势报告”，有一段充满了极“左”语言的叙述，为我们猜测陈寅恪在这三年的精神状态留下了极为重要的原始资料。 在陈寅恪生命最后的一年，中山大学对“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曾有如此描述:“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原文如此－引者）。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 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在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文化大革命”的无限上纲上线、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等等做法早为世人所厌恶，所以“文革”期间的材料可信程度应打上问号。但陈寅恪“一直态度十分恶劣”，引起革命群众“愤恨至极”，则完全有可能折射出历史的真实－陈寅恪纵死也“不甘心”。在中山大学当年的“总结”或“形势报告”一类的材料中，对“反动学术权威”一类的人用上“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等评语，并咒骂“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需知，这样的语言还是来自比较“正规”的校方正式文件、学习材料之中。校方痛斥陈寅恪“兴亡遗恨尚如新”一句诗，出自《论再生缘》中陈寅恪感叹与陈端生感同身受而吟咏的一首七绝。诗云:“红杏青松画已陈，兴亡遗恨尚如新。山河又送春归去，肠断 “不甘心”的陈寅恪，微弱的生命之火竟忽明忽暗地残存了一千多个日子，直到耗尽了最后一缕不平之气。从1959年陈寅恪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公开表达“死” 的意志开始，“死亡”的话题从此若隐若现地伴随着他的余生，但他一直顽强地活着。当无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死来解脱生命所不能随的屈辱与重压时，甚有条件自行了断此生的陈寅恪，却表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意志。陈寅恪的“不甘心”，绝非如“造反派”所认为的为了“蒋家王朝”。 在1963年至1964年的官方档案中，明确地记载着这两个“备战”风云甚浓烈的年头，陈寅恪对形势有如此判断，“他对国民党是否有能力反攻大陆表示怀疑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他（陈寅恪）表示高兴，认为我国有了核力量将会更加强大。”这些记载表明，陈寅恪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分析与评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陈寅恪的“不甘心”，也许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而他作为一个学人所表现出来的气节，至死不渝的精神信念，以生命惨遭蹂躏为代价，经受了平生以来最残酷的一次考验！ 二 陈寅恪没有死于精神崩溃，而是死于生理机能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折磨。令陈寅恪最感痛苦的折磨，是在“文革”中已成帮凶的一物－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 ”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在这段岁月陈寅恪如何忍受苦不堪言的摧残，想来其真相已永远不足为外人道矣。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便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以听觉达到摧残的手段，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梁夫人为这一野蛮行径添了一个有力的旁证。陈寅恪的心脏病日趋严重。 折磨，在1967年1月后进入高潮。陶铸被打倒，各路打着不同旗号的“造反派”纷纷上门逼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黑关系”。用“惨无人道”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1967年夏，唐篔心脏病发作，濒临死亡。大概是在这个时候，陈寅恪写下一幅“遗恨塞乾坤”的预挽爱妻的对联。联云:涕泣对牛衣，（廿廿）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牛衣对泣”的古典，比喻为夫妻共守穷困；“废残难豹隐”，道尽人生的无奈:天欲绝陈，先毁其目，后夺其足，即便命运如此，欲觅一避世隐居处了此残生也不可求。这副“预挽妻联”语气极之凄凉，在生命快将终结之时，历史与现实强加给人生的各种“俗累”逐渐隐去，最古朴的一种情怀开始弥漫。 生命经历了数十年的奋进、搏斗、挣扎后，终于又回复到它最朴质的本色:自它诞生之日起，便有万般忧愁，活着是一种痛苦。陈寅恪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副对联，非是文化意义的，更非是政治意义的，而是人类永远不能摆脱的一个感受－关于生命的苦难。 唐篔经年为病痛所困。在晚年，陈、唐两人一直认为唐篔将先陈寅恪而去，这也是陈寅恪在唐篔生前预撰挽联的一个内情。在1967、1968年之际，这对四十载相依为命的夫妻，陷入了“生不如死”的境地。在这段时期，陈寅恪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篔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篔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篔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篔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如“婴儿一般”失去旁人护理便无法生存的陈寅恪，在这一刻充盈着丈夫的怜惜之情。在陈寅恪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无限上纲上线的日子里，陈寅恪的“申请书”，无疑是用生命写就的。此时，陈、唐两人相依相存的情势已变成唐篔一人独力撑承两个生命的重荷。陈寅恪虽有两个女儿同在中山大学工作，但二女儿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就搬出娘家另住教工宿舍。三女儿也在1966年结婚迁出另筑小家庭。革命的风暴也给这些“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带来很大的伤害。陈家女儿们除了要参加运动，平时还不敢随意回娘家探望父母，免招来批判。在斗争陈寅恪时，据说陈寅恪的亲属中也有人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陈寅恪是大特务，陈家女儿也是特务”。亲属中还有贴大字报云“要坚决划清界线”。“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千万个家庭亲情的伤害，也在陈寅恪一家中有所反映。对于实际上已“死”过许多回的人来说，所有的伤害已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很淡漠…… 三 死亡的气息终于逼近。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十六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文革”结束后，陈寅恪获得“平反”，当年迫令陈氏搬屋的理由被解释为:“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用来作指挥部。”一位对陈寅恪晚年甚为了解的友朋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陈寅恪不搬家，也许还可以多活几年。陌生的环境，已不成样子的家，并未放松的逼迫……痛苦的一生在这一年已走到尽头。在这最后的时刻，甚少有人知道陈寅恪的真实生存状态。校园大部分人（包括陈寅恪两个女儿）都去了“五·七干校”，只有革委会与“工宣队” 等权力机构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 “文革”结束后，校方传出陈寅恪在最后的日子里还“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这个说法，正是源自这段“革委会”偶尔派人上门察看一番的时期。真相如何，恐怕永远都不可探究。因为直到陈寅恪死后，中山大学的有关材料依然用充满了“阶级仇恨”的语调，评价“比狗屎还要臭”的陈寅恪的所谓政治态度。死不悔改的陈寅恪，死后依然遭到诅咒。在这生命最后的二百来天里，陈寅恪已瘦得不成样子，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他也一语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 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陈寅恪死得很平淡。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这样死去，在那个年代很普通，很常见。经年的苦难一朝得结束，于陈寅恪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很平淡的死，只把悲壮留给了后人。对自己的结局，有一点是陈寅恪预测落空的，那就是他先爱妻而去。正因为这样，在他去世后，令人很伤痛的一件事发生了。 四十五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八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篔亦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篔死于心脏病、脑出血。但在这四十五天中，唐篔从容为自己安排后事唐篔连一些细微的事情也安排考虑到了，她曾对人言，“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该去了”。唐篔去世后，她这种异乎寻常的安排便解开了生与死的谜底。 死，是轻而易举的。唐篔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着生命，只需停药数天，生命的苦痛与哀伤便永远结束。十八年前，“我敬姐志节”的唐篔曾满怀感伤之情写下《哭从姐琬玉夫人》的悼念诗，诗中两次提到“琬玉夫人”殉夫事，并以敬怀的笔触写下这样两句:“姐母殉夫死，姐亦传其烈”。十八年后，抹不掉的人生烙印以死亡的形式显现。七十一岁的唐篔，平静地了断了缠绕七十一年的人生之凄苦。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篔，亦为陈寅恪而死。陈寅恪的人生，应该延续到1969年11月21 日这一天。 四 命运各异，但悲剧却相似。让我们看看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来往密切的一些人的最终归宿吧！ 陈序经，在1963年兼任广东暨南大学校长，1964年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副校长。“文革”期间，陈序经因岭南大学那段经历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和“国民党特务”，受到专案审查。1967年2月16日，一向身体很好的陈序经，在南开大学面积仅6平方米的临时居所里突然去世。“造反派”坚持说陈序经是畏罪自杀，结果解剖尸体表明，陈序经死于心脏病突发，时年六十四岁。陈序经身后遗下四、五百万字的著述。陈序经死后，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门当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共得款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周寿恺，五十年代后期任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并兼任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教授。“文革”期间因在四十年代曾为汤恩伯、俞大维、陈诚等人看过病而受到一连串的迫害与凌辱。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周寿恺被秘密地关押在“造反派”私设的牢房里，饱受摧残折磨。1970年6月15日，对内分泌学素有研究与建树的周寿凯，因 “造反派”拖延时日不给医治而死于胃出血，年仅六十四岁。 梁方仲，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因精神苦闷忧郁成疾，在1970年5月18日因病去世，年仅六十二岁。 刘节，是运动初期在康乐园第一个受到批判的人。在“文革”期间，刘节共遭受六十多场批判。最屈辱的一次批判，是斗争完毕，红卫兵们仍意犹未尽，当场喝令刘节“不准走出去，只能爬出去”。结果，在拳打脚踢与怒骂声的夹击下，年已花甲的刘节如狗一般爬出了中山大学的大礼堂。当社会传出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不堪受辱自杀身亡的消息后，刘节却这样对人说，“翦伯赞死得不值，每回开会批判我，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背得差不多了。”1971年，中山大学一份《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做法》的文件，对刘节有这样的记述，“刘节旧思想仍顽固，在学习班上还说儒家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共产主义精神，还大谈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吹捧孔子和封建主义。”1971年“林彪事件”后，“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杨荣国走红，与“尊孔”的刘节形成尖锐的对立。杨、刘两人十余年间的恩恩怨怨纠缠已变成一个不可化解的死结。刘节再遭精神上的迫害。1977年7月21日，刘节死于喉癌，终年七十六岁。刘节身后遗下十二箱古籍，因其居所潮湿，绝大部分让虫蚁蛀蚀掉，剩下的残卷不足两箱。 吴宓，“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七十年代初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69年，在一场批斗中吴宓左腿被“扭折”，从此只能倚杖艰难地行立；双目又因白内障一度“全盲”。陈寅恪晚年遭受“膑足盲目”的痛苦，吴宓都经历到了。这位毕生都具有书生气的学人，在“文革”期间有这样一个“笑话”:吴宓知道“造反派”即将来抄家，他想到了写了几十年的日记，便急忙请求一个亲友将日记运走。待这件事安排妥当，吴宓又忍不住在一本簿子上将此事详尽记录下来。后来吴宓果真被抄家，抄家者自然找不到吴宓的日记。但抄家者却发现了吴宓述“日记运走事”的那个簿子，遂按图索骥最终还是将吴宓视作毕生心血的日记悉数抄走。“迂”得可爱的吴宓，在1971年9月8日给中山大学寄去一信，探询陈寅恪夫妇的“生死情况。”历二十余年“新风尚”的洗礼，改变不了的还是人生。1978年1月17日，时年八十四岁的吴宓去世。可算高寿的吴宓，如何度过最后屈辱的十年，历史当还有许多“待发之覆”。 黄萱，1966年7月离开陈寅恪回到历史系参加运动。尽管这位善良的女性与人无争、与世无争，但陈寅恪的命运也就是她的命运。在“揭发批判”最紧张的日子里，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大楼，曾挂出一条从楼顶拖到楼底的巨幅标语，上书“黄萱与陈寅恪同穿一条裤子”。陈寅恪死后一年，校方依然逼迫黄萱交待所谓“与陈寅恪的关系”、“为陈寅恪干了些什么坏事”等材料。1969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清查小组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捕捉到一个“新动向”:逼令黄萱交出“从剥削阶级家庭得来的不义之财”。该年历史系一份总结报告逼真地描述了这一“革命行动”的全过程:清查小组第一次找黄萱谈话，“第一次面对面交锋，黄萱就交出二万元存款”。事后清查小组成员分析，第一次交锋远未触及核心。第二次谈话，清查小组规定黄萱反复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两篇光辉著作”，“黄萱流下了眼泪”。结果，“第二次交锋黄宣交出九万元”，“第三次交锋黄萱交出二十万元”，“第四次交锋黄萱再交出公债八百元”。在数天之间，“毛泽东思想显示了巨大的威力”，“黄萱被迫交出了三十二万劳动人民的血汗钱。”但命运并没有放过一生淡薄名利与金钱的黄萱。1970年，她挚爱的丈夫周寿恺怪遭折磨而死。其时她正在“五·七干校”，竟不能看丈夫最后一眼，留下了终生的痛恨。六年后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又夺走了她心爱的两个小外孙。至此，这位目睹了与经历了太多苦难的女性，已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当年，陈寅恪对自己这位外表很平凡的友朋曾有这样的评价:“拿得起，放得下”。 1973年，六十三岁的黄萱悄然退休，开始住在广州，后移居故土厦门。在鼓浪屿那座宽阔的别墅里，这位陈寅恪晚年重要的历史见证人，超然世外，日观云海，夜听涛声，依然勤奋地读书，静静地感觉日子的流逝。拿得起，放得下。陈氏知黄萱深矣！ 端木正，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此事曾引起陈寅恪的不满。这是迄今仅见的陈寅恪同情右派分子的一次档案记录。“文革”期间端木正再受冲击。1979 年中山大学恢复成立法律学系，端木正出任首任系主任，后兼任中山大学法学研究所所长。1990年，端木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最年长的法官。在陈寅恪晚年信赖的友朋之中，端木正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目睹了历史的沧桑变化，他有幸在晚年能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热和光。历史毕竟在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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