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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基本概述
唐代有许多著名的青瓷窑，例如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湖南的岳州窑、长沙窑，江西的洪州窑，四川的邛崃窑等。然而惟越窑青瓷因其釉色，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而跃居众窑之首，成为当时青瓷的佼佼者。唐诗中有许多吟咏越窑青瓷的诗篇，如陆龟蒙有一首形容唐代越窑青瓷釉色之美的绝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怀。”(《秘色越器》)徐夤也有《贡余秘色茶盏》一诗，诗曰:“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他以春水映照下的“明月”、“薄水”、“嫩荷”来形容秘色茶盏釉色之美，可谓别出新意。此外，顾况有“越泥似玉之瓯”(《茶赋》)之句，孟郊有“蒙茗玉花尽，越欧荷叶空”(《凭周况先辈于乾贤乞茶》)之语，许浑则有“越欧秋水澄”(《晨起诗》)的妙句，其他如施肩吾、韩偓、郑谷等，也均有诗称赞越窑青瓷。这些唐代诗人何以对越窑青瓷如此珍爱并推崇备至呢？这恐怕还要从越窑青瓷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辉煌灿烂的艺术成就谈起。
今日浙江省的绍兴、上虞、余姚一带，春秋时期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统一天下后属于会稽郡，隋、唐称越州，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命名瓷窑，因此定名为“越窑”。古越地不仅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瓷器的诞生地。早在距今二千年左右的东汉时期，勤劳勇敢的越地人，就利用那里丰富的瓷土、木材和水利资源，在1220~1270度的高温下烧出了瓷化程度良好、胎釉结合牢固，敲击时音响清脆的成熟瓷器。越窑自东汉创烧青瓷以来，经过六朝、隋、唐至宋的一千多年从未间断，其间形成了两次高峰，一次是在西晋晚期至东晋早期，越窑青瓷在江南等地一枝独秀；另一次是在唐末五代的时候，当时越窑瓷场林认，诸暨、绍兴，镇海、鄞县、奉化、临海、黄岩等县相继建立了瓷窑，越窑青瓷从而正式形成独立系统、与邢窑白瓷在全国范围内最终形成“南青北白”相对峙的局而。即南方是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著称于世，北方则以邢窑为代表的白瓷驰名中外。然而在唐代最受人们青睐的还是越窑青瓷。
越窑青瓷的主要特点
越窑青瓷所呈现的那种细润如玉、光洁无疵的釉面，确实在我国青瓷烧造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诗人陆龟蒙以“千峰翠色”来描绘它的润译，许浑以“秋水”来形容它的深沉和含蓄，都是真实写照。越窑青瓷不仅釉面精致无比，其造型也生动优美，各式钵、盆、灯、罐、瓶、执壶、唾壶以及瓷塑等应有尽有，许多器物还能逼真地模拟自然生物的形态，如仿照瓜形制作的壶，仿海棠花式的碗、盘等皆惟妙惟肖，其中模仿荷叶形状的洗子，则更充分发挥青釉莹润欲滴的特色。唐代越窑青瓷因为迫求一种“冰肌玉骨”的艺术效果，所以早期器物极少装饰，仅以“捩翠融青”的釉而取胜。晚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刻画花纹，则受当时丝绸、金银器、铜镜的影响。它以各种龙凤、游鱼、云鹤、鹦鹉、蛱蝶、花卉等作主题，线条纤细流畅，纹饰生动活泼，使单调的釉面平添几分诱人的魅力，难怪清代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也有“李唐越器世间无”的慨叹了。北宋初年，越窑仍有一段辉煌的时期，当时全国窑场因各地战事平息而处于相继兴起之中，越窑青瓷便成了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如北方的耀州青瓷、定窑白瓷、南方景德镇窑影青瓷等，都曾盛行越窑青瓷那种刻画纹饰的装饰方法，直到北宋中期，这此窑场才逐步摆脱了越窑的影响，而形成各自独特的风格。越窑青瓷便在这样一种境况下走完自己漫长的道路。
秘色瓷史证探讨
关于秘色瓷，由于“秘色”二字，一直众说纷纭。有人称“秘”与皇家有关，如禁中藏书处曰“秘府”、“秘阁”，又或云稀有、稀见之物，如秘文、秘典、秘籍等。在唐代文人中徐寅是最先为秘色瓷下定论的人，其曰“陶成先得贡吾君”(《贡余(姚)秘色茶盏》)，徐寅是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闽王王审知使。宋人曾慥在其所著《高斋漫录》一书中也曾说:“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在宋人的其他著录中，如叶置《坦斋笔衡》、周煇《清波杂志》等书中，也都认为秘色瓷为御用供奉之瓷。宋人赵德麟在《侯鲭录》一书中，更明确指出秘色瓷为吴越王钱氏的御用瓷，并作为贡瓷向后唐、后晋和北宋王朝宫廷进贡。“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川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秘色瓷是否是五代时期吴越王国的贡奉瓷，让我们看一下历史文献记载。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国建国共86年978年)，吴越王朝自武肃、文穆、忠献、忠懿各代，多奉五代正朔。为了偏安一隅，他们以“保境安民”为国策，均以珍贵方物入贡后唐、后晋以至北宋王朝。自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钱缪任镇海军节度使起，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椒纳土归宋，“吴越地方千里，带甲十万，铸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然终不失臣节，贡献相望于道”(《苏东坡集》)。秘色瓷是吴越贡物的重要一项，如《十国春秋》中记“宝大元年，王遣使……贡唐方物……秘色瓷器”。“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贡晋……秘色瓷器”。“天宝二年初八月，……王贡秘色瓷器于宋”。五代末宋初时，吴越王钱氏的小朝廷已是朝不保夕，为了能苟延残喘，吴越王加强了对中原君主的贡奉，“倾其国以事贡献……，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宋会要》一书记载：“开宝六年二月十二日……，钱推浚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吴越备史补遗》记载:“太平兴国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王遣世子惟浚贡上……金银陶器五百事。”《宋两朝供奉录》：“忠懿王入贡……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事。”终钱氏吴越一朝，为讨好中原，将秘色瓷作为重要的纳贡特产，其数量之大，质量要求之高，直接促进了当地窑业的蓬勃发展。
秘色瓷为五代吴越王朝的供奉瓷，这一点在大量文献资料中得到印证。但是作为最早提出“秘色瓷”一词的唐代大诗人陆龟蒙，卒于881年，这时钱氏尚末建国，如此推算“秘色瓷”的烧造并非始于吴越时期。从唐人对秘色瓷的赞美之词看，所谓“秘色青瓷”实际上是对唐代越窑青瓷精品的一种称谓。文献记载越窑青瓷在唐代已是官廷中的贡器，其中秘色瓷还是向佛祖进献的宝物，这一点可以从法门寺地官出土的秘色瓷种看个究竟。陕西扶风法门寺因珍藏佛祖释迦摩尼真身指骨而闻名于世，自魏晋南北朝至隋代，每三十年都要举行一次迎取佛骨的活动。唐代七个帝王自唐太宗李世民起，又将这种活动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将供奉敬神的珍宝藏于地官内。唐朝最后一次将佛骨取出的是唐懿宗李漼，但这位虔诚的皇帝还未来得及将佛骨送还法门寺，就魂归西天了。当他的儿子僖宗李儇在咸通十五年(874年)正月四日，刚刚把佛指送到法门寺时，长安城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于是这一天当法门寺地官封闭后，就再没有开启过。换句话说，法门寺地宫内的器物均为唐代的奇珍异宝，至迟在晚唐之际世人即无缘相见，直至1987年5月5日，即农历四月初八日，在释迦摩尼诞生之后的第2553个“佛诞日”，随着轰然一声巨响法门寺真身宝塔的倒塌，已经封闭了1113年的这批地下宝库中的珍宝，才重新向世人展现了它的风采。法门寺地宫内除发现4枚佛骨外，在大量金银器中还曾出土14件越窑青瓷，分别为香炉、油灯、盖罂、碗、瓶、流盒等物，在同时出土的记录皇室供奉品的物账单上，称这批越窑青瓷为“秘色瓷”。其中一件八棱形长颈瓶，造型秀美异常，瓶体八条棱线自然流畅，其精湛的制作工艺，以及如湖水一般碧绿明澈的釉色，与唐人的赞美之瓷相符，堪称越窑青瓷中的精品。秘色青瓷与金银珠宝共同供奉在地宫内，也充分说明它在唐王朝中的显赫地位。
越窑青瓷墓葬发掘
五代时期天下虽为战乱时局，但江南一隅却得天独厚，社会相对稳定。由于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也促进了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割据两浙、苏南13州的吴越王朝，在社会繁荣的同时分利用越窑成熟的制瓷技术。采取唐代贡窑的方式，在余姚上林湖等地，设立官窑继续为自己烧造宫廷用瓷，并作为向后唐、后晋和北宋王室进贡的物品。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文物工作者在杭州等地发掘清理了七座五代墓葬，这些墓葬是吴越王室和大官宦的墓葬，其中吴越王钱元瓘墓及其次妃吴汉月墓，钱镠第19子钱元玩墓及钱氏家族墓，虽然早年被盗，出土物较少，但从这些墓葬出土的几十件越窑青瓷上，仍可见当年越窑青瓷的卓越成就。例如，钱元瓘墓出土的一件青釉龙罂，器员残但仍高37.2厘米，腹径达28.4厘米。器身浮雕双龙纹清晰可见，双龙昂首摆尾，飘须舞爪，腾空奋力抢夺火焰珠，气势可谓磅礴。龙身四周云纹浮动，又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双龙急速飞舞的情景。此器出土时龙身上尚保留有三片金粉，说明当时曾在龙身上以金彩贴饰，其富丽堂皇的气派令人惊叹。在钱氏家族墓中还出土了几件大器，如大罐器高均在30厘米以上，口径约为60厘米，吴氏墓出土的一件青釉褐彩云纹罂，器高共至达50.7厘米。像这类大件器物，无论是制作成型还是入窑烧造，都是相当不容易的，昂贵的造价除了皇室和大官宦，一般官吏和平民百姓根本不可能烧造。
越窑青瓷赝品鉴别
越窑青瓷的造假，一般从清代中晚期开始出现，经历民国至现代仍然多有仿制。主要集中在浙江、福建地区。仿品多按照实物制造，由于工艺和制作方法的局限性，新仿制的器物很难给人以舒展、流畅的感觉。有的釉面颜色过于凝重，釉面有失透的感觉，有的胎土烧结后颗粒粗糙，有的刻画线条呆滞、造烈呆板，只要鉴赏者体验过古代越窑青瓷的凤韵之后，便不难察觉出仿制品的缺陷和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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