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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应该自外于市场 首先，政府从来就没有自外于市场。 有人说，西方国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政府是不参与市场的。错！那个时期，同时也是殖民主义扩张时期，是西方国家政府用对外暴力征服殖民地，从而扩大海外市场的方式，向本国市场各方推出海外市场资源。也就是说，那个时期的西方国家政府，同样的在参与市场，不过形式与今天不同而已。 当世界市场已经分割完毕，西方国家不再能够通过殖民战争，来向本国企业与居民提供新的海外市场资源，又一时还不能放弃原来的治理模式的环境下，西方市场经济就濒临崩溃了。首先用一战毁灭了一部分生产力；接下来用大萧条进一步毁灭生产力；然后再用二战接着完成治理模式转变前的市场供求平衡过程。最后终于实现了市场治理模式的转变。也就是人们说的“政府干预市场”。其实不过是政府改变了向市场推出的资源的内容而已。 其次，政府不可能不参与市场。 市场是由企业、居民与政府共同组成的。它们各自有各自的要求，需要在市场上实现。同样，他们也只有在市场上推出被市场认可的资源，才能够获得他们需要的财富。企业与居民与市场的关系这里不用说了。政府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为了维护市场，也必须有可以支配的资源。而政府对于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对于市场规则的制定与修改，就是政府向市场推出的资源。 本质上， 政府的收入也是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如果政府推出的资源不被市场认可，政府的收入就会减少。这和企业与居民向市场出售资源，然后获得自己需要的资源，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市场对于政府能够推出的资源的需求，比对于每一个个体的企业与居民能够推出的资源的需求，是更为不可或缺的。因此，政府参与市场财富的分割，其实比任何个别企业与居民更有理由。 既然政府的职能是市场所必须的，政府的收入也是与市场状况紧密相关的，而市场状况的好坏，又与政府推出的资源与市场的需要相符合的程度完全一致，那么逻辑上就必须承认，政府的行为——做或者不做什么事，就是市场环境的必然构成内容。就像企业与居民向市场推出的资源的质量与数量，与市场的需要相符合的程度，决定了市场状况的好坏一样。 既然政府的行为，就是市场环境的必然构成内容，那么，掌握与顺应市场规律，当然也就应该包括了对于政府行为的预测在内。同样的原因，我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只应该讨论政府应该如何适应市场，做出符合市场需要的行为，以实现市场各方共同的利益增长。 最后，政府参与市场的目的必然是为了使市场更好。 政府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这也是他的根本利益要求所在。政府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有可用的资源。这个资源只能从参与市场财富分割的过程中获取。如果政府分割市场财富过多，会导致市场经济不好、市场财富减少，政府可获得资源就会减少。如果政府强行多分割财富，会导致社会经济的破坏、社会动荡的增加，危及政府的存在。 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对于市场财富的分割比例石油一个客观标准的，那就是不能让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受到损害。因为如果资本不能获得必要利润空间，资本将被消灭或者只好逃走。于是经济发展就会停滞乃至于倒退。社会就业问题将趋于恶化，社会动荡也就可能随时爆发，政府的统治就会遇到严重困难。 但是如果政府对于市场财富分割的比例过小，就会导致资本利润空间过大。在资本利润空间过大的环境下，会出现经济过热、资源分配更多倾向于较低科技含量的经济领域，不利于产业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从而不利于消除粗放式经济发展现象。同时，政府资源掌握过少，对于市场的治理与环境保护的进行也是不利的。 所以，政府在市场财富分配过程中必然需要理性处理财富的分配结构问题。而市场有关各方中，也只有最充分集中了各方面的知识精英与信息的政府，才有可能尽可能理性处理好社会各种问题。因此那种以为政府参与市场，就会不顾市场（其他）各方的利益要求，一味“掠夺民众财富”的观点，是经不起逻辑论证与事实证明的。 中国这几十年来，政府的收入一直被西方以及他们在中国的代言人指责“过高”，而事实上，中国这几十年的民营经济发展速度世界最快。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速度也是最快的——在近几年西方国家民众收入水平持续下降的环境下，中国民众的收入却依然持续增长。这就证明，中国政府在市场财富分配中的分割比例是基本适当的，所以能够确保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 从上述根据逻辑与事实的分析证明，政府从来就是市场的主体方之一；市场的运行不能少了政府这一主体方；政府的根本利益的实现与市场运行的状况紧密相关；政府必然会以市场的稳定高效运行为目的；政府也是市场各方中唯一能够让市场尽可能稳定高效运行的主体方。所以，我们不能被西方意识形态的错误理论所忽悠。应该理直气壮的明确这样一个观点：政府不应该自外于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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