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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敏
母亲年轻时，有一个在绍兴城里和浙东大地上远近闻名的称谓：“三小姐”。 “三小姐”既是母亲在家中的排行和族人对她的昵称，又是抗战时期母亲做党的地下交通员时用的代号。我曾经问过母亲，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别人都叫你“三小姐”呢？母亲淡淡地回答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我早就忘记了。 也许，遗忘是人的本能，历史上总有一些事情容易被人遗忘和忽略，但也恰恰总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就藏匿在遗忘和忽略的事物中。 我就是在采写“母亲的1976”时，一步一步走进了母亲的生命里程，也走近了一个名叫“三小姐”的、以往我并不完全了解的女人。
母亲原名叫董嬿珍，出生在浙江绍兴渔家渡一个名号为“董久大”的工商大地主家庭。母亲系正房嫡出，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但由于母亲的亲娘性格懦弱，又多病缠身，在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我的外公，也就是母亲亲爹的偏房方娘却精明强干，反倒在这个家中一言九鼎。方娘长得漂亮，一双媚眼会说话，且伶牙俐齿，柔中有刚，颇得外公欢心。方娘原是绍兴城里一家妓院尚未接客的雏儿，有一回外公去绍兴谈生意，完事后心里畅快便去了妓院寻欢。没想到这一去就见到了方娘，立马被她水灵灵的眼神勾了魂，花大价钱将她赎身带回家。进入董家大门时说是给外婆买来的贴身丫鬟，可不出几月就被外公收了房。外婆虽然心里憋屈，但方娘伺候她也还算尽心尽力，便也不好再说什么。没想到方娘做了姨太太之后地位骤升，几年工夫她就几乎成了一家之主。外婆病怏怏地看着家中江山流入自己的丫鬟手中，却是无可奈何。方娘倒是不忘根本，对家里的长工和下人亲如兄弟姐妹。母亲从小跟方娘长大，耳濡目染，也更愿意和长工下人亲近。现在想来，母亲做事的泼辣干练，秉性中的倔强、吃苦耐劳，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方娘。虽然母亲有时候仍然会流露出小姐脾气，常常显得心高气傲，但她手能提，肩能挑，下地能做农活，在家会做家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闺阁千金的礼仪被她嗤之以鼻，我行我素的性格从小就显出端倪。董久大全家上下对这位另类的“三小姐”不知所措，到后来连方娘都觉得母亲有点出格。
我后来问母亲，是什么原因致使你离家出走，抛下荣华富贵，选择颠沛流离呢？我以为母亲会说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没想到平时性格爽朗的母亲对我的提问却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几次追问，母亲才缓缓地说：董久大外表光鲜，其实内部早就从根上烂了。
人说“富不过三代”，董久大传到三代四代时，列强入侵，战乱频繁，董久大的后代们一不愿经商，二不想读书，三不会理财，董久大几房大院里的大多数老爷、少爷、太太、小姐，都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生活，抽大烟，打麻将，男人三房四妾，女人虽也锦衣玉食，却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董久大的长房长女寿宝和二房次女婷宝，都长得娇美可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长辈眼里，寿宝和婷宝知书达礼，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像母亲整天混在下人堆里，喜欢在灶头烧火，在水缸盖上坐着纳鞋底，要不就是躲进藏书楼爬上梯子看书。董久大上上下下都觉得“三小姐”做事有失身份，加之她经常在下人房里窜进荡出，不顾小姐体面，所以无论是主子还是佣人，看她的目光都有些异样。 有一次母亲头上生了虱子，方娘叫人剃光了母亲的头发，母亲顶着一颗青瓜脑袋依旧没事人一样跑来跑去。从此以后，董久大里的人都叫母亲“瘌头婆嬿珍”。 然而，被家族看好的寿宝和婷宝都按照父母的意思分别嫁给了赌棍和酒鬼，门当户对的婚姻却没有带给她们幸福，反倒让两位娇嫩美丽的小姐终日以泪洗面，先后抑郁而死。母亲从两位堂姐姐身上看到了董久大慈善背后的冷酷无情，更看到了没落腐朽家庭的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她不想步姐姐们的后尘，任人摆布自己的命运，但却苦于自己一个弱女子无法与封建家庭对抗。 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董谋先，是一个思想开明进步的热血青年，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舅舅假期回家探亲时，对母亲谈了外面的大千世界，谈了正风起云涌的抗战形势和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他鼓励母亲一定要冲破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要求知，要自立。舅舅在母亲心中开启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播下了一粒叛逆的种子就走了。 不久，上海沦陷，复旦内迁，舅舅从此下落不明，杳无音信。母亲刚刚在心头点燃起的一支小小的明亮的蜡烛熄灭了，她重新失去方向，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一度甚至有过厌世的情绪和出家的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遇到了父亲。
1941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江浙一带亦是一片白色恐怖。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劝降不成，便严刑拷打。刘英忠贞不屈，壮烈牺牲。 其时，中共浙江地下宁绍特委和所属的绍兴县工委为应对严峻的形势，采取了紧急措施，异地调动交流干部。 我母亲的家乡渔家渡，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却只有一所初级小学，师资也很弱，许多学生家长要求将这所小学改办成设置高小的完小，学校正打算聘请一批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老师。中共绍兴县工委得到这一信息后就想方设法，先后调去我父亲、钟少白（女）、陈苏亚、钱友甫等四位党员干部到该校任教，并建立了渔家渡小学党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他们公开的身份是教员，暗地里却领导和开展绍南一带党的秘密工作。 新设的高小班，人数虽然只有十四五人，但年龄跨度和文化程度却参差不齐，年龄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龄大的却已二十多岁；有的是中学学历，有的却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上完。 母亲当时已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家里正张罗着要给她许配人家，母亲坚决不从。听说渔家渡小学新来了几位年轻的教书先生，母亲便向家里提出要去上学。家里自然是反对的，方娘更是在外公枕边吹风，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大不中留，赶紧给三小姐找个婆家”。 这是母亲第一次和方娘之间爆发战争，母亲从可怜的亲娘身上看到了封建家庭中封建礼教下女子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悲惨结局。母亲决心要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她一定要紧紧抓住这次上学的机会。母亲从来说一不二的性格，让外公和方娘也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让下人守住大门，不准三小姐离开家门一步。 就在这时，以父亲为首的学校党支部成立后，即刻开始以访问学生家长的方式，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董久大是当地的望族大户，当然是学校党支部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家。 当穿着长衫的父亲，走进董久大的高墙大院，儒雅地在客厅里和外公交谈时，被关在闺房已久的母亲伺机冲进客厅，当着父亲的面，再次向外公提出自己想要读书的愿望。外公是要面子的，他不愿意在斯文的教书先生面前留下一个封建老古板的形象，只好显得很开明地一挥手，同意了母亲出去上学的请求。 重新迈进校门的母亲其时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一大胆抗争，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父亲向校方提议并获得同意，开设了一门政治课，采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钱俊瑞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自编并油印了一套教材发给学生，在讲课的同时，对学生们进行抗日救国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宣传和讲解妇女应该如何反封建、反压迫、求自主。 原本整天在死气沉沉乌烟瘴气的家庭里备感窒息的母亲，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她断了音信的哥哥的影子，心中重新燃起了追求理想的火花。在同学中，母亲称得上是个核心人物，不仅是因为她聪慧漂亮，也不是因为她董久大三小姐的身份，而是她独立自强的性格和大胆泼辣的办事能力。 父亲很快就看出了母亲希望冲出家庭牢笼，向往革命的决心和愿望，他开始更多地向母亲灌输革命思想，并有意识地培养母亲参加一些外围的抗日工作。如当时任共产党绍兴县工委领导的马青、方晓、赵禹等人先后来渔家渡检查工作，母亲会按照父亲的授意，想方设法利用家庭的关系为他们安排好食宿；学校党支部与隐蔽在周边的石浦小学、董家塔小学的地下党员之间的来往信件和消息，也往往由母亲秘密传递；当党组织在经费方面遇到困难时，母亲又偷偷地从家里拿出钱来解燃眉急。
自1941年秋天到1942年夏季，绍兴县工委调我父亲带领一批党员干部去姚北、绍北、虞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先是组建浙东游击大队，后因故改编为汪伪的浙东自卫总队第六大队，继而打入以万里浪为首的汪伪绍兴特工站（对外称35号），建立起该站的百官办事处（对外称10号）。 …… …… 【选读】 【全文刊载于2015年第6期《收获》《说吧记忆》专栏，11月16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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