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照片上看：爷爷有点小帅，是枚小鲜肉，他父亲在澳门经商，本身是个“富二代”家世和学历都不错。奶奶长了一张大众脸，放在人堆里一点也不显眼，用端庄和顺眼两个词形容足已，奶奶出生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医生世家，是个书香门第。
爷爷和奶奶都是一九一
一年到美国的公费留学生，奶奶是在广州考上的第一届广东女子留美学生，当年一共招收了四名女生，我奶奶是其中之一。我爷爷也参加了广东省的招生考试，但由于考生太多，成绩不突出没考上，于是他赶紧前往北京的清华学堂，参加那里的招生考试，结果不负众望，考上了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学生。那一届共招收七十人；考试共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和英文，合格者才能考第二场的各科学科，排名按两场的平均分排。语言学家赵元任考第二名，平均分73分，比第一名只少6分；地理学家竺可桢考第二十八名，平均分63分；我爷爷考第四十六名，平均分60分；大文学家胡适考第五十五名，平均分59分，但是他的国文成绩非常优秀，是100分，虽然英文考得不怎么样，但是一平均就拉抬了分数，几乎以包尾的名次获得录取。
他们这一批留学生全部进了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大概是要先补习英文适应大学的英文教学，然后才按自己的喜好选择攻读的学科，我爷爷喜欢读化工，所以考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四年后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再去密西根大学读研究生，一九一八年取得硕士学位回国。
我奶奶考国文（八股文）的时候不及格，英文却考了很高的分数，因为我奶奶从小在香港的拔萃女校读书，除了国文和历史都是用英文教学的，她的英文特别好。所以在广州补习了一年的国文，考试及格才于一九一
一年放洋。
我爷爷和奶奶的缘分，是从读岭南学堂时开始的，他们俩是同学但是还没有谈恋爱，清朝末年，社会风气还很保守，男女不能同校学习，岭南学堂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只是因为我奶奶的父亲是岭南学堂的生物教师兼校医，学校答应他可以让子女免费入学，他才上任的。所以我奶奶和她姐姐才得以入读男校，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右图是 奶奶和她姐姐（右）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岭南学堂是美国的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校长是美国人，该校的优秀学生可以直接到美国留学。奶奶的姐姐早她两年已经拿到岭南学堂
 的校长奖学金赴美留学，进入威尔斯里女子学院学习，最后以教育硕士学位毕业，是在该校学习第一位中国人。我
奶奶一到美国就进入史密斯女子学院读书（注：史密斯，布朗和威尔斯里三所女子大学，是美国的三大著名的女子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学位后，再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系读硕士，一九一八年回国。
回国后我爷爷先是在金陵大学任教授，后来回广州在宋子文的提携下进入政界，但是他非常痛恨官场的尔虞我诈和溜须拍马，宁可到处筹措资金自己开办实业，也不愿意再入官场仰人鼻息，他的决定得到了奶奶的大力支持，认为我爷爷不为五斗米折腰是有骨气的表现。我奶奶一回到广州就和爷爷结婚了，他们是在美国开始恋爱回到广州才结婚的，一九二零年生下了长子——我的父亲，生了孩子之后她并没有待在家里，成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而是像男人一样，一辈子都在职场上拼搏，事业和家庭两不误。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她担任过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广州市教育局的督学，广州执信中学的校长，广州第三中学的校长……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零年的十年间，她共生育了五名子女（三男二女，有两位早夭），工作和生孩子同时兼顾（家里雇有保姆和家庭教师），唯一的缺憾是奶奶不怎么会干家务，家里雇有佣人，她很少下厨房做饭炒菜，但是如果哪天厨房跟进了贼一样，锅碗瓢盆都摆乱了位置，屋里一片狼藉，不用问，那肯定是她做过饭了。
我爷爷开过机械化的制砖厂，开过建筑公司，开过化工厂，但是干实业很不稳定，有时赚钱有时赔钱，家庭的经济收入主要靠奶奶。她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和教育局督学时的工资是三百块大洋，那时一般人家有五六块大洋一个月就能温饱了，可见她的收入是多么的丰厚。我奶奶有“女中豪杰”之称，心胸非常的豁达，视钱财如粪土，花钱大手大脚，对亲戚朋友极其慷慨，（我有个在香港中文大学当教授的表妹继承了其外婆之遗风，对人也是非常慷慨）怕男人出去没面子，经常往我爷爷兜里塞钱，至于他拿钱出去怎么花，从不过问。我爷爷有奶奶做坚强后盾，不用担心家用和子女教育经费没着落，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一有钱就买古董，吃喝玩乐，奶奶娘家人总批评她把我爷爷惯坏了，她却不以为意。别以为我奶奶学历高，收入高，职位高一付女强人的模样，肯定是个处处咄咄逼人，颐指气使的女汉子。其实不然，实际上她脾气很好很温柔，说话轻声细语，是个外柔内刚的女人。
在教育孩子方面，她从不责打孩子，以说服教育为主循循善诱，不束缚孩子的天性和爱好，让子女自由自在地成长；爷爷和奶奶预见到掌握一门外语对孩子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从小就在家里和孩子讲英文，正是由于流利的英文沟通能力，三个子女中，两个儿子三十多岁就都当上了总工程师，女儿是主任工程师；我姑姑五十岁还自费到美国留学并取得硕士学位，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医学院工作到退休。我奶奶不仅自己事业有成，三个子女也是成功人士，当年我爷爷能娶我奶奶真是慧眼识珠，捡了个大漏儿。
我爷爷是庶出，他母亲是父亲的第四个妾，年轻时仗着外貌和生了三个儿子的本钱得过宠，攒了不少的私房钱；她读过私塾有点文化，知道男人是靠不住的，儿子才是自己老年的依靠，所以拼命供儿子读书，三个儿子都是著名大学毕业（清华，复旦，同济），我爷爷还娶了个留学生回来做媳妇，给身份低微的老太太脸上增了不少的光。当时的广州，媳妇称婆婆不是“妈”而是称“安仁”，我奶奶从小在香港长大，自然不懂得这些规矩，进了门就叫婆婆为“妈妈”，以为跟着丈夫叫是没错的，而且婆婆的表情也是笑眯眯的，好像挺受用的；他两个弟媳妇进门有样学样也管婆婆叫“妈妈”谁知道婆婆立马板起个脸说：“你们要叫”安仁“不能叫”妈妈，她是留学生”。天啊！留学生跟非留学生，连叫婆婆的称谓都有这么大的区别，难怪那两个媳妇说：“将来若是生个女儿，砸锅卖铁也得让她去留学了”
我五岁的时候从湖南回广州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了两年，因为他们每天饮早茶都不带我去，我就把爷爷的眼镜藏起来以示报复，等爷爷要看报纸到处找眼镜的时候，我就不吱声，暗中偷着乐。后来眼镜被爷爷找到了，他只会用眼睛看看我，那意思是：我知道是你藏起来的，小捣蛋！爷爷和奶奶从来也没骂过我，也没打过我，虽然我小的时候很淘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在一九五六年，那一年，爷爷从广州到天津出差，还有随同的五六个人一起到解放北路的研究所筹备处探望我们，大家一起吃了顿饭，一九六零年，爷爷脑充血晚上睡眠时去世，享年七十岁。
一九六八年，我在学校搞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被分配到内蒙古的扎赉特旗当知青，奶奶听到消息，写了几封信给爸爸，劝我不要去去内蒙，她说：反正是到农村锻炼，回广东老家也是一样的，内蒙古气候太冷，生活条件太艰苦，你会受不了的。最后我听从了家人的建议回到了家乡广东南海插队当知青，这里虽然也很艰苦，但是跟内蒙古比起来还是有天壤之别的，起码收入高很多。一九六九年，奶奶患癌症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奶奶以她刚毅温柔的性格，传奇般的学历和经历，赢得了子孙后代对她的尊敬和崇拜。我们永远怀念她——这个非凡的女性。
建于1921年的“执信中学”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他的战友朱执信先生而建立的，现在是省重点中学，我在此工作了八年，该校的第一任校长是我奶奶。我女婿说：跟你们的校门相比，我们上海交大的校门简直就是个小庙。（何止是上海交大，北京大学的校门跟它相比也不过是个小庙门而已。）执信中学四个字还是廖承志先生题写的捏。
这里是行政楼，里里外外都翻新过，修旧如旧。门前的汉白玉雕像是朱执信先生。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就在行政楼前举行。
我奶奶的父亲（廖德山）和孙中山是在广州的博济西医学堂读书时的同窗，这张赠与的照片是为革命筹款之用。原件保存在广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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