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武雄才的孙权晚年何以沦为昏君？

神武雄才的孙权晚年何以沦为昏君？

 

 

 

作为三国的一方霸主，孙权统治长江以南长达半个世纪。但孙权其人，早年与晚年的表现，堪称判若两人。早年的孙权神武雄才，用人不疑，任才尚计，赏不择怨，由此指挥部下破操赤壁，败备夷陵，擒羽荆州，成就了东吴的鼎峙之业。但晚年的孙权，老悖昏惑，独断骄奢，刚愎自用，废除无罪之子，最终沦为昏君，为吴国的灭亡埋下了祸根。这种强烈的人格对比足以够得上人格分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前期的孙权，备受各方豪杰的推崇，不但曹操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慨，刘备也有“吾不可以再见之”的赞叹，至于曹魏的谋士，如程昱、刘晔、贾诩等，也都对孙权的政治之才百般推崇，而蜀营的诸葛亮、蒋琬、费玮等人也对孙权的用人之术钦佩不已。由此，孙权早年的业绩被后人大为歌颂，如北宋的苏轼曾豪言“亲射虎，看孙郎”，南宋的辛弃疾也诗云，“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明朝的王夫之也谓叹“信之也笃，岂不贤哉”。

但晚年的孙权，性情大变，言行举止好似昏庸君主一般，极度敏感、猜疑成性，并十分容易产生焦虑和妄想，由此他越来越独断专权，滥杀功臣，使得东吴的稳固局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派使者向孙权称臣，因为当时公孙渊是魏国的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魏称臣的举止让孙权异常自得，打算派遣使者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更派张弥等将兵万人支援。对此，文武大臣都极力反对，声言这是公孙渊的计谋，因为他背叛魏国后受到压迫，想利用东吴来对抗魏国，所以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只需派个使者去即可。可孙权不听群臣所劝，坚持派了使者和将领前去。事实证明，孙权果然上了公孙渊的当，公孙渊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者，又归降了曹魏一方。这使得孙权勃然大怒，声称：“我活了六十岁，还没有被这样的人所骗，要不杀掉这个鼠辈，我还有什么脸面在皇帝位置上坐着！我一定要亲自去杀了这个小人，以解我心头之恨。”这次没有任何胜算把握结果的战争，最终在大家的苦苦劝说下被放弃。但孙权独断专行的决策，与他早期的表现截然相反。

例如，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挟新败刘备之勇，写信给孙权，要在江东决一雌雄。当时东吴内部分为主战及主和两派，主和派以张昭为首，孙权虽不甘新不战而降，却对张昭的意见十分尊重。后来主战派的鲁肃请周瑜返回劝说孙权，说明降曹的种种弊端，并坦言此战有望获胜，孙权才果断决定，以周瑜为统帅，出兵与曹操决战。这便有了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

吴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孙权由于没有听张昭的苦心相劝，一意孤行，派遣使者去辽东，结果自取其辱。张昭一气之下装病在家。孙权闻知后很生气，命人弄来泥土，将张昭家的门口堵住。张昭气愤之余，也让家人从里边也用泥土堵住，自己干脆不出门了。虽然后来孙权亲自求张昭出门才化解了这场闹剧，但与其前期得虚怀若谷相比，孙权明显变得固步自封起来。

想当年，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在武昌临钓台饮酒，喝得酩酊大醉。时任辅吴将军的张昭，板起脸孔，一言不发地离开酒席。孙权派人叫他回去，问：“今天只不过是共同饮酒取乐，你为什么发怒？”张昭回答：“过去纣王造糟丘酒池，作长夜之饮，也是为了快乐，不认为是坏事。”孙权听了，脸上露出惭愧的神色，于是立即撤了宴席。那时的孙权，尚能虚心听取张昭的劝告，并勇于改正错误。

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孙权设立中书校事，以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人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又十分残忍，使得许多大臣斗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重臣得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言至流涕”。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由于太子孙登早逝，东吴朝政陷入太子之争。孙权听信谗言，有意废黜新立太子孙和，陆逊屡次上疏陈述嫡庶之分，并请求到建业来面述自己的意见，孙权不但不许陆逊还都建业，害以亲附太子之名处罚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放外地。此外，孙权还多次派遣使这前去责骂陆逊，由此陆逊忧伤过度，含恨而亡。

如此令人心寒的行径，与之早年对陆逊的重用成对比鲜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孙权为夺回被刘备所占的荆州，听取了吕蒙的建议，利用关羽的高傲自大，以缓兵之计迷惑关羽，然后出其不意会偷袭关羽。在此当中，孙权大胆派遣当时还是名不传经的陆逊去接替吕蒙的职位，并拜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陆逊果然不负所望，力擒关羽，获得了荆州一役的全面胜利。建安二十四年，陆逊又临危领命，抗击刘备的进攻，最终以火攻大破之。之后，孙权再拜陆逊为右护军、镇西将军，进封娄侯，镇抚荆州，可谓容极一时。

孙权到了晚年，骄奢淫逸，又好神仙术，一度遣将入海求亶州仙山，导致吴国赋役繁重，刑罚残酷，由此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民经常起义反抗。当时陆逊曾上书，劝谏孙权实行恩德治国，放宽刑罚，并减轻赋税。孙权却在复信中为自己残酷刑罚作辩护：“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警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

孙权的这些表现与其早期的恤民如子有天壤之别。孙权在执政初期，对危及东吴稳定的山越人也是以安抚为主的政策，强壮的青年人充实军队，老人、妇女则一律从事农业生产，由此后方得以彻底稳固。孙权设立屯田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了促进民生，孙权害多次宽赋息调，“尽除荆州民租税”，并下令诸将要居安思危，加强武备，崇尚节俭。

吴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太子孙登病逝，年仅33岁。在以后的9年内，孙权先后废了第二任太子孙和，赐死了四子鲁王孙霸，最后立七子（幼子）孙亮为太子，并立孙亮之母潘氏为皇后。而潘皇后生性妒忌，虽身居皇后位置，但仍不满足，还想做女皇。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这为日后的吴宫政变埋下祸根。公元260年，孙亮遭到宗室大将孙琳的罢黜和杀害。而东吴第三位皇帝孙休也饱受权臣之苦，在位7年即英年早逝。到了第四位皇帝孙皓，则是残暴荒淫，最终导致吴国被晋国所灭。

综合孙权晚年的昏聩表现，及其早年可圈可点的政治谋略和用人之术，其人格裂变之巨，可见一斑。不过这是帝王晚年常见的通病，前有汉武帝，后有明太祖，孙权的人格裂变也就不足为奇。

公元222年前后，是孙权人格分裂的分水岭。而其人格转变，并不是突发而成，而是深有缘故的。概括说来，这是他角色的转变的恶质化结果。

具体来说，前期的孙权只是东吴的统治者，尽管东汉的皇权已经名存实亡，但孙权仍旧是处于人臣之位。而后期的孙权则越来越是个君主，而从“一人之下”的地方诸侯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帝王，孙权的心理产生了质的变化。他由礼贤爱士，虚心纳谏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此外，权力使人产生自信，也使人产生焦虑。其权力越大，焦虑也越大。根据帕森斯原理，在官场上，上级选拨下级，一般都不会选那些比他本人聪明或能力比他强的人。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上级是不会允许下级在任何方面超越自已的，那样会威胁到他的地位，损害了他的威望。例如陆逊，本是“世江东大族”，家族姻亲甚为显赫，由此功高震主，为孙权所畏忌。这样，陆逊越是拥戴太子和，孙权越疑惑不安，怕将来陆逊也导演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剧。因而他逼死陆逊，而选择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侨居大族诸葛恪为首辅。

再者，相比较前期动乱不安、征战不断的环境，吴国立国后，疆域大致确定，政治环境相对平和。孙权对外攻虽不足，守则有余，足可划江自保。因而将政治重心放在吴国的治理上，整顿内部，回笼权力。孙权也由此变得骄奢淫逸，丧失了原有的自我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