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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文先生这篇文章为庆祝唐作藩先生八十华诞而作，曾连载于《江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3-4期，后收入载陈燕、耿振生主编《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语文出版社，2008年），这次发表，作了少量修改。 因文章篇幅较大，我们分上下两次刊发，“下”将在下周一与大家分享。 孙玉文，湖北黄冈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音韵学、训诂学，曾获王力语言学奖，著有《汉语变调构词研究》，《汉语变调构词考辨》，《上古音论丛》等。 二十世纪以来，国内外有少数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学者试图从音韵学的角度证明记录上古汉语的许多单个汉字可以离析出“词根+词缀”的形式；也就是说，有些汉字的单字本身就有词根和词缀。他们有两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是上古汉语内部的同根词，一个是汉藏诸语言的比较。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先从上古汉语内部同根词的认定方面，将其论证过程精简为三个阶段，加以剖析；然后谈谈汉藏诸语言的比较是否能证明上古汉语有词缀。结论是：上古汉语的内证材料显示出，在上古汉语出现的单字里，目前还找不出词缀来。原始汉语有没有某种词缀，得借助于亲属语言的比较研究来进行，而目前的汉藏比较还证明不了原始汉语有某种词缀。 上古汉语有无词缀？汉语史研究者一般认为有，但是很少见。例如《汉语史稿》第三章《语法的发展》的“历史形态学”部分，列有“有”“阿”“第”等前缀（也就是书中所说的“词头”），“如”“若”“然”“而”“尔”“子”等后缀（也就是书中所说的“词尾”）。其中有些语素到底是不是词缀，大家看法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不是词缀。 二十世纪以来，有少数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试图从音韵学的角度证明上古汉语有大量的词缀，而且他们构拟的词缀种类齐全，有前缀、中缀、后缀。这种构拟跟传统的认定的“有”“阿”“子”“第”“如”“若”“然”“而”“尔”等词词完全不同：“有”“阿”“第”“如”“若”“然”“而”“尔”被 “子”之类的词缀，都是写成一个汉字，跟词根写成不同的汉字；而少数人构拟出来的词根和词缀合起来才写成一个汉字，也就是说，有些汉字的单字本身就有词根和词缀。这里不讨论“有”“然”“而”“尔”一类词缀，只讨论近几十年来某些学者从音韵学角度在一个汉字里面构拟出来的那些词缀。 前缀、中缀、后缀和词头、词尾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构词法的概念，后者是构形法的概念。但在具体使用时，区分得不太严格。早先的学者由于认定汉语没有构形法的词头、词尾，或者没有细加区分，也把构词法的前缀、后缀叫做词头、词尾。还有人把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形态都叫做词缀。本文严格区分这两套概念。一般来说，某些学者构拟的前缀、中缀、后缀，在他们的心目中是属于构词法的词缀。因为这些“形态标志”，每一个或几个成员只能跟有限的一个或几个“词根”组合，不能像印欧语系语言构形形态那样，比较周遍地跟某一词类结合，从而成为甲类词跟乙类词区别开来的形态标志。所以印欧语系基本上可以根据形态来划分词类。印欧系语言中也有不规则的形态变化，可是规则性的形态变化的存在是主要的，是一般用法。个别学者把从音韵学角度构拟出来的形态成分处理为语法上的形态，那是不妥当的。即使这种构拟符合事实，构拟出来的成分也只能是构词法中的词缀，不可能是构形法中的词头、词尾。拙作《汉语变调构词研究》中谈到了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论证汉语“四声别义”“清浊别义”等语音转换的形态属于构词法，不属于构形法。 某些学者试图从音韵学的角度为上古汉语构拟出一套前缀、中缀、后缀，这些词缀能否成立？要想对其作出检验，就必须从事实根据和理论基础两个方面入手。这套前缀、中缀、后缀是怎样论证出来的？他们有两个方面的证据：一个是上古汉语内部的同根词，一个是汉藏诸语言的比较。为了方便讨论，本文先从上古汉语内部同根词的认定方面，将其论证过程精简为三个阶段，加以剖析；然后谈谈汉藏诸语言的比较是否能证明上古汉语有词缀。 根据上古汉语的内部构拟，可以把某些学者论证上古汉语一个汉字中可以有词根和词缀的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构拟出一个上古音系统，或径直或加以修改地采用某种现成的上古音系统。 （二）找出一个一个的配对词，确定其中一个为原始词，另一个为滋生词。 （三）找出原始词和滋生词在抽象意义上的区别，并且把滋生词跟原始词不同的抽象意义看成是滋生词跟原始词不同的语音成分本身固有的；最好能找出平行的例子，进一步确定其语音成分和抽象意义；在此基础上，把该语音成分处理为词缀，这个抽象意义就是该词缀的意义。 这三个阶段的论证能否证明他们的构拟？他们在确定词根和词缀的过程中，在材料的考证与运用，以及理论上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先说第一个阶段。目前比较有影响的上古音构拟有高本汉、董同龢、陆志韦、王力、李方桂诸家的系统。各家的意见还有较大分歧。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欧美一些汉学家提出了新的构拟，某些构拟比较重视外证材料，对汉语的内证材料注意不够；把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的材料不加鉴别、不分主次地糅到一起，主观性太强。近年来我国学者本着国际学术平等对话的原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科学批评，极大地提升了上古音研究的水平。上古音构拟离完善的境地还相差甚远，不同的构拟势必影响到“词缀”的认定，采用的上古音构拟主观性越强，构拟的词缀可接受性越弱。前缀、中缀、后缀的构拟，正是建立在分歧较大的古音构拟的基础上的：前缀，牵涉到复辅音的构拟，不承认上古有复辅音，就无所谓前缀；中缀，牵涉到对“等”的认识，不承认上古有-r-介音，就无所谓-r-中缀；后缀，牵涉到对声调的认识，不承认上古有-?、-s之类的韵尾，就无所谓-?、-s后缀。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介音如何构拟、声调是否来自塞音尾，这是各家分歧比较集中的地方。 有人说：王力的上古声母系统中没有复辅音，跟中古差别不大；介音系统中，没有-r-介音；韵尾系统中，没有-?、-s韵尾，不便于汉藏诸语言的比较。先说复辅音构拟。主张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学者，其主要的做法是利用谐声字来证明上古汉语有复辅音：根据谐声原则，主谐字和被谐字声母的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可是有些主谐字和被谐字中古读音相差甚远，在单辅音的框架内难以解释，需要构拟复辅音，借此来维护主谐字和被谐字上古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谐声原则。因此认定上古汉语一定有复辅音。这里问题很多，举其荦荦大者：（一）复辅音的构拟，主要是利用例外谐声。所谓例外谐声，是就比较谐声系列在《广韵》中声母的读音状况来说的。按照复辅音构拟的学者的目的，他们是要证明这些字在中古形成了例外，在上古却是符合系统的。怎麽符合系统呢？那就是构拟成套的复辅音，例如构拟了bl-,就要构拟dl-,dzl-,gl-等复辅音，表面上很系统。可是我们知道，汉语声韵调的配合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古音构拟更要符合声韵调配合的系统性。既然是例外谐声，如果专为例外谐声的字构拟一套复辅音，不注意声韵调配合的系统性，那麽一个复辅音必然只能跟有限的一个、几个，最多十几个韵母相拼，声调上更是形成参差的局面。个别声母跟有限的几个韵母、声调相拼合，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构拟的所有复辅音声母，都只拼有限的一个、几个，最多十几个韵母，声调上更是形成严重的参差局面，那是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这套复辅音在上古仍然构成不了一个系统，仍然是例外。这跟古音构拟“也是搞系统”的目的相违背。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汉语语音史》中从系统性的角度批评高本汉的复辅音构拟，那是很有道理的。（二）某些复辅音的构拟，对于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的解释力不强。上文说过，构拟复辅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维护主谐字和被谐字上古发音部位相同或相近的谐声原则。可是很难做到。例如按照高本汉的构拟，“銮”是 再说-r-介音。雅洪托夫《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载[苏]雅洪托夫，1986，《汉语史论集》，唐作藩、胡双宝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一文试图证明中古的所有二等字在上古汉语中都带有-l-。-l-复辅音的构拟，似乎是成系统的，这比利用例外谐声，零敲碎打地构拟复辅音，有更强的说服力，因为这套构拟在声韵调的配合上，更像一个音系。他的证据主要是谐声字，也有其它语言的比较的证据。后者是旁证，可置而不论。关于前者，李方桂先生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从声韵配合及语音演变的角度给二等字构拟一个-r-介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唐作藩先生发表《对上古音构拟的几点质疑》（《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1987，32—36页）一文，对李方桂的-r-介音构拟表示质疑。最近，李建强撰写了《对复辅音学说的疑问》（《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第一期）一文，崔彦撰写了《上古二等r介音构拟小议》（2006年北京大学首届汉语音韵学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一文，这两篇文章都对雅洪托夫和李方桂的构拟提出了不同意见。雅氏的证据其实还是利用例外谐声，对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的解释力仍然不强。有人试图通过外证材料证明上古汉语有-r-介音，说服力不强。所以，上古二等字是否一定要构拟成-r-介音，这也不是定论。 现在说说辅音-?，-s等塞音韵尾的构拟。1954年，奥德里古尔提出，中古的去声来源于-s；1962年，蒲立本提出，中古的上声来源于-?，1970年，梅祖麟又进一步申论之。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上古汉语有-s后缀和-?后缀。去声在上古汉语为-s、上声在上古汉语为-?的观点，证据薄弱，材料不可靠，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丁邦新、郭锡良、张雁、李香、何九盈等先生都先后撰文论证这些假说的不可靠。 上声来源于-?、去声来源于-s的假说，不符合上古音系统：（一）我们知道，上古韵部阴阳入三分，不同的韵部可以有相同的韵尾，但是不同的韵尾必然要属于不同的韵部。如果采用-?、-s的假说，上古一个韵部就可以有不同的韵尾，古韵分部的意义就失去了，阴阳入三分的意义也失去了。（二）这两种假说不能解释清楚汉语声调的发展。我们知道，汉语的声调以单音节为载体，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所以一个汉字就有一个声调；汉语中没有两个汉字合起来共享一个声调的情况。声调应该是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认为声调产生于上古之前，才能解释清楚为什麽会产生声调。另外，如果上古的-?变为中古的上声，-s变为中古的去声，中古的上声来自上古的-?，去声来自上古的-s,那么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简单的转化？既然上声来自-?，去声来自-s的假说不能成立，那么-?词缀和-s词缀的构拟也就失去了基础。（三）这两种假说不能解释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例如上古韵文有相当多平上去声互押的情况，其押韵也是和谐的。如果平上去声是调值的不同，就能很好地解释这种押韵和谐现象；但如果上声是-?，去声是-s，则上古韵文中会出现大量地不同辅音韵尾互押现象这完全不符合汉语诗歌押韵的规律。再如上古汉语有的叠韵联绵词不同声调，“芣苢”前是平，后是上；“武夫”前是上，后是平；“鵋?”前是去，后是平等，如果平上去声是调值的不同，这些联绵词仍然叠韵；但如果上声是-?，去声是-s，则它们都不是叠韵联绵词了。又如谐声字和假借字有一个重要特点，一般同韵尾的字才互相谐声和假借，不同声调的字可以互相谐声和假借。如果上声是-?、去声是-s的说法，不同韵尾的字就可以互相谐声和假借。这显然也违背了谐声和假借的实际情况。 另外，给上古阴声韵构拟-d、-g的假说同样不能解释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例如，中古的阴声韵的去声，在上古有两种反映：一是只跟阴声韵发生关系，不跟入声韵发生关系；二是只跟入声韵发生关系，不跟阴声韵发生关系。只有极少例外。所以王力先生把第二种情况的去声字归为上古的长入，把上古的入声分为短入和长入两类。这是符合事实的。给阴声韵构拟-d、-g韵尾，是有些学者发现阴声韵和入声韵有不少互叶的例子而提出的一种解释。他们没有注意到，那些与入声韵互叶的阴声韵，主要是归入长入的字。将长入字分出来，阴声韵与入声韵互叶的例子就锐减，因此给阴声韵构拟-d、-g就站不住脚。 李方桂先生《汉语研究的方向—音韵学的发展》一文中谈到，泰语跟汉语的关系词中，“巫”泰语念m??（巫师；医生）,“塗”念thaa；“赌”泰语念thaa（两人竞赛）；“渡”泰语念thaa（船靠岸的地方），“旧”泰语念kau；“雾”泰语念m??k，“肺”泰语念p??t，“帽”泰语念muak；“甲”泰语念lep（指甲）。李先生举出的这些例子很有意思：“巫”和“塗”是平声字，“赌”是上声字，这些汉语阴声韵的字，在泰语的关系词中都没有塞音尾巴；“旧”是不跟入声韵相通的去声字，泰语中也没有塞音尾巴；“甲”是入声字，泰语有塞音尾巴。值得注意的是，“雾”“肺”“帽”都是中古的去声字，上古都跟入声字相通，这几个字在泰语中都带有塞音尾巴。李先生在1945年发表《台语中的若干古代汉语借词》（李方桂，1945，Some Old Chinese Loan Words in Tai Languages ，Harvard-Yenching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8,333-342），注意到汉语的十二地支借入台语。下面重新列表来看一下其韵尾的表现（载《李方桂全集》第一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其中，上古音以-n收尾的有“寅、辰、申”三个，Ahom和Lü“寅（汉语‘寅’中古有阴声韵一读，今部分客家话有保留，见项梦冰先生《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43-148页）、辰”无韵尾，“申”收-n尾；Dioi“辰”无韵尾，“寅、申”收-n尾。收-n尾的应当借自上古汉语的-n尾，说明上古汉语阳声韵一鼻音尾。上古音以-t收尾的有“戌”， Ahom、Lü、Dioi也都收-t尾，应当借自上古汉语的-t尾，说明上古汉语入声韵有塞音尾。上古音读上声的阴声韵有“子、丑、卯、巳、午、酉、亥”， Ahom、Lü、Dioi都是或无韵尾，或以元音收尾，应当借自上古汉语的阴声韵，说明上古汉语阴声韵没有辅音尾，只有元音尾或无韵尾；“未”中古读去声，上古汉语则为物部长入，是入声，Ahom、Lü、Dioi都没有例外地收-t尾。这则材料很值得重视，说明了：一，中古的一部分去声字上古读入声，是长入，王力先生将中古一部分去声字划归上古汉语入声，这是对的；二，台语的十二地支至晚是从上古借入的，不是从中古借入的，因为“未”在中古已经变成了阴声韵。 已经有俄国的斯塔罗斯汀（Starostin）和我国的郑张尚芳等学者注意到，汉语的去声可以对应于原始白语的调3和调4，只是他们的对应不很严格。根据汪锋先生《去声源于*-s尾假说之再检讨》（汪锋 ，2006 ，Rethinking the *-s hypothesis for Chinese qusheng tone,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2.220—236.）一文，“箸，净，树，破，笑，臭，菜，地”等阳声韵和阴声韵的字对应于原始白语的调3，“吠，二，肺，四，岁，外，气”等对应于原始白语的调4。对应于原始白语调3的那些字，阳声韵可置而不论，阴声韵都只跟阴声韵，不跟入声韵发生关系；对应于原始白语调4的那些字，都是中古的阴声韵，在上古只跟入声韵，不跟阴声韵发生关系。另外，汉语“腹，角，虱，月，石，舍，织，白”等入声字主要对应于白语的调4。这说明，中古汉语的去声上古要分为两类，一类仍然是去声，对应于白语的调3；一类是入声（也就是长入），对应于白语的调4。中古以迄现代汉语方言中，“鼻”字仍保留有入声读法，“鼻”在《切韵》系韵书中只收入去声，从《切韵》音系的角度来看，“鼻”正是跟入声相通的中古去声字。在王力先生的古音系统中，正是质部长入，这说明“鼻”在上古读-t尾。而在奥德里古尔、蒲立本、梅祖麟等先生那里，只跟阴声韵发生关系的去声和只跟入声韵发生关系的去声没有区别，不符合事实。 即使是某些人采用的古音系统，因为跟藏缅诸语言比较对不上榫，也常常加以改动；或者根据汉藏诸语言的比较来构拟出一个上古音系统。他们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通过汉藏诸语言的比较，证明上古汉语有某种词缀，单纯根据汉语的内证材料证明不了上古汉语有某种词缀。先假定“汉藏语系”是定论，根据别的分支语言证明上古汉语有某某词缀，甚至构拟出某种上古音系统；再根据上古汉语跟别的分支语言都有某某词缀，有类似的语音系统，证明存在一个“汉藏语系”，这是典型的先入为主、循环论证。包拟古先生《原始汉语与汉藏语》所拟的某些音不是“仅仅从汉语材料推导出来的”，（潘悟云、冯蒸译，中华书局，1995。以下引包拟古说均采自此书。58页）也就是，根据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体系，这些音不能跟藏缅语严格而系统地对应，于是他根据藏缅语对这些上古拟音加以改写，假定是“通过历史比较而得到的原始汉语”的拟音。即使论证清楚这些不严格系统对应的词在汉语中发生了例外音变，那样改写出来的音在理论上就是“原始汉藏语”层次上的东西了，无法坐实为早期汉语的读音。例如，根据汉语内证材料，李方桂“送”的上古拟音是*sungh,但是这个“送”的上古音跟藏语作“陪伴”讲的stongs无法严格而系统地对应，于是包氏给“送”拟了一个原始汉语的音*stongs，这样改写出来的原始汉语的音多达数十处。 有人猜测汉语的语音由上古的绝对平衡、绝对对称发展出后来的不平衡、不对称，因而要把上古音中所有的空当填得一个也不剩，弄出一个在实际语言中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上古音系，并自诩要仿照七至九世纪的藏文音值来给汉语上古音“构拟”出相同或相近的音值。在本世纪初的汉语音韵学方法论的国际学术大讨论中，学者们已经用充分的证据论证了：研究汉语的上古音，必须要以反映上古音的内证材料为基础，抛开汉语的内证材料弄出来的上古音不可靠；要求上古汉语的音值跟七至九世纪藏文的音值相同或相近的说法是荒谬的。由于论证充分，因而不得不面对这一成果。可是为了曲护其以前弄出的“古音系统”，以及根据藏文的音值构拟出来的非牛非马的上古汉语音值，不得不另找借口。他们的新解释是：其上古音系统及其构拟是根据汉语的内证材料得出来的；拿七至九世纪的藏文跟汉语的“同源词”来比较，音值十分相似，所以可以拿七至九世纪的藏文的音值来印证汉语上古音构拟。这是狡辩。那种上古音系统，根本就不是从汉语的内证材料得出来的。他们在论著中似乎用到了韵文和谐声字以及《切韵》音系等内证材料，但是那只是其主观猜测的一种点缀，同时也对汉语的内证材料作了捕风捉影，甚至是歪曲事实的分析，是强材料以就我，不可能有什么科学性。我在《上古音构拟的检验标准问题》一文中早就指出，根据汉语的内证材料不但得不出那种上古音系统及其音值，而且那种上古音系统及其音值跟韵文、谐声字和《切韵》音系等内证材料格格不入。音值的构拟必须以音类的研究为基础，把上古的韵部系统拆成五六十类，同谐声的字任意归入不同的韵部，甚至一个汉字派到不同的韵部，完全不符合韵文和谐声字等材料的实际。这连音类也弄错了，更不用说是音值构拟了。他们说自己的上古音音值是根据汉语的内证材料证明出来的，隐瞒自己根据藏文的音值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真实做法，这是在说假话，意在欺蒙那些不深入研究汉语内证材料的人们。他们说根据汉语的“内证材料”得出的那种音值跟藏文音值“若合符节”，其中最得意的证据就是上古鱼部字的构拟。我们知道，古音学家通过多方面的内证和外证材料证明鱼部音值为-a。他们根据鱼部音值构拟为-a，刚好藏文的“同源词”也读-a，由此推论说可以拿七至九世纪的藏文的音值来印证汉语上古音构拟。这个推论显然不是必然的推论，是拿偶然当必然，是另一种主观猜测，无疑是逻辑推理上的基本失误。上古汉语的音系和七至九世纪藏文的音系，是不同的系统。少数关系词的个别音素不仅对应，而且音值相似或相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他们弄出的上古音系跟藏文的音系的面貌全面相似，这绝不是“印证”说所能搪塞的。纵使藏文跟汉语的关系词读-a，这又怎么能给他们全面仿照藏文“构拟”汉语上古音系的错误做法当保护伞呢？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仿照七至九世纪的藏文的相同或相近的音值来“构拟”汉语上古音的得意之作给否定了：藏文的音值摇身一变，不是汉语上古音构拟的依据，它成了一种“印证”。利用这样的上古音“构拟”系统来从事汉藏诸语言的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科学地揭示汉藏诸语言是否有发生学规律的。 历史比较语言学告诉我们，不处在同一个时间层次上的语言都可以用来比较。因此即使是中古汉语，也可以用来跟汉藏诸语言的其它语言作比较。为什幺有的学者不拿中古音跟其它的语言作比较，不拿王力的上古音构拟跟其它语言作比较，而要拿根据其它语言比较得出的“上古音”跟其它语言进一步作比较，来证明上古汉语有某某词缀呢？表面上有一个理由：中古音跟其它语言分化的时间要长一些，王力的古音系统是上古时代偏晚的语音系统，而语言分化得越久，同源词就越少，原始汉藏语的形态成分就保留得越少，因此应该利用时间更久远的古音系统去进行比较，以求找到更多的同源词，发现更多的上古汉语形态。实际上不是这样。是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语言里，由于没有超越时空局限的文字把业已消失的语言成分记录下来，因此语言分化越久，用来比较的同源词和形态成分就越少。可是上古汉语文献中出现的某些词，尽管在后来的口语中消失了，其形音义一般都在中古以降的字书中反映出来了，都可以推定其上古的音韵地位。因此上述理由不能成立。由于中古音的构拟客观性较强，王力构拟的上古音注重由中古音上溯，跟中古音构拟不同的地方，一般都用大家公认的结论作构拟的依据，因此这些系统多了一些“犬马”，少了一些“鬼魅”，更适合于比较。在我看来，某些学者之所以不用中古音或王力的上古音系统作比较，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两种系统堵住了任意猜测的闸门，给他们弄出上古音系统和形态系统增加了难度。也许某些学者不是有意这样做的，只是没有仔细考虑这样的理论问题，随意性太强而已。如果采用一种猜测性比较强的上古音系统，还允许做任意的改动，那幺就能帮助他们多找出些“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共同的形态。这是以牺牲科学性为代价的，得不偿失。 再说第二个阶段。要找出词缀，先要找出词根，因为词缀附丽于词根。词根有意义，词缀添加在词根上。要分析出词缀的意义，就要跟词根的意义作对比。上古汉语中，一个词根往往就是一个完整的词。词根是基式，是原始词；“词缀+词根”是滋生形式，是滋生词。要分离出词缀和词根，就必须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一般地说，学术界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都有这样几个步骤：（1）确定各个词的读音和词义；（2）看哪两个词的读音相近，词义相近、相关，满足了上述要求，就确定它们同源；（3）确定其中一个为原始词，另一个为滋生词。这几个步骤是大家都遵守的。如何遵守这些步骤去具体地实施，这里头却有尊重客观事实和听任主观猜测的分别。少数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做法不能令人满意。 词义的科学分析是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的词义的基础性工作。要把握词义，就必须知道词义的特点。我们知道，词义具有社会性，因而具有概括性、民族性、时代性。分析古代的词义，还必须学会利用文献和词义理论研究词义。有些人确定词义，用的材料多为高本汉的《汉语的词族》（张世禄先生译为《汉语词类》）《汉文典（修订本）》等著作。他们过于迷信这些著作，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高本汉词义分析错了，他们常常也跟着错；二是对中国古今学者所作的大量的词义训释常常视而不见，而这些训释中有一些成果对确定词义是非常有用的；三是即使使用高本汉的著作，还常常有误用。以上我们还是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果从积极方面来要求，完全应该要求从事汉语语源研究的学者亲自动手研究古代汉语的词义。 某些人确定词义，有时有歪曲词义、虚构词义之嫌。王力《同源字典》评价《汉语的词族》时，列举高氏确定的一组同源词，从音和义两个方面批评其同源词的系联的错误，在义的方面，王力批评说：“至于释义的错误，也很不少。‘耕’字解作犁嘴，是极端错误的。‘刑’字解作割断肢体和刑罚是混‘刑、?’为一字（《说文》分为二字）。‘研’是磨刀石，但不能解作使尖锐之器，因为磨刀的作用是使刀快，不是使刀尖。‘刻’字解作割断也不对，刻是用刀子挖，不是割断。‘获’字解作割稻也不恰当。‘获’是整个收获谷物的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割稻。高氏歪曲词义，无非企图证明这些字都是同源字，这在方法上也是错误的。”（《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以下引用《同源字典》均采自此书。43页）单周尧先生《高本汉修订本〈汉文典〉管窥》一文对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提出批评及修订意见。高本汉歪曲、虚构词义的做法，某些研究者继承了下来。例如，有人说“玉”有*s-ngiok的读音，有“攻玉”义，“攻玉”义于古无征。有人为了证明“丁”读teng是原始词，读treng是滋生词，给“丁”的前面一读列有假借义“击打”，“丁”作“击打”讲于古无征；给“丁”的后面一读列有“击打声”一义，“丁”在古代并没有“击打声”的意思，只有迭音词“丁丁”才用来模拟伐木声。包拟古为了证明汉语的“商”“赏”跟藏语的slong（使……升）slang（给）slong-mo（施舍）同源，给“商”列有词义“贸易，与，给”，（122页）汉语方面，“贸易”跟“与，给”的意义捏不到一起去，汉藏比较方面，“贸易”义也跟藏语的这几个词捏不到一起去。为了跟藏语牵合到一起，只好给“商”造一个“与，给”的意思来。 把一个多音节词的意思当作其中一个单字的意思，在联绵词中反映得很明显。例如，白保罗把“忸”处理为原始词，“羞”处理为滋生词，这就错了。高本汉《汉文典（修订本）》给“忸”释义为“羞惭”，白保罗仍之。他不知道，“忸”作为单字，并没有“羞惭”的意思，“忸怩”作为联绵词，才有“羞涩貌”的意思。退一步讲，即使“忸”有“羞惭”的意思，又如何知道它是“羞”的原始词呢？又如，有人把“辗”“碾”处理为同源词，“辗”是“翻转”的意思，“碾”是“轧平”的意思。这里不讨论“碾（也写作‘辗’）”这个词是何时产生的，它的词义到底是什幺，“轧平”义跟“翻转”义到底有无义通的关系；只说“辗”作为单字，并没有“翻转”的意思。高本汉《汉文典》给单字“展”和“辗”都释义为“翻转”，这是不对的，“展（辗）转”作为联绵词，才有“身体翻来覆去转动”的意思。孙景涛先生《古代汉语重迭词的内部构造》一文，论证“转”是基式，“展（辗）”是粘着形式。也就是说，“展（辗）”没有“翻转”的意思。 一字多音，误把甲读音的意义移植到乙读音中来。例如《汉文典（修订本）》“坐”的“就坐”和“座位”二义都放到上声下面，又把“就坐”和“跪”歧为二义。事实上，上古时代的人是席地而坐，双膝跪地，臀部靠在脚后跟上，所以“就坐”和“跪”要合并为一个义项。“坐”读上声，意思是双膝跪地，臀部靠在脚后跟上；读去声，意思是座位，座席，后起字是“座”。高书引例为《论语·宪问》：“孔子与之坐而问焉。”这个例子也不一定举得妥当。“与之坐”是一个歧义结构，既可以理解为给他一个座席，也可以理解为跟他一起坐着。《经典释文》没有给这个“坐”注音，大概是取后面一种解释，“坐”按照它常见的读音来理解，也就是取动词义。再如《汉文典（修订本）》对“被”字的处理，高氏以为“被”的皮彼切和平义切不区别意义，列有“被子”“穿戴”“衣服的表面”“被加上，受到”“遭受”“披盖”“达到”“妇女的首饰”“武器的把手”“散乱的”等义项，同时列有上声和去声，这是以为两读不别义。其实，这里“被子”义读皮彼切，其它的意义读平义切。“散乱的”一义有虚构词义之嫌，他举的例子是《左传·成公十年》：“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被发”是动宾结构，不是定中结构，“被”仍然是“覆盖”的意思；“被发”是指让头发散乱在头上。高氏还收有“被”的攀靡切（《广韵》未收，见于《集韵》）一读，释义是“覆盖自身的”，举例为《左传·襄公三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这里释义未确，攀靡切的“被”意思是披在肩背上；举例未当，“被练”仍然是动宾结构，不是定中结构。《经典释文》注音说：“被练，皮义反，徐扶伪反。”“被”是“穿戴”的意思。高氏书中，这类张冠李戴的现象甚多，不加选择地利用来探讨原始词和滋生词，不能不影响到结论的科学性。 一字多义，不同的意义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常常把后代产生的词义当作是上古已经产生的，因而误系上古同根词。例如，白保罗《再论汉-藏语系》中，认为“羊，姜，羌，羹，膷，汤”同源。语音上相远，这里不说，单说词义。“羹”本义是带汁的肉食，中古以后才发展出“汤”的意义，“膷”本义是牛肉羹，它们跟“羊，姜，羌”词义完全不同，如何同源？“汤”作为这几个词的同源词，更为荒唐，它的本义是热水，在上古时代跟“羊，姜，羌，羹，膷”词义毫无共同处；大约隋唐以后才发展出“菜汤”的意思。把“汤”作为上面几个词的同源词，再据上面几个词多为牙喉音，给“汤”拟上*[s-k]ang的上古音，作为上古汉语有s-前缀的证据，谬甚。 有些字（词）是很晚才产生的，常常有人当作上古已经产生的，因而误系上古同根词。例如，白保罗《再论汉-藏语系》中，认为“天”和“祆”同源。“祆”的产生很晚。《说文》没有收“祆”字，《说文新附》：“祆，胡神也。从示，天声。火千切。”《说文系传》作：“祆，胡神也。从示，从天。”这个“祆”是拜火教天神名，拜火教在南北朝时由波斯传入中国。因此这个“祆”的出现最早不会早于南北朝，更不会是“天”的同源词。“祆”还有一个意义，同于“天”。最早见于《集韵》。《集韵》馨烟切：“祆，《说文》：胡神也。唐官有祆正。一曰：胡谓神为祆，关中谓天为祆。”中古时关中把天叫做“祆”，既有可能是“天”的方言分化词，也有可能是拜火教天神名的引申义，疑莫能名。无论如何，把“祆”作为上古已经出现的词，跟它拟上*[s-k’]ien的上古音，作为上古“祆”有s-前缀的证据，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另外，他的《汉藏语言概论》《再论汉-藏语系》多次说到“祆”字，从来没有交代这个“祆”是取“胡神名”还是取关中方言对“天”的称呼这两个意义的哪一种。 某些人不用说自己动手研究词义，甚至连《经籍籑诂》《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这样常用的工具书都没有查阅。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写信给沈兼士先生说：“‘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苍》《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现今某些汉学家并没有克服“《苍》《雅》之学不能通”的毛病，这对国际范围内上古汉语形态问题的研究很不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全球范围内会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上古汉语，研究上古音构拟。人们要求中国国内的学者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精华，这是对的。中国有成就的学者在批判继承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外，注意充分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精华，已经形成优良传统。反过来，西方某些研究上古汉语，特别是上古汉语语音的学者，在批判吸收中国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方面，做得还很不够。词义研究方面，中国古今学者大量的训诂成果被他们忽视了。今后研究上古音，研究上古形态等方面，必须充分注意这一方面。由于某些学者在词义的分析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许多没有同源关系的词被误认为同源词。例如，白保罗《再论汉-藏语系》中，认为作“鼻梁”讲的“頞”跟马鞍的“鞍”是同源词，并且说：“参见卢舍依语k?n(<*[-]ka·n)‘浅谷，山脊’，hna·r-k n‘鼻子’（hna·r）上面的凹处[=‘鞍’]。”大概他是这样想的：“頞、鞍”音近，鼻梁上面有凹处，马鞍上面也有凹处；有了卢舍依语作证据，结论就可靠了。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又把“鞍”处理为藏语作“负载物，重负，后腰”讲的sgal、作“马的后部”讲的sgal-pa的同源词。（74页）他们不知道，汉族骑马大约是战国时的事，有了骑马才会产生马鞍。马鞍的作用在于使人能安坐在马背上，马鞍的“鞍”是“安”的滋生词。杨树达先生《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五《文字孳乳之一斑》说：“安，静也……又孳乳为鞍，马鞁具也……树达按居室者隐几为安，乘马者据鞍为安也。”甚确。 音同音近，义同义近义通，只是确定同源词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同根词必须音同音近，义同义近义通；但是什幺是音同音近？什幺是义同义近义通？必须根据语言的社会性、系统性、发展性做出科学论证。音同音近、义同义近义通的词不一定是同根词。《同源字典》强调要有古代的训诂为据，这就比较可靠。某些人确定同根词，从音的角度说，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上古音系统，但是具体实施起来，许多读音相差很远的词也被看成是音近，把同义词、同类词都当作同根词。从词义上说，什麽是义近，义通，决不是凭猜想就可以确定的，更不能以今律古，以外族语律汉语。同根词绝大多数是词义滋生运动的产物，少数由方言引起。词义滋生有其规律，《同源字典·同源字论》的“从词义方面分析同源字”中，列出各种词义关系，就有这方面的考虑。蒋绍愚先生在《两次分类—再谈词汇系统及其变化》一文中论证，“世界上的事物、动作、性状极其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逐个地加以指称，而总是要加以概括、抽象，舍弃一些非本质特征，把具有某些本质特征的归为一类。把哪些事物、动作、性状分为一类，把哪些事物、动作、性状分为另一类，这在不同民族以及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所不同。与此相应，在不同的语言中以及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把哪些事物、动作、性状概括为一个义位，也有所不同。”据此，我们在确定义同义近义通时，就不能以外族语律汉语，以今律古。外族语、后代汉语最多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证据。研究汉语的同根词不能以外族语律汉语，《同源字典》一般只就汉语本身系联同根词；不能以今律古，《同源字典》“判断同源字，主要是根据古代的训诂”，来证明所系联的同根词不是个人臆断。有人确定词义的相近相通，主要是靠主观猜想。所以有些词义相差甚远的词也被看作同根词。例如，白保罗《汉藏语言概论》论及汉语的前缀：“汉语有不少复辅音声母，其中有些可以看作是前缀，但只能举出一些零零碎碎的例子，如niar‘迩’sniar‘玺’niok‘忸’sniog‘羞’（参见藏-缅语s-rak）；m?k‘墨’xm?k‘黑’。”这里，白保罗把“迩”处理为原始词，“玺”处理为滋生词。但是“迩：玺”意义相差甚远，它们连同根词都算不上，更不可能形成原始词和滋生词的关系。再如，有人以为“实”作“坚实”讲是原始词，“密”作“稠密”讲是“实”加上中缀构成的滋生词。其实，“坚实”和“稠密”这两个意义词义相差甚远，物体坚实者不一定稠密，物体稠密者不一定坚实；人们很难在古代汉语中找到一个有“稠密”义的词发展出“坚实”义的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有“坚实”义的词发展出“稠密”义的例子。有人把作“收获谷物”讲的“穑”处理为原始词，作“摘取，采摘”讲的“采”处理为“穑”增添后缀-？形成的滋生词。其实，“收获谷物”义及其引申义，都跟“摘取，采摘”义相差甚远；人们很难找到古代汉语中一个有“收获谷物”义的词发展出“摘取，采摘”义的例子，也很难找到一个有“摘取，采摘”义的词发展出“收获谷物”义的例子。 更有人忽视一个词的词义引申规律，任取滋生词的一个引申义系联同根词。其实，滋生词从原始词发展出来的那个意义应该是滋生词的本义，而引申义是它分化出来之后，继续发展出来的意义。任取一义加以系联，不但会误系同根词，而且会把原始词和滋生词分析错了。例如，马伯乐认为“览”是原始词，意思是“看”；“鍳”是滋生词，意思是“镜子”。郭锡良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在《词义分析举例》二《词的本义探求例》“监”下分析说：“‘水监’，正是‘监’字的本义。随着青铜器的发展，产生了铜镜，因此，‘监’字又写作‘鍳’。”这是对的。可见，“览”不是“鍳”的原始词，他们没有直接的滋生关系，“鍳”是“鍳”的“水监”一义的滋生词。再如，有人认为“张”是原始词，意思是拉长；“长”的上声读法是它的滋生词，意思是长大。这里把“张”的意思解释为“拉长”，不准确：“张”的本义是拉紧弓弦，引申义是展开，扩大，跟“翕”相对；这个引申义强调的是向四周张开，不强调向两端伸长。“长”的上声读法不是“张”的滋生词，而是“长”的平声读法的滋生词。郭锡良主持编写的《古代汉语》在《词义分析举例》三《引申义分析例（上）》“长”下分析说：“长”的本义是长短的长；“长字又读zhang,由长远的‘长’引申为滋生、滋长。”这是对的。可见，把作“滋生、滋长”（也就是“长大”的意思）讲的“长”处理为“张”的滋生词，是错误的。 同根词中，尽管绝大多数成员是构词产生的，滋生词是由原始词派生出来的，但是我们是“今之识古”，面对的是同根词滋生的结果。从理论上说，一组一组的同根词，既有原始词和滋生词并存于后世的现象，也有原始词或滋生词的任一方在后世消失的现象。由于原始词或滋生词词义的辗转变化，后人很不容易确定源流，《同源字典·序》中，王力先生一开始就说：“同源字的研究，其实就是语源的研究。这部书之所以不叫《语源字典》，而叫《同源字典》，只是因为有时候某两个字，哪个是源，哪个是流，很难断定。”我们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必须小心谨慎。有些词只能确定它们是同根词，不能找出哪一个是原始词，哪一个是滋生词；有些可以找出原始词和滋生词。某些人确定原始词和滋生词，缺乏科学条例，或者凭猜想，或者牵强附会弄出一些不可靠的证据。其实他们先主观地确定某两个词配对，一个带有“词缀”，一个不带有“词缀”，不带“词缀”的那个词是原始词，带“词缀”的那个词是滋生词。对于写成同一汉字的传统所谓“四声别义”和“清浊别义”的那些词来说，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因为哪一个是“如字”，哪一个是“破读”，古今的学者基本上有共识，这种共识基本上能接受语言事实的多方面的检验。对于写成不同汉字的同源词来说，处理起来就不那幺容易。假定有两个词是同根词，它们的关系有三种可能：一是甲词是原始词，乙词是滋生词；二是乙词是原始词，甲词是原始词；三是甲乙两词都是滋生词，它们的原始词消失了，甲乙两词之间不存在直接的滋生关系。《同源字典》非常重视第三种可能性的存在，所以不轻易把一组同根词的某词看作原始词，某词看作滋生词。常常有这种情况：某些学者根据能否找出“词缀”的办法确定的原始词和滋生词，事实证明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滋生关系；或者原始词和滋生词跟某些学者的处理正好相反。例如“墨”有人以为原始词，因为找不出前缀；“黑”看成滋生词，因为可以找出前缀。但是“黑”在文献中早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墨”的产生要晚得多。“黑”有资格处理为原始词，“墨”有资格处理为滋生词。 注：未完待续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雨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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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是 pli?an，“蛮”是mlwan，可以说是同部位，但是“孪”是slwan；“吏”是
，但是“使”是
；“飂”是gli??g，“樛”是kli?o?g，“璆”是g?li?o?g，“嘐”是xl??g，可以说是同部位或部位相近，但是“瘳”是t?li??g，“缪”是mli?o?g；“龙”是li?u?，但是“宠”是t?li?u?，“龚”是ki?u?，“庞”是b?lu?，等等，sl-和pl-、ml-；l-和sl-；t?l-、ml-和gl-、kl-、g?l-、xl-；l-和t?l-、k-、b?l-的发音部位相差得这样远，这跟“一声之转”又有什么不同呢？再如，高本汉“各”是kl?k，“洛”是gl?k，两字的拟音，声母发音部位相同。但是董同龢指出，如果碰到l-母字跟喻母字谐声的例，就会出现冲突。要是结合其它反映上古音的直接材料，这种构拟的捉襟见肘之处就更多。（三）某些复辅音的构拟，不能解释清楚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发展变化。例如，《广韵》“缪”读m-，“胶”读k-，有人把它们的上古音笼统地构拟成mkr-；《广韵》“?”读l-，“蛮”读m-，有人笼统地把它们的上古音构拟成mr-。同是gl-，“吕，乱，仑，鬲，洛，略，掠，谅，例，阑，滥”等字中古读l-,“璆，寠，黥，鲸”等字中古读g-；同是“塞音+l”的复辅音，“p-，k-，ts+l-”中古丢失l-，保留清塞音，“b-，d-，dz-，g-+l-”的浊塞音中古一般丢失，保留l-，这种处理大约可以找到类型学的理由，但是对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演变来说，缺乏内部证据支撑。（四）汉字是一种语素—音节文字，它不直接记录音值，更不会记录音素。而复辅音的构拟是构拟汉字的音素的。所以通过谐声字来构拟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只是一种推测，不是一种必然的推论。说有些主谐字和被谐字中古读音相差甚远，在单辅音框架内难以解释，这种认识本来具有不确定性：你怎麽必然知道在单辅音框架内难以解释呢？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在单辅音框架内对原来认定在单辅音框架之内难以解释因而构拟出复辅音的一些字作出重新构拟，正说明某些字的例外谐声是可以在单辅音框架内作出做出解释的，有些字现在没法解释，将来也许可以找到解释。前缀说建立在复辅音构拟的基础上，白保罗说：“汉语有不少复辅音声母，其中有些辅音可以看作前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