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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同”的思想先秦时代就有了，荀子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荀子》）这些思想明确地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些王公贵族所属的。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现实来说，自有人类以来，就彼此竞争与占有，从而有了私有社会。这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天下的财物是由有能力的人来掌控的，谁有更大的能力，谁就控制越多的财富，甚至也控制人自身。历史以来，人类就努力磨励自已的能力以便 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从过去的对奴隶人身的控制到后来的对土地的控制，再到对资本的控制等。凡是人有能力占为已有的东西都被人们瓜分，在现代也同样，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出现高级的前所未有的财富形式，那些首先开发者往往占有着。荀子认为：“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荀子》）这就是说，财富的私人或者私人集体占有是有客观性的，因为人是最有能力的存在者，必定会凭自已能力占有对自已有用的东西。所以，要实现天下为公的理想，那就必须消除私人占有性逐渐发展成集体或者大集体直至全人类占有，即使是全人类占有也是人的占有，即是社会占有。社会的发展是向着公有化程度加大的方向进行的，这是无疑的。人类对理想社会应该具有什么特征的理论性探索有十分漫长的过程，乃可以说自文明以来就开始了，只是晚近这种社会的总体轮廓才逐渐清晰起来，这种理想社会现在可以称作“大同社会”。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是做学问的，这种三阶段也体现在社会发展中，有共同之处。第一境界是相信集中社会财富与管理专制，但是，等到发现专制不可信、不可靠时，那就需要上升到第二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依靠自已与群众，因为资源虽然集中起来却擦不着油水，但是自已与群众的事太过偶然或者复杂，正如王国维说“为伊消得人憔悴”；所以，最终需要上升到第三境界，这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什么，而是一种中性的东西，既不是自由散漫的也不是专制，因而最可靠。但是，这种中性的东西在古代不容易看清，在现实中出现也要经过漫长的过程，因此关于“大同社会”的推测也就停留在两端，政治与经济思想也就只有自由与专制两种情况，不是自由就是专制，反之也然。这种中性的东西是自然而然发展成的，当然，说是自然，那是相对而言，例如早期的所谓“自然”就象“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起作用，实际上是众人意志彼此协调的产物。但在后来，社会“意识”的作用明显加强了，那实际是在社会“意识”支配之下的“自然”了。人类起源于自然界，最初对自然界没有多少改造能力，自然界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是原始的，但是发展到后来自然界成为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先秦思想家提出的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案，现在已是很清楚了，其中产生了有明显区别的多个流派。先秦思想家基本上是从两端思考的，即以儒家与道家为代表，管子很早就提出社会是需要治理的，他说：“人者，天下之极也，不可不务。”并进一步提出“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裁之，而天下治。”在此基础上，管子提出了以“刑”作为“政”的基础的“刑政”理论，“制断五刑，各当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惊，曰刑。正之、服之、胜之、饰之，必严其令，而民则之，曰政。”（《管子》）道家则强调自我的治理，因而也排斥社会治理，试图实现极端的自由。现实中，显然只有两种方式调和起来，一方面不能对社会的管理过于严苛，另一方面也不能放松。实际上也是如此，例如封建王朝刚建立时，统治阶段往往采用老庄学说，让百姓自由发展；而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就用专制手段了。以管子、孔子、墨子、孟子、荀子思想为代表后来称为儒家的思想强调了“圣君”治理的方式，这相当于古代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治理，意思就是由社会有力有知者以仁德治理天下，由此，孔子提出了“仁说”，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荀子也说：“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荀子》）后来称为道家思想的老子、庄子等人的思想则强调百姓的自主生存，因而也没有社会矛盾，没有什么竞争与冲突。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理想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 老子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道德经》）这就是说老子把解决矛盾的方式归于两途，人道与天道，但是，他没有想到人道与天道之间是过渡的，彼此并不绝对对立。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是这样从人道占据主要特征到天道占据主要特征，其中过渡的正是天道与人道统一方式。庄子认识到专制的治理方式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矛盾，他说：“是以一人之断制天下，譬之犹一覕也。夫尧知贤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贼天下也。”（《庄子》）“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后世其人与人相食与！……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庄子》）庄子说得很准确，在人类的专制社会里的确发生了无数次”人相食“的惨剧，专制社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建立起社会秩序，但是，由于社会整体上是十分贫困的。越出家庭或者亲戚之外就有可能发生争斗，这种情况在现代也会发生，在过去的农村社会里，人们往往为争一丁点东西而闹出矛盾。庄子提出了自治的重要性，而自治则是顺乎自然，所谓“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动以不得已之谓德，动无非我之谓治，名相反而实相顺也。”（《庄子》）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逐渐产生了民主思想，认识到专制社会不可克服的矛盾，王夫之认为“恃一端之意知以天下尝试之，强通其所不通则私。”（《思问录》）“天地之塞成吾之体，而吾之体不必全用天地之塞。……天地之帅成吾之性，而吾之性既立，则志壹动气，斟酌饱满，以成乎人道之大用，而不得如天地之帅以为帅。”（《思问录》） 实际上，荀子已经有了民主思想，他认识到人能力的有限性，他说：“学也者，固学止之也。”“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 （《荀子》）他又说：“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荀子》），“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 （《荀子》）按照这种看法，如果进一步发挥那就有了商品交换观念，即有资本生产关系意识的萌芽。实际上墨子的民主思想更加浓厚，他说：“体，分于兼也。”（《墨子》）古代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对社会规律作了探索。实际中，社会则自然地向着“大同社会”进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越来越有条件实现这样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两方面，生产力不发达也不可能实现“大同社会”，当然，两者的发展不一定完全同步，有时生产关系可以走在前面，有时生产力走在前面。一般来说，生产力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生产关系受人意志支配的程度较大。在生产力不发达时，很难有比较理想的生产关系，“大同社会”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中，实际上生产关系是以生产力为条件的，生产力是其中不可分离的部分。上世纪建立“大同社会”的尝试也证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性，即在落后的生产力情况下，即使主观上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也会倒退，内部会自然出现腐化堕落现象，本来公有的社会财富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变成私有，前苏联解体就是一个明证。这就是说，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不能锻造“大同社会”，在社会生活资料不丰富、社会资源分配与控制系统不完善的情况下，有许许多多的“仓鼠“会钻空子，天下之货普济于民的”天下大同“理想就不容易实现。以此观之，当代社会不得不允许资本经济发展，原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而先进的生产关系只得收缩在一定范围内，这形成“国家资本”，这部分就是一般说的“体制”部分，“体制”内的公民大体上可以算成是“大同社会”的公民，当然是不稳定的，因为不能绝对保证不被“开除”出“体制”，也不能保证子孙后代是否还在“体制”内？而在“体制”外，则是“资本社会”，即是资本家与雇工们组成“同盟”的社会。这种“一国两制”就是邓公为代表的一代执政者的明智政策，而且这也预示着未来始终存在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复杂关系。“大同”能否始终占据优势地位还是最后被“资本”同化了去，那要看未来以及有信仰的执政者的努力。“先富后富”问题，实际上说明了改革开放提出者们的一个底线要求，就是最后'东风压倒西风“，实现真正的“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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