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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猝死影响清王朝 晚清历史上，有一个一直受到忽视而实在不能忽视的角色，她就是和慈禧共同垂帘的东太后慈安。 在人们的印象中，慈安的身影似乎可有可无，她的存在仿佛就是个错误，她的垂帘更像慈禧的一个道具，至多也就是个令人同情和可怜的角色。其实，这是个致命的误读。她是个真正拥有大智慧的人物，可惜正当盛年就突兀离世，倘若不是慈安早丧，也许晚清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副面孔。 光绪七年（1881年）初，慈安忽然患重病，久治不愈，卧床不起。于是，遍召天下名医入京诊治。朝政也只好由慈禧一人打点。据史载，三月初九日晨，慈安依然召见军机大臣，处理军国大事，未见身体有何大的异常之处，只是“两颊微赤”（《述庵秘录》）。然而，次日早，“东太后（慈安）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翁同龢日记》）。晚间即暴病身亡。病情如此之重、如此之急，令人难以接受。一时间，人们对于一向身体比较健康的慈安的死，大为不解。时任军机大臣的左宗棠，听说慈安突然得病身亡，顿足大声说：“昨早对时，上边（指慈安）清朗周密，何尝似有病者？即去暴疾，亦何至若是之速耶？”（《清稗类钞》）于是，朝野上下种种猜测不胫而走。人们以所掌握少之又少的“线索”，对慈安的死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推测，更有甚者，人们任想象的野马自由驰骋，不断地结构着关于她不幸去世的篇章，使得她的死变得疑云密布。 第一类：清朝官方的“正常病死说” 《德宗实录》载：“（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这一记载见于慈安的《遗诰》。但《遗诰》完全是在慈安死后，按照慈禧的指示所做，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慈禧有可能为了掩盖某种阴谋而肆意编造死因。 第二类：慈禧逼死或毒死说 要解开这一疑团，关键与前提是我们必须确认慈禧与慈安是否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验之两人三十年相处的历程，似乎没有太大恩怨。 翁同龢在慈安死后，记下了慈安脉案、药方和病情进展状况，可以从中了解慈安发病过程：“晨方：天麻、胆星；（脉）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脉）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晚八时前后）仙逝。” 一、总理后宫，荣宠不衰 慈安，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16岁入宫即被封为嫔，之后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就以火箭一般的速度，登上皇后的宝座，这在整个清代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慈安无论在姿色、气质，还是修养、人品上，都是出类拔萃的。从此，慈安就开始了总理后宫、母仪天下的生涯。后宫集聚了众多上品女人，要管理这一群体谈何容易？无风要起三尺浪，平地都会生波澜。历史上被废黜的皇后数不胜数，善始善终者简直凤毛麟角，而慈安却能一直笑到最后。 咸丰帝倜傥不羁，风流多情，要他在哪个女人身上专注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手段过人的慈禧也是一样，唯独皇后慈安是个例外，一直到咸丰皇帝去世都荣宠不衰，其胸怀丘壑人有所不及是显而易见的。史上说她：“素性贞娴”。这个评价当中恐怕就蕴含着答案。身为后宫之首，有着巨大的权力，也有管理好皇家后院的责任。要让这些皇帝的女人“安居乐业”，即便是明争暗斗，也不能鸡飞狗跳；就算“刀光剑影”，也不能硝烟弥漫；更不能终日地震，永无宁日。这就要求皇后有超强的管理水平和卓有成效的处理与众妃嫔、与夫君皇帝复杂关系的能力。光有这些还不够，她还要成为整个后宫和天下女人的榜样。那个时候，讲究妇德，妇言，妇功，特别是对妇德，要求很高。一句话，就是要女人品德高尚，皇帝的女人更要优于普通女人，而皇后，则尤其要加个“更”字，才能心服她人表率天下。而慈安显然是优秀的，“贞”，为“正”、为“定”。意志坚定，固守正道，忠诚不二，劲节凌霜。“娴”为文雅、美好、宁静。没有半点野心，看不出一点妒嫉，只做自己该做的，不越雷池半步。这样的形象会有哪个不服？又有谁会不喜？因此，她一直受到广泛的尊敬，包括皇帝。 为了躲避英法侵略军的锋芒，咸丰帝亡命于热河避暑山庄，忧虑烦闷，无法排遣，经常拿太监、宫女等身边人出气。慈安一方面理解和揪心丈夫的内心煎熬，以似水柔情不时地安慰宽解。另一方面对这些无辜的奴仆，想方设法地好言嘉慰。“妃嫔偶遭谴责，皆以中宫调停，旋蒙恩眷”。咸丰帝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涂炭，而又无力改变分毫，无奈之下就以自虐式的自娱得过且过。他亲笔写下“且乐道人”这样四个字让人悬挂在寝殿内。大臣和妃嫔们都知不可如此，但也只是急在心里，无一人敢去自讨没趣。唯独慈安闻知此事后力劝不可，并命人将字取下，皇后的劝谏使皇帝慢慢地冷静下来。 咸丰皇帝年纪不大，但心机深沉，连身边心腹大臣都难以窥知其一二。热河弥留之际，唯独将皇后慈安召到身边，授密旨一道，给她临机处置任何人特别是有可能“恃子不法”的慈禧的最高权力。并给予皇后“御赏”大印，另外，给予皇长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代为掌管)。八个顾命大臣所发任何政令都要请盖上“御赏”和“同道堂”印章才有效。帝、后之间的信任和知心可见一斑。 慈安也确实当得起这样的信任，她所提问题，也都是关乎国家未来的大问题。据《国闻备乘》载：“显皇后进曰：‘圣驾脱有不讳，枢府中畴则可倚？’帝引后手，书‘文祥’二字示之。后又言：‘大阿哥幼冲，当典学，安可无付托者？’帝闭目沉吟良久，徐惊寐曰：‘得之矣。’急用倭仁。时倭仁被放新疆，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帝崩，即日发急递召之回京，命授读东宫。文祥领军机，密加倚任。穆宗即位，尊后为慈安，号曰东太后；尊生母为慈禧，号曰西太后。慈安贤明，慈禧警敏饶机智，两宫同心一德。文祥又引用李棠阶而结欢恭亲王奕，故同治初年之政罔有缺失。慈安崩后数年始更变大臣，又二年始兴园工。”股肱之臣，太子之师，都是政局的基石。慈安一言，即抓住核心，切中要害，其政治头脑和政治韬略峥嵘毕现。 二、大象无形，长缨在手 咸丰皇帝死后，既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本来想用两宫太后和皇帝的政治地位来与顾命八大臣实现平衡的设想和政局没能实现，反而促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辛酉政变”。这首先是由于八大臣的专擅和傲慢，政令根本不与两宫太后商量，甚至对由咸丰帝规定的需要两宫太后共同盖章才有效的诏旨也不愿照办，认为妇人只管理好后宫事务就行了，妇人干政有违祖制，更有甚者，他们竟敢对年幼的皇上大声呵斥，这些无疑引起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的极度不满，很快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治集团形成了。 慈安本是个娴静的人，对权力和政治没有什么兴趣，但险峻和急迫的现实却迫使她必须选边站，因为她正位中宫多年所具有的法统地位是任何人也难以撼动的，她所拥有的巨大影响也是任何人比拟不了的。她是个重量级砝码，加入哪一方哪一方就会取得绝对的优势。结果她选择了皇帝，也选择了慈禧、奕。以载元、端华、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灰飞烟灭，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拉开了序幕。 慈禧有干才，又有强烈的政治欲望，虽然初时并不十分在行，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慈安比较超脱，不喜政务，就放手让慈禧去做，也乐得轻松自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慈禧可以任意而为，凡是朝政大事还是要慈安说了算，因为虽然同是太后，但慈安为长，礼制所束，慈禧并不敢逾越。“慈禧慑于嫡庶之分，亦恂恂不敢失礼”。因此，在两宫共同垂帘时期，政策还是比较英明的。慈安优于德，有着巨大威望和无与伦比的凝聚力、感召力。而慈禧优于才，大小政务，皆能从容处置。她们两个各有所长，相得益彰，配合默契。 总管太监安德海是慈禧的亲信，聪明伶俐，机巧过人。史书称他通《论语》、《孟子》诸经，能讲读，能为文。但他可没有一点书生气，而是八面玲珑，城府极深。他的拿手好戏和看家本领就是察言观色，猜度揣摩，阿谀奉承，不露痕迹。他对自己的主子忠心耿耿，为“辛酉政变”的成功，快刀斩乱麻地一举铲除肃顺集团立下汗马功劳。他的柔媚功夫天下无二，慈禧宠之重之至死不衰。慈禧爱听什么，安德海就说什么。慈禧喜欢什么，他就做什么，甚至千方百计，不惜代价以获主子欢心。慈禧喜欢听戏，安德海就在西苑建了一座大戏楼，何时戏瘾发作了，马上就能开台。有时心情大好的慈禧还会穿上戏服，粉墨登场，安德海便会不失时机地赞美说：太后就像月宫里的嫦娥，真正是仙人儿啊！每当看见慈禧静坐无言时，安德海就会谄媚地说：太后真像那南海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功德无量！无论慈禧心情如何，登时就会眉开眼笑。安德海成了她身边一刻也不能少的人物。满朝上下皆知这一点，就连同治皇帝也要惧他三分。 有了慈禧这个靠山，安德海可说是志得意满势焰熏天，于同治七年冬天，竟然张灯结彩，大摆酒宴，正式纳娶徽班美人马赛花为妻。对于这些，慈安太后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未有过半点表示。主多大，奴多大，历来如此。可是安德海却错看了慈安太后的忍耐力和决断力。 同治八年(1869)八月，他借到江南置办龙衣的机会，足足地招摇了一把。一路上，他大张龙旗，浩浩荡荡，沿途大肆索要给养，甚至召训地方官。自恃有慈禧这个强硬的靠山，置满朝文武于不顾，特别是将“太监不得出宫”的铁律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山东巡抚丁宝桢一上奏，虽然慈禧有意袒护，但慈安“立命诛之”。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慈禧再心疼，也不敢公然对抗理直气壮的大当家，更不敢对抗煌煌之祖训。小事不在乎，原则绝不让，这就是慈安。 曾在光绪年间任过驻英大使，后又任过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要职的薛福成在他的《庸盦笔记》中记载：“诛杀陷城失地、临阵逃脱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将骄蹇贪淫的胜保下狱赐死，赏给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爵位，皆出自慈安之意。”1914年出版的《清朝全史》记载：“同治改元之初，即知曾文正公之贤，授为两江总督。文正感其知遇，尽心谋国。而东宫(慈安)则自军政、吏治、黜陟、赏罚，无不咨询文正而用其言。”于是当时遂有“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之说。 慈安联手慈禧，朝内倚重奕、文祥、倭仁等贤臣，封疆启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优秀的汉将，内外相维，朝政清明，使得同治年间出现了“中兴之象”。 三、大智若愚，深谋远虑 垂帘听政，并非宫廷政治的常态，相反，它恰是特殊情况下的救急之举，是基于长远利益的一个权宜之计。对此，定会有许多饱读圣贤之书的大臣对此不满，因此，维持内部团结，施政上不出大的纰漏就显得尤为重要。26岁的慈安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点。 按照朝廷的规矩，皇后为正为嫡，她所生的儿子最有资格成为储君，其他嫔妃都为庶，她们的地位与皇后有着很大差别。嫔妃可以很多，而皇后只有一个。当皇后没有子嗣时，其他被选为太子的嫔妃之子，要过继给皇后，成为皇后之子才算符合条件。此皇子要由皇后亲领亲带亲抚亲养，而生母却无权养护，甚至随便看一眼都不行。 可是两个女人垂帘，皇帝年幼，正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再按以往的老规矩办就会有弊端产生。慈安是这样做的，她下令关闭其余各宫门，请生母慈禧与她这个嫡母同居养心殿，共同抚养6岁的同治皇帝。这样固然破坏了宫中规矩，自己的专一抚养之权也被分出，与皇帝的感情培养也增加了难度系数和不确定性，这对她显然是不利的，但是却对大局有利。对慈安的做法，慈禧既高兴又意外，这可是格外的恩典。你难道就不怕亲生母子朝夕相处合起来架空你吗？看看慈安是怎么说的吧！“吾两寡妇人抚一孤子，设不幸奸人乘机造作语言，居间播弄，则天下大事去矣。今寝处一所，朝夕相见，各坦怀相示，谗何由兴？”于此一端，可见慈安的眼光、胸怀、气度和大局意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慈安的深谋远虑有多么英明。 光绪进士、吏部主事胡思敬在他的《国闻备乘》中写道：“后穆宗(同治)大婚，乃各异宫而居，烛影斧声，遂成千古疑案。戊戌之变，亦因慈禧居颐和园，母子会见日稀，故康党以邪谋进。慈安远虑，真有不可及者。”胡思敬认为后来皇上大了，结婚单住，两宫也从此分居，40多岁的慈安暴病而逝，惹得沸沸扬扬，疑窦丛生，对朝廷的形象是个沉重打击。后来的戊戌之变，也是因为光绪与慈禧分地而居，交流日稀，才惹出帝、后嫌怨日重，互不信任，最后酿成血案。年纪轻轻的慈安，很早前就能看到这一步，不能不说是深具政治眼光和远见卓识。 慈安谦让慈禧，但并不是甩手推掉抚育同治幼帝的责任，而是像亲生母亲一样，关怀、呵护、疼爱无微不至，比生母慈禧更尽心，更亲切。同治也因而对母后皇太后慈安更尊敬，更亲近，更自然，更无拘无束，更像一对母子。在为同治帝选后这个重大问题上，慈安、慈禧产生了分歧。慈安看中了淑静端慧、容德俱佳的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而慈禧则看中了年轻俏丽、姿性敏慧的凤秀之女富察氏。慈安没有无原则地随声附和，但也没有武断行使她的否决权和拍板权，而是将权力交给同治帝自己选，结果同治帝和慈安的意见一致。如不是同治早丧，清王朝的历史恐怕要重写。 皇后重在德，这是共识。皇后地位重要，对整个朝政形象、得失、兴衰关系极大，历朝历代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多多。慈安所以争，正在于此。而慈禧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也没有妥协。慈安将选择权和裁判权交给了皇帝自己，一方面可以避免两宫分裂，二也体现公正无私，让慈禧和内外臣工心服，三是对同治皇帝抱有信心。结果，慈禧认输。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了慈安在同治帝心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对朝廷大政方针罕有其匹的影响力。 慈安猝死，对清王朝的影响是致命的。慈禧从此大权独揽，唯我独尊，顺昌逆亡，无所顾忌，万马齐喑，朝政日非，江河日下，败亡覆灭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慈安就是这样的智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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