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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轶 内容提要 新世纪乡土小说浪漫叙事的潮起和变异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在“浪漫”与“寻根”之间有着一条或隐或显的连线，寻根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是乡土浪漫派的一个精神源头；浪漫主义以感性乡土的审美理想为指归，浪漫叙事的勃兴与新世纪文坛感性审美的回归相关联，它使乡土小说魅性重返；随着现代化的猛进、生态危机的凸显、精神家园的破败，和自然相关联的浪漫书写成为乡土小说重要的生长点，其生态美学性质是新世纪浪漫主义在禀承现代浪漫主义传统时所生发、裂变的新质。总之，新世纪乡土浪漫主义文本大地复魅的理想与文化守成主义和现代化反思思潮密切关联。 关键词 新世纪乡土小说；浪漫主义；变异；文化守成 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所发生的最急遽最广阔的历史性事件就是由半农业半工业社会形态向现代化或者说向工业化、城市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以及边地的游牧文明。现代浪漫主义文学既是对启蒙的反动，又与现代启蒙精神互动。当代以来，整个社会话语系统供给浪漫主义文学的土壤贫乏而吝啬，很长阶段文学不能够成为宣泄自我感情、思考个人生存意义、抒写自我情感体验的载体。当时序进入1980年代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浪漫主义文学旗帜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再次飘展，而且与新一轮的文化启蒙思潮密切相关。1980年代文坛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等一系列书写故乡的怀旧小说，庚续了现代文学史上废名和沈从文所开创的田园牧歌的乡土抒情风格，以含蓄空灵的语言、取材的现实距离感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操持工具文体、呼应主流话语造成反拨，那种久违了的乡土审美情趣和淡泊宁静、超脱尘俗的美学风范为充斥着“政治”、“革命”话语的文坛接引了一股清凉活水，大量的民风民俗的描绘成为欧化文学转向民族文学的优秀范式。其后刘绍棠、钟阿城、王阿成、尤凤伟、何立伟等的乡土小说使乡土抒情成为一种时尚，成就了新时期乡土小说的丰富景观，寻根小说、先锋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其影响。在1990年代初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这股清新的文风遭遇了阻断，以往伪英雄主义、伪理想主义导致了文坛对浪漫主义的反感心理，对于“精英文化”的反叛，对于传统创作观念的违背成为新一代作家有意识的追求，随着经济转轨、文化转型的拓展，文坛上形成了所谓的“新写实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各种名目的写作热点，由汪曾祺唱响的当代文坛的抒情慢调渐失风骚，浪漫主义写作集体淡隐了身影，小说写作从政治、文化启蒙等现代传统现实主义的功利性束缚中突围出来，对内蕴极为丰富的人类生存状况作了文学的观照和表现，但在“躲避崇高、消解神圣、拆解深度”的旗帜下，堂而皇之地展示个人丑恶的私欲，无滋无味地咀嚼毫无意义的身边琐事，毕竟缺乏了现代人生的精神品位。潜隐其中且体现着反抗和超越精神的浪漫主义文脉是由乡土小说作家张承志、张炜等承续的，虽然那反抗还有些苍白无力，那超越充满了自虐性悖反，那主观抒情性的“自叙传”似的文字却是声言着浪漫主义乡土小说坚韧的生命活力。 20世纪末以来，浪漫主义在乡土小说中有旗鼓大振之迹象——虽然内蒙古草原匹马孤帆的张承志“在皈依一种无限的朴素之前，在跳进一个远离文学的海洋之前”，通过《心灵史》实现了“最彻底的文学化”[1](P10)，之后逐渐地淡出了乡土小说创作的行列，一直默默而坚韧地“以笔为旗”，进行着散文随笔创作；而张炜自始至终坚守“葡萄园”下理想神话的寻绎，纵情抒写胶东半岛那片野地上的风光风情和风流，唱响了“远河远山”凄美的“刺猬歌”；来自中国最北端的漠河的迟子建迷醉于大兴安岭山林地带的异风异俗，用温情的文字追溯“额尔古纳河右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浪漫历史，期盼着“越过云层的晴朗”；过着“城市生活”的刘庆邦，在“桃子熟了”的时节哼着“金色小调”，絮叨着“梅妞放羊”的乡村记忆；“敬畏苍天”的红柯，在“高耸入云的地方”，以“跃马天山”的姿态显示着男儿本色；董立勃在他“静静的下野地”里，嗅着醉人的“米香”，给你讲述那渐去渐远的“远荒”“狼事”；湘地作家陈启文在“逆着时光的乡井”边谱写着“大堡柳船坞”的乡土传奇；回族作家石舒清在“开花的院子”里面对那把“清水里的刀子”沉思冥想；徜徉于“大草滩”的王新军时而谛听着“大地上的村庄”那鸡鸣狗叫，时而迷醉于天上漂流的“吉祥的白云”，铺衍着自己的诗情之旅；来自阿拉善草原的漠月“夜走十三道岭”，在“青草如玉”的土地上徘徊难舍；郭文斌在“一片荞地”里温习着母亲的似水流年…… 乡土浪漫题材小说在此时的大量出现和变异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起码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首先，在“浪漫”与“寻根”之间有着一条或隐或显的连线，也就是说，上世纪的“寻根文学”为20世纪末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的重新勃兴提供了一些线索，或者说“寻根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乡土浪漫派的一个精神源头。对于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两种习惯的阐释向度，实际上，这一阐释忽略了寻根文学所具有的浓厚的浪漫主义精神特质。寻根文学所提供的主体性、自然性内涵以及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的紧密相关性也正是20世纪末乡土浪漫题材小说所涵纳的对象，说白了，“寻根”或者说文化回归也是当下乡土小说创作的重要内涵。厚古薄今是中国自春秋以来儒墨的文化价值传统，当然，对于现代化反思与文化守成的思潮学界认识不一，有人认为，传统中国的精华在现代化负面影响下愈显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对于反驳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为西方提供了参照，东方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能够为拯救人类做出贡献，因而，东方国家应该重视自身的传统，抵御现代化的宰制；也有学者认为，在当下语境中，批判现代性是一种反讽，是知识分子非今从古的群体早衰和精神阳痿，或者是在与西方交流中产生的挫败感使之逃向怀古主义；也有人认为，这种思潮是以儒家集体理性主义的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对抗现代文化的核心个性主义。[3]但在当下，这种乡土浪漫叙事有其特殊的话语情境和言说方式。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所发生的最急遽最广阔的历史事件就是现代化或者说向城市化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受到最大冲击的自然是传统的农业文明以及边地的游牧文明，和以往的移民开荒、边地流放、屯田设防有着本质性区别，这次变革是全局性的、不可逆转的，对于传统文明是一种致命性打击。一个“新乡土中国”正在经济发展的狂飙突进、日新月异中昭然而出，而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堕入了文化的洪荒地带，对现代性挤压的体验与恐惧日益强烈。现代性反思是上世纪末至今文化界的重要思维路径，面对着“传统文化的断裂”，知识分子认识到对现实的改造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在一个民族竭力以异域的某种“已然”为蓝图的时候，必然会在其文化根部生成一种逆反的力量，因为民族的发展需要一种自信作为统合力，这种自信不可能来自对自我的否认，而是来自民族文化认同，来自传统乡村社会的“常”。无疑，对于在现代高科技、物质文明拥挤下生活的人们来说，任运自由、天然无价的人性精神具有原始主义的魅力，它的审美意境能够满足人们对于自然和人性的呼唤。这种精神体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中，就是乡土浪漫抒情派所秉承的对于传统文化魅性的顶礼。乡土浪漫抒情小说的根底是发现生活的真善美，但现实的芜杂、燥乱与他们的审美情致存在着深刻的鸿沟，因而作家将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伸向乡村古老的民俗礼仪，伸向原生态的田野和草原，从过往的岁月、偏远的村镇荒野矿井草滩峡谷中打捞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精神治疗方案，他们常常倚重立足于乡土的想象力的飞扬，或者说倚重于朝向大地的乌托邦的梦想——“虚构”是小说的强权，理性的头脑并不见得能够破疑人类在追寻中如何驱除孤独的恐惧和实现的不可料知，以使个人精神获得自由、陶然和尊严，而残缺的生命需要信念来扶持，信念的强韧需要一个神话来支撑，虚构的浪漫艺术使生命的每一段都变得可观照、可感受、可思忖、可体恤。“地域成为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4]，像现当代文学史上废名的黄梅故乡、沈从文的湘西边城、萧乾的京郊村舍、汪曾祺的高邮河道一样，张炜把龙口村野、刘庆邦把豫中平原小村镇、红柯把新疆浩瀚荒原、郭雪波把草原大漠、刘亮程把新疆风沙之地、宁夏作家群漠月、陈继明、石舒清把黄土高原作为寄情之所……表达传统与现实撞击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表达对传统乡土文化和生存方式的眷恋和维护，是一种为陷入了文明怪圈的民族进行精神“寻根”的壮举，是对历史线性发展观的悲壮的抗拒，那知识者以缤纷之笔营造的“乡村梦”里闪烁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光彩和精神，同时也体现着一代知识者在对现代化未来的无限忧虑中文化守成的姿态和现实批判的意图——在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化与全球化的拉拔是必然情势，乡土浪漫派作家“跑到深山野林中、荒凉大漠中去歌颂那拙朴、原始、粗犷、纯净、严峻、神秘的生命力量，在其中感叹、表达、歌颂人性，去探求那超时代超现实的永恒的人生之谜”[5]，通过对乡土的赞美、都市的讽刺、民族或民间传奇的重叙，以一种伦理的、审美的、文化的方式介入了社会历史进程，还企图通过“恢复传统”、“扩大中国文化”来“重造人心”，这其中与传统“国民性改造”主题既有对接亦有反叛。当然，新旧世纪之交乡土浪漫小说的寻根意向绝对不仅仅是对八十年代的庚续，它有着属于这个历史阶段文学的基本属性。比如，寻根文学的文化寻根实际上不是向传统复归，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接受场，20世纪末乡土浪漫派的思路与此就有巨大差异，它对大地－乡村－农民作为“根”的频频眷顾似乎试图突出“现代”的重围，回到民族的历史“本色”。 其次，浪漫主义一直是作为一种或隐或显的审美意识而存在，它的诞生宣告了现代审美主义思潮的生成。具体到乡土文学，浪漫主义是以“感性乡土”审美理想为指归的，当下浪漫主义乡土小说的潮起和新世纪文学创作感性审美的回归有关联。 新时期小说在与政治的告别仪式中先后步入“先锋小说”、“新历史小说”，却始终不能摆脱政治文化心理的纠缠。先锋小说极端化的技术与形式追求、对接受美学的忽视，只是更严密的对政治文化的介入而已，新历史主义小说对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和阐述、对古典主义的乡土浪漫情结的鄙视，表明了他们对政治文化更无遮拦的迷狂。另外，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威胁只是外在的，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有内在的联系，它们都强调主体性，强调感情意欲，所以现代主义审美意识对浪漫主义的消解带有根本性，在这种情况下，“感性的乡土”迷失在故事的营造、历史的解构或叙述迷宫的设置之中。最明显的一个方面是在形式主义的红火下，浪漫情怀和审美意蕴的缺失严重伤害了乡土小说的健康，乡土小说应有的美学品格丧失了，风景画、风情画、风俗画的缺席成为新时期小说一大症候，寓严肃沉重的人生内容于诗情画意的乡土小说渐渐远去，一定程度上使简约化了的小说成为观念化的写作，甚至有问题小说的嫌疑。在这一过程中，文学理论批评界对浪漫主义的忽视、冷落客观上也为现代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蚕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世俗化为表征的颓势和低迷成为1990年代中期乡土小说的基本走势。因此有学者在1996年提出了“当代浪漫主义的终结”[6]的话题。 同时，问题存在着另一方面，在物质化和科层化越来越严密的今天，在消弭个性和人格标的的俗化洪流中，以怀恋和审美、以守望和排拒体现人类精神向度的浪漫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魅性，其中正蕴含着以反抗现实、对抗平庸、拒绝异化为主旨的浪漫主义小说的生机。“尊群体而斥个性、重功利而轻审美、扬理念而抑性情”[7](P6)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缺少理想与激情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会，轻视艺术的、审美的力量参与的文学现代转型一定是残疾的，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来论文学也是文学的悲剧。乡土浪漫小说要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的阻抑下获得新生，重铸浪漫主义美学品格是其必须面对的问题。马尔库塞认为：美学总与现实格格不入，美学必须在陈腐老调的日常生活中开启另外的可能的解放的一维。1993－1996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虽然具有随意到毫无章法缺乏规范，但正如谢冕所说，那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它不具备任何权力加入或干预的色彩，以它纯粹的民间自发性而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中的绝无仅有”[8]。在这种探讨中，我们意识到在高远俊美的精神目标之后，掩盖着“文化英雄”“独善其身”的目标关怀，那些由“英雄文化”哺育的偏执并不是能给我们充分的可信任感，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否认被一种崇高的爱的品质和情怀所打动，这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高扬体现了这个“物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难得的勇敢和诚实。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文学载体正是浪漫主义，不管学者们怎么论定浪漫主义的“在场性”问题，“当代浪漫主义终结”起码并不符合事实。由于对主体情感、个人心灵的关注，浪漫主义是以一种对日常人生诗化的姿态进入现代社会的创作方式，超世俗的、精英化的、追求经典性和永恒价值是它的文学理想，所以浪漫主义乡土文学以它的乡土想象对真实乡土做出陌生化、“他者”化处理，让自己从现实中脱身而出，奇妍独放，制造了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寻回乡土小说的诗性美学传统，这其中蕴藉着艺术以独立的价值取向不与世俗妥协的一面，它以审美的方式切入时代进程，试图从现实的泥沼中把文学拯救出来，以实现主体人格的完善和民族精神的提升，从理想和精神维度为新世纪文坛提供反省和批判的力量。 第三，随着现代化的突飞猛进，生态危机日益凸显、精神家园逐渐破败，和自然生态相关联的乡土叙事成为新世纪浪漫派乡土小说最重要的生长点。我们说乡土浪漫派其实受寻根派的影响，带有寻找民族文化之根脉的倾向，而在当地球变为地球村的新世纪，我们的乡土小说家探寻的不仅仅是民族之根，也是人类之根。乔纳森·贝特在《浪漫主义的生态学》中认为浪漫主义和生态学密切相关，浪漫主义的写作价值即是维护自然和人类的想象力和语言。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触目惊心，地球作为人类共同的家园已经千疮百孔，当欲望的洪水淹没过人类的精神高地，当人类反顾来路发现一路风景依次陆沉，当自然的神性被一个个哲人宣叛了死刑而迎合了人类对自然灭绝性的掠夺之后，当人性挤压下的暴力、死亡、荒谬、孤独、焦虑、恐惧替代了那风情的原野、诗意的生存……失去了精神家园的作家渴望通过“田园”和“荒野”的文本再造来找到“回家的路”。他们重新找到了精神的原乡，即大地万物，大地崇拜、动植物崇拜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景氤氲着无限的浪漫情思，无论是红柯的西部荒原豪情、杨志军“环湖崩溃”的悲情、阿来的悲凉抑郁、迟子建的游牧温存，抑或张炜的野地走歌，包括郭雪波的《银狐》、姜戎的《狼图腾》等许许多多动物题材小说其实都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问题密切相关，和人性与自然的悖论有关，也和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必然需求和自然“稀缺”的不可持续性有关。在这一类小说中，乡土的自然色彩、悲情色彩、神性色彩、流寓色彩内涵通过风景画、风情画和风俗画的外在形式得到了最为充足的展示。特别是在新世纪文学的“边地书写”中，这种自然生态浪漫主义更为卓著，边地的一人一物一景一事都是本土的、非常地域的，具有生态美学性质的。可以说，这是21世纪浪漫主义在禀承现代浪漫主义传统的同时所生发、裂变的新质，它使得乡土小说的生命力更显得丰沛充盈，也更具有人文关怀的向度。 浪漫主义在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名誉的曲折之后，在经历了评论界的反感、冷漠、批判之后，到20世纪末似乎实现了一次自救，无论这些乡土浪漫文本是对民族记忆、文化根性的重新唤回，还是对中国民间情怀、乡情风俗的重新发掘；无论是对荒野大地的神话演绎、风情诠释，还是对乡土人性真善美的激情拥抱；无论是对现代化推动下的生态摧毁、人性异化的反动，还是为传统农业文明唱响哀婉的“暮歌”，对生命体验价值的青睐，都显示了新世纪乡土浪漫派的远大抱负。虽然此类题材创作还有着诸多局限，比如，在哲学资源的发掘上，以传统的价值立场和文化心态应对现代文明面临着诸多困境；在乡土美学建构上，那种恐惧、惶惑、颓废、失落乃至濒临末世的绝望心理暴露了作家在“反抗现代”的征途并没有找到正确的价值立场和新的文化认同；在审美价值的实现上，浪漫主义文本“大地复魅”的理想产生了把乡土“陌生化”的趋向，但是，艺术家和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在“单向度”的现实秩序之外提供了一个“可能性”世界以及无限度的精神飞扬的梦想。在作家情怀中，“乡土”本质上就是一个歧义丛生的命名，它的厚重与本分的禀赋、色彩斑驳的变易、生息不绝的活力与“大地”这个命名一样饱满而富有质地，可以说是作家寄寓关于文化理想或文化思考的象喻系统，而“浪漫”所传达的匪夷所思的暧昧性、传奇性、神秘性启迪以及透出的“不可为而为之”的乌托邦期待更是一种家山回望的精神宣言——不管是“文化西部”游牧文明最后的挽歌还是“现代焦虑”下的乡土文化守成与道德批判，抑或乡村俚俗世界温情的田园牧歌的重奏。同时，我们也应该正视不少作家并非仅仅固守于传统，盲目排斥和否定历史发展进程，而开始以理性的目光打破乡土的藩篱，正视农村的出走，关注他们的变异和迷失，挖掘城乡体制建设的不足与失误，并企图以“正面取值”“呼吁爱、引向光明、建构社会主义新人、求真求善求美、推崇超俗与神圣、理想与憧憬”[10],这实际上使得当下的乡土浪漫叙事创作呈现出与以往乡土小说不同的审美质素和思想质地，也是它与其他题材相比独特的旖旎风光，并预示了乡土浪漫题材小说有可能在21世纪获得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承志.错开的花：张承志新诗集·自序[A].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张存凯、马征.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论证简述——兼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J].理论导刊,2005,(12)。 [4]朱大可.“后寻根主义”：中国农民的灵魂写真[A].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杨争光[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李泽厚.两点祝愿[J].文艺报,1985-07-27. [6]李庆本.当代浪漫主义的终结[J].中国文化研究,1996,(冬之卷). [7]谢冕.百年文学总系·总序[A].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8]谢冕.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J].文艺争鸣，19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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