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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中的悲剧性，多源于时代的创痛和作者的不幸。悲剧性不仅显现在数量颇多的悲剧小说中，也隐现在其余不少结局美好的故事里，呈现出一“显”一“隐”两类不同的悲剧色彩。相较之下，前者更具悲剧效果，后者则胜在余味深长。两者不同的悲剧效果，共同构成了《聊斋》与众不同的悲剧魅力。 中国论文网 http://www./7/view-4269227.htm 关键词： 《聊斋志异》 蒲松龄 悲剧色彩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了近500篇小说，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超乎想象。或描摹情爱纠葛，或披露科举黑暗，或乐道名士风流，或同情百姓疾苦，世间百态，鬼神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主题各异、题材不一的小说中，总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充斥着悲剧色彩，不仅有直接揭露苦难的血淋淋的悲剧，更有众多隐藏在美满结局下的淡淡缺憾。故《聊斋志异遗稿·跋二》中说：“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 一 《聊斋》的悲剧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时代大环境和作者蒲松龄自身的境遇。外界复杂的矛盾、作者特殊的遭遇，影响着《聊斋》的思想和创作，所以这部作品既是时代矛盾的缩影，又是作者心灵的寄托。 明末清初，一个社会动乱的年代，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清军的烧杀抢掠，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直到康熙年间，农业生产才逐步恢复，然而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经济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此外，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也很尖锐。在官方程朱理学的统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下，思想发展遭到重重禁锢。虽然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进步思想仍在悄悄蔓延，但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遭到全面打压，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思想牢不可破，明末曾盛极一时的市民文学也遇到了挫折。故有人将此总结为一种倒退的现象：“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异。……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再没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异的重要杰作。”[1] 除了社会背景之外，蒲松龄本人的遭际也充满了悲情色彩。他经历了家道中落的落寞，屡试不第的失意，大半生穷愁潦倒，看尽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人性世情的不堪。长久以来郁积于心的痛苦、愤懑，正需要一个途径来抒发，饱经沧桑的心灵也正需要一段花妖狐魅的传奇来安慰。他曾写过：“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2]，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写作此书只是一种借酒消愁的手段而已。然而这种寄托也仅仅是纸上的发泄，一时快意之后，余下的仍是深沉的悲凉，就如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若此，亦足悲矣！”[3]所以，在《聊斋》故事中，悲伤的基调萦绕不去，“在曲折离奇的鬼狐假想中具有某种感伤意绪”[4]。 二 《聊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直接叙述悲剧，塑造了许多充满悲情色彩的男女主人公，如《窦女》中被欺辱抛弃的窦女、《田七郎》中为报义而献身的田七郎、《商三官》中先报仇后自刭的商三官……主人公的命运往往坎坷艰难，美好生命的毁灭或可贵灵魂的陨落使得这些故事更加沉重。 知识分子的悲剧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控诉，满腔悲愤常常跃然笔端，《叶生》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主人公淮阳叶生，虽有冠世之才，却铩羽落榜。遭到打击的叶生“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后重病不起。除去历来文人骚客普遍的失意之痛，叶生的悲剧还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独特的悲剧在于他过人的痴迷和执着，使他病死而不自知，仍寄心于官场。等他终于衣锦还乡，妻子却惊骇躲避，最终他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叶生苦苦挣扎的一生，所有的不甘、奋斗、呕心沥血，以及那唾手可得的富贵前程，都归于尘土，消散于一场虚幻之中了。生命的消亡与灵魂的执着，拉扯出这种可悲、可怜，甚至可怕的精神状态，虽然是艺术的想象和夸张，但根源却离不开科举制度对文人精神的极大摧残。沉沦于此的人又何止叶生，“古今痛哭之人”，数都数不尽。因而叶生悲剧的特殊性，最后也只能归结为这种普遍的精神摧残极端化的产物。 社会黑暗，统治腐败带给底层人民的苦难，则要更复杂一些。《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因弄死了蟋蟀而投井，夫妻二人“抢呼欲绝……相对嘿然，不复聊赖”，然而稍后想到没办法交差，成名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最终儿子化身为蟋蟀，成名得以交差。故事的结局虽然写成子精神恢复，成家也因祸得福，富贵满门，“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但如此结局亦不能掩饰这个彻底的悲剧，仅可以视为一种善意的安慰，或是一种讽刺。天子一时兴起的小小玩物，却令寻常百姓受尽折磨，苍苍烝民，命如草芥。而下层人民被夺去的，不仅是不值钱的小命，还有人之为人的尊严、本性。这桩悲剧的复杂在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在外界极端的压力之下，最可靠的亲情也为之变质。成名并非对儿子无情，实在是因为官差的逼迫让他不堪忍受，一开始上交的蟋蟀不合格，他就被抓起来，“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然”，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蟋蟀，关系着一家的命运，却被年幼的儿子弄死，接踵而来的打击让他濒临崩溃。天子重玩物而轻黎民，是社稷之悲；父亲重蟋蟀而轻其子，是人性之悲，这才是悲痛最深之处。 通过上述两个故事，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蒲松龄在悲剧创作中别具匠心，不落窠臼，悲剧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极富张力的表现。《公孙九娘》的故事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公孙九娘是于七案中受到冤屈牵连的女子，她最初的悲剧是社会造成的，当时的场景宛如人间地狱，“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这样一个悲情的女子，背负着血泪怨仇，“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悲剧的氛围愈发浓厚。即使莱阳生与她相恋，九娘的故事也没有一丝欢愉的迹象。最终人鬼殊途，永不相见，却只缘一场误会。莱阳生答应九娘为她收骨归葬，然而一时疏忽竟“忘问志表”，苦寻不得，“叹恨而返”。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九娘不再信任莱阳生，最后竟不愿相见，“湮然灭矣”。如此结局，让人唏嘘不已，没有外界的阻挠，只怪莱阳生的疏忽和九娘的固执，只怪命运弄人，世事无常。文末异史氏也大呼冤枉，说恨不能掏心相示，但人生的无常就蕴育在诸如此类的误会、错过之中。全文明显有两重悲剧，一是夺去了九娘的生命，二是毁灭了宝贵的爱情。九娘死后，灵魂亦不得慰藉，使读者们普遍的心理期待落了空。此外，全文笼罩在一片神秘、朦胧的气氛中，形成全篇哀艳凄绝的艺术风格。 三 《聊斋》中另一类带有悲剧色彩的小说，不及上述作品刻画悲剧的笔力深重，大部分都有相对美满的结局。但是，《聊斋》的“悲以深”却少不了这一部分，它们大多是一种非自觉的深刻的感伤，有些甚至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却往往能引起读者的深思和嗟叹。 有的故事留下不完整的爱情。《小翠》中聪慧又善谑的狐女小翠，怀着报恩之心，嫁与痴傻公子，并帮助夫家事事顺遂，然只因打破玉瓶，不堪辱骂，与公子分别。面对公子相思成疾的痴情，小翠也非无动于衷，但无论夫家如何劝解，她依然“峻辞不可”。为了公子接下来的人生，她变化容貌，预先变成公子将娶的新人模样。最后公子与新人生活幸福，亦可借新人的笑貌一慰相思，不再痛苦欲死。故事了结，小翠为了尊严，毅然拒绝了重修旧好的机会，看似绝情；而她为了公子易容成新人之貌，这样的举动实则情深意重，世间少有。世俗矛盾造成的别离之殇，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去，最后只留模糊的思念。然而不可弥补的遗憾，造就了全文褪不去的悲剧色彩。 有的故事则显露出人性的不完善，在两篇涉及同性恋情的小说《封三娘》和《黄九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作品既描述了真情的美好，也暴露了人性狭隘自私的另一面。《封三娘》中，范十一娘邂逅狐女封三娘，两位绝色女子，大相爱悦，依依不舍。后来封三娘倾其所能，帮助范十一娘与孟生结成伉俪，为她安排好归宿。此时范却为了留住封三娘，与丈夫暗暗谋划，劝她饮酒，醉后，让孟生潜入污之，想达成共事一夫的愿望。封三娘醒来之后，说出真实身份，与范永久别离，不再出现。范十一娘虽得如意郎君，却永远失去了一生最爱；封三娘真心付出，却不提防被爱人所设计。丑陋的私欲最终还是将这段纯洁无瑕的感情污染了。《黄九郎》则写何生迷恋狐男九郎的故事，从一见钟情，到相思成疾，再到两情相悦。然而厮守愈久何生身体日益虚弱，乃至命归黄泉，九郎悲痛不已。故事至此，是一段美丽哀婉的人狐奇恋。而何生竟然借尸还魂，以太史公的身份回到人世，这本来是一桩美事，但经历了由“生”到“公”的社会地位转变，原来那个愿为爱而死的何生已不复在。为了对付仇家，何生竟向抚公献上九郎，使其与九郎 “动息不相离；侍妾十余，视同尘土”，过了半年，抚公病死，九郎得其大量财产，生活富贵，“舆马甚都”。结局看似皆大欢喜，惩治了恶人，伸张了正义。然而全文前半部分所描绘的爱情不知不觉已经淡去，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利用。 有的故事则展示了自然天性的消亡，《婴宁》便是最鲜活的例子。爱笑的婴宁在逐步世俗化的过程中改变了，那个狐生鬼养，无拘无束的天真女子，要学着如何在人类社会立身，要学会当一个妻子、一个媳妇，甚至一个母亲。终于在邻人的事件之后，她不再笑了，“虽故逗，亦终不笑”，被同化为世俗认可的合格女性。虽然故事结局美满，夫妻恩爱，生子大有母风，但婴宁的变化还是给人无限的遗憾。自然的女儿，岂是作态的“解语花”可以相比的？而世俗泯灭天性，这是一个必然的成长过程，是人类面对社会长久以来习惯了的妥协和退让。这个命题远远超过了文本的容量，从中可以提炼出更深刻的悲剧内涵。 《聊斋》中的悲剧性小说，或是刻意塑造，或是无心之笔，它们起于作者的一腔孤愤，却远远超越了作者和时代的限制，带给了读者非同凡响的审美感受。两种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悲剧性故事，一是痛彻心扉的悲愤，一是怅然若失的感伤，一“显”一“隐”，相较之下，前者更具悲剧效果，后者则胜在余味深长。《聊斋》中悲剧色彩的营造，为作品在虚妄和现实间构筑起了相通的桥梁，给后世读者以无穷的震撼和想象。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51. [2]蒲松龄.聊斋诗集·得家书感赋，即呈孔集、树百两道翁. [3]蒲松龄著.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下文所引《聊斋》原文如不标明，皆出于此） [4]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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