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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本英文书《革命与情爱》中没有写萧红，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研究左翼作家和革命文学，她严格来讲并不属于左翼作家，虽然她认识鲁迅、胡风等等，很容易被归到左翼作家里头，但仔细读她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她并不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其实不愿意文学只是成为政治的工具。《生死场》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小说里的那些女性活得这么卑微，很多的压迫不是来自日本人，而是来自她们自己的男人。这就是她重视的东西--女性本身的一种生存状态和人性的复杂。在她的小说中，她其实是不拿文学来承载任何意识形态的，只执着于对人性的探讨和叩问。
我很欣赏萧红和她的文学才华。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张爱玲、萧红、丁玲都是佼佼者，每次我教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一定会教这三位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这些女性作家最近重新被媒体和大众关注，虽然有被'消费'的嫌疑，可也是一件好事，让她们的名字和作品传播得更广，而不是被历史埋没。 我看过电影《黄金时代》，觉得很像文学评论家或文学史家拍的电影，试图客观地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萧红短暂而不寻常的一生，在当下商业化的时代，能有这样'文学化'的片子已经难能可贵了。不过，正是因为这种纯'客观'的角度，让我们无法深入到萧红深邃的内心世界，比如她在面对爱人萧军有外遇、甚至家暴的时候，有过怎样的失望和痛苦；她因为生活的困境而选择放弃自己的两个婴儿时，有过怎样的内心挣扎；在'革命者'和'文学者'之间，她是如何选择的。我们看到的只是萧红的一些'经历'，但是作为一个文学女性天才，她在经历所有这些事情时，一定非常敏感、非常痛苦，可是电影没有深入到她的内心，没有表现出女性更为复杂和矛盾的挣扎，所以还不够有力量。 小说写得像散文是一种独特的风格。比如《灵山》就是一部散文体写成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恐怕是萧红最好的一部作品了，既是散文也是小说。 萧红是一个非常文学化的女性。你看《黄金时代》里有一幕表现得挺好的，就是在国难当头，萧军选择的是去延安打游击，而她选择的就是文学，她只想要一张桌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来写出心中的文学，这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代表了这对恋人在文学观点上的最大分歧，涉及到他们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和定义。文学家应该去拯救世界，还是应该回到文学本身？她确实选择对了，要不然她31岁就去世了，就留不下多少作品了。 我觉得萧红和张爱玲都属于天才型的女作家，比丁玲天才多了。她们好像都得到了天意，就是有一种写作的紧迫感。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你看张爱玲这一生最辉煌的作品都产生在日本占领上海的那几年，后面就慢慢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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