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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开始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今年正值100年。这一运动掀开了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共同体裂变与重建的新的一幕。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近代裂变和重建这一角度回顾这场运动，可以得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启迪。 严复、陈独秀所倡导的西方观念和目标模式，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无疑是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 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近代以来的深刻裂变，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开始的。近代西方文化、西方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冲击，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信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进化法则的进步主义和与工业文明相伴的技术至上主义、机械主义；第二个方面，是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伴的个人本位主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第三个方面，是将人变为经济人、自利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实利主义。 严复1895年在天津《直报》发表的《论世变之亟》中，对所谓中西方文明做过与此非常类似的比较，已清楚显示西方这些核心观念的冲击是多么强烈。他写道：“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其实，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不像严复所描绘的那么僵硬、单一，二者也并非那么完全截然对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泛滥，工业文明的确立，近代西方确实产生了一系列不同于往昔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它们首先改变了西方自身的文化，对中华文化而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当是很自然的事。 在作为《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高调揭示新文化六大纲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大纲领，无一不是以近代西方为坐标；无一不是将近代西方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经济的泛滥、工业文明的确立而产生的部分观念与制度，视为中国必须原封不动照样复制的目标模式。 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真正裂变，根源于中国自身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及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 严复、陈独秀所倡导的西方观念和目标模式，对中华传统文化而言无疑是来自外部的巨大挑战，而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真正裂变，最终还是根源于中国自身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根源于中国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 其一，现代资本、现代市场、现代工业的产生，它们在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中成为一支全新而巨大的社会力量；其二，新知识结构的形成与中国整个知识结构的巨大改变，使得新的知识群体在传统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产生；其三，现代劳动与现代劳动者的产生。许多人离开了传统的农村，离开了传统的农业劳动，进入现代城市，进入现代工厂、现代商店、现代企业，成为直接社会化了的新型劳动者；其四，近代中国政治权力构成及其运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重新组合，它在传统中华文明共同体中也注入了新的元素。 然而，中国自身内在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新型社会力量的崛起，都才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基本上局限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一些城市，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三角一些城市，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一些城市，加上沿长江、沿铁路线的一些城市。在中国广大传统农村的包围中，它们的规模与实际力量都还相当有限。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西方自己对自身发展的目标模式已经开始了深刻的反省，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实践中全面否定这一目标模式。在中国，现代资本、现代市场、现代工业如何能够在中国原有的土壤中生下根，而不是游离于中国原有土壤之外，力量还很单薄的新的知识群体与现代劳动者如何能够同中国所固有的广大农民及士人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相对立，简言之，如何寻找到适合中国历史与现状的道路，人们还在艰难地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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