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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是古籍保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古籍保护的具体实施途径有两个：一是防止古籍损坏；二是将已经破损的古籍修复好。在实践中，古籍保护与修复在技术上相互借鉴，不可分割。这两项工作的特点可以用“预防”和“治疗”来概括。古籍保护围绕“预防”开展工作，依靠和利用防护设施与物质材料减少和降低自然与人为因素对古籍载体的侵害，为古籍创造有利于长久保存的环境，防止古籍损坏。古籍修复技术围绕“治疗”来开展，使破损古籍载体得以复原，其工作难度除了体现在修复过程中的技术环节外，更集中体现在“复原”上。
何谓“复原”？在实际修复工作中，由于古籍破损现象的多样性，修复结果也呈现出多样性。有的书修复后被改变了装帧形式，有的书被裁切改变了开本尺寸，有的书被漂白粉冲洗后不仅纸张色调改变，而且纸张强度也严重降低。大量事实表明，修复古籍所採用的方法科学与否，不仅直接影响到古籍的自身价值，而且也会影响古籍的保存寿命。因此，人们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问题：古籍修复的理念是什么？修复原则是什么？
为了杜绝和减少类似修复事故的发生，数代古籍修复工作者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大家在对近两千年古籍修复实践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从此，古籍修复工作开始有章可循。随著人们认识程度的加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修复领域的专家又提出了“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最少干预”、“过程可逆”等修复原则，这是古籍修复的精髓所在，是修复工作的基石。这四条修复原则的提出，标志着古籍修复工作走上了正规化发展轨道。回首过去十几年的修复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修复原则在修复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人们的头脑中逐渐树立了科学修复古籍的意识。
但是，确定修复原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在实际的修复工作中，我们注意到，由于缺乏对修复原则的详尽解释和准确把握，修复人员在对修复原则的理解上存在著差异。至今仍然没有完全杜绝的修复事故表明，许多修复人员并没有真正理解修复原则，工作中仍然按照个人的片面认识去修复古籍。为了加深修复界从业人员对修复原则的理解，本文结合部分修复实例，逐一对修复原则试作说明。
一、古籍修复原则之一：“整旧如旧”
“整旧如旧”是大家最熟知的古籍修复原则，其内涵最丰富，因而也最难于把握。其难度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旧”字包含的内容
欲解释清楚“整旧如旧”，首先需要解释“如”和“旧”字，特别是“旧”字所包含的内容。“如”字在词典里有多种解释，与“如旧”比较贴近的解释是“如同”和“好像”。“旧”字也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两条与“如旧”相当接近，它们是“旧书：一破旧的书籍，二古书”和“旧物：先代的遗物，特指典章文物”。由此，“整旧如旧”可以解释为：修复以后的古书要像修复前的古书。这引起我们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即修复前的古书具有哪些特点和性质呢？也就是“旧”字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和定义。2002年颁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 受国家保护。早在1978年4月召开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会议上，专家学者已明确提出了鉴别善本古籍的“三性原则”并规定了收录善本古籍的“九项条件”。所谓“三性原则”，指“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三项原则。实际上，“三性原则”就是“善本”所具有的特性。同时，“三性原则”与文物保护法阐述的定义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整旧如旧”所要求保持的“旧”，其具体内容就是“文物性、资料性、艺术性”。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2、古籍的“文物性”
广义的文物指“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珍贵文物分为一级文物、二级文物、三级文物”。根据这条定义来对照古籍，发现古籍具有以下文物特徵：
一物体。古籍是以物体形态存在于世间的，因此，把握古籍的文物性，首先要将每一册件单独不可再分割的古籍都视为一件不可改变和不可替换的物体。
二装帧形式。装帧形式反映了不同时代古籍的娤帧风格和特点。具体讲，从书叶的连接方式、折叠方法到书衣的形式和丝线型号及单双股丝线的使用，无不浸透著时代和地域的烙印。
③载体材料。载体材料是古籍文物性的又一重要特徵。古籍的载体材料主要包括纸张、织物和墨。这三种物质由于产生製作的年代不同，所以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徵。比如：元代以前印书主要用麻纸、皮纸，明代以后大量使用竹纸。由于造纸所使用的原材料、自然环境以及工艺细节上的差异，不同地域生产的纸张往往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纸张的这些特徵无疑给人们鉴定古籍版本提供了依据。
在认识载体材料的文物性方面，还有一点必须强调，就是载体材料的性质。大家知道，物质都有其自身特性，都有其自身的生命进程。从现存古籍的载体材料看，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导致一些古籍的载体材料产生了变化，但即使它们与未受侵蚀的载体材料有了明显区别，我们仍要将这部分载体材料视为整体，并要採取适当的技术方法控制其进一步的发展变化。
总之，修复古籍时我们必须将古籍的装帧形式与载体材料视为古籍文物性中不可缺少的有机整体。修复时不可任凭个人的理解来随意添加、更换和改变古籍的装帧形式和载体材料。当然，现实中许多修复实例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多都是出于善意的动机。但由于没有从古籍的文物性入手，结果好的动机没有产生好的结果，反而对古籍造成了伤害。
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不可再生，也不可複製，複製品不具有文物价值。所以，保持古籍原件的文物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3、古籍的“资料性”
古籍的“资料性”主要体现在书叶上面书写或印刷的文字、板框及书根字迹中，古籍修复历来提倡“片纸隻字”不能丢失，强调的就是保持古籍资料的完整性。
在涉及古籍资料完整性方面，修复工作出现的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有两种情况，一是损伤；二是添加。“损伤”主要表现在：裁书造成书写在书叶天头、地脚的名家批校文字缺损，修补书叶造成书根字损伤，托裱书叶时造成字迹墨色因化。“添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常所说的“划栏补字”，即在书叶上添加缺失的文字和栏线；另外就是对模糊的字迹或栏线进行描绘。两种情况的动机都是为了追求“完美”，而结果则是破坏了古籍原有资料信息的完整。
4、古籍的“艺术性”
古籍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组成书籍的每一个可分解部位上，这些可分解部位的完美状态构成了古籍的“艺术性”。当人们看到一部古籍，往往还没有打开翻看里面的内容，首先会对其精美的外观、典雅的色调留下深刻印象。这就是古籍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应当说，古籍的艺术性体现在古籍的书衣、书签、丝线、书角、书口等部位是否平整，相互间的比例是否恰当，以及颜色的搭配是否和谐等。修复时应当重视有关“艺术性”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国家图书馆善本库内收藏的“善拓”，其装订就很特别，每个纸捻都盘成圆形，远观这些纸捻像一枚枚纽扣，近看像一条条盘龙，与通常所见纸捻单纯捻开的单一形态迥然不同，这种独具匠心的设计很能吸引人们的关注。
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古籍几乎都蕴含著丰富的艺术性。修复者的责任就是在修复过程中採取科学的技术方法，使古籍的艺术性不受到丝毫伤害。例如我们在对装订特殊的“善拓”进行修复时，由于纸捻过于靠里，防碍扫描，需要将纸捻拆开。这时有两种拆开方法供修复人员选择，一种比较简单只需用刀剪将纸捻剪断即可，可谓省时省力。这样做的结果是原有纸捻被废弃，纸捻的艺术性也破坏，因而我们没有採用。正确的做法是首先轻轻的将盘绕著的纸捻打开，然后手持三到四张书叶从纸捻的细端将书籍分解。待扫描后再按照纸捻的原有形态将其复原，这样便完整保留了此书的艺术性。
通过上述分析知道，“整旧如旧”的实质是使经过修复的古籍必须保持古籍本身所具有的文物性﹑资料性和艺术性，必须摈弃那些对古籍“三性”产生影响的错误做法。以往在这方面发生过的修复事故有许多。例如：将书皮更换为统一的磁青色。更换理由是磁青色颜色稳重，且结实耐磨，有利于保护图书。这种做法乍听有些道理，但经不住仔细推敲。因为现实中的古籍封皮不仅颜色多样，而且使用的材料、质地、样式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之处构成了不同时期古籍的艺术特色。存世古籍书皮既有纸本也有绢本；既有印花又有撒金，可谓色彩斑斓、五彩缤纷，令人赏心悦目。书皮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与书芯视为一体，决不能轻易更换。如前不久我们接到一册外单位送修的古籍，该书残破严重，书皮几乎全无，只是在书脊处还残留了一块2公分大小的书皮。尽管这块书皮极小，但反映出的信息却至为重要，它使我们获悉封皮的製作材料为丝织品，颜色为暗青色。这使我们的修复思路有了依据，保证修复后的书籍能够真正实现“如旧”。
根据我们的经验，在修复古书时，要特别注意两种错误：
一是切勿以“方便使用”为目的而更换书皮。例如有的修复者在对丛书修复时，仿照《四库全书》，按照书籍内容为书籍配置不同颜色的封皮，认为这样做会方便阅览。人们犯此类错误的原因是忘记了修复的宗旨，忘记了此时修复所面临的工作不是新书装订而是旧书修复，装订新书提倡创新，《四库全书》按照书籍的类别将封皮设计为四种颜色不失为好的创意，应该给予肯定。但如果我们今天再根据古籍内容来给古籍重新配置不同颜色的新书皮时，便是犯了严重错误。因为，今天的你所看到的大多数古书性质已经改变，他已经成为文物，文物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修复文物只能採取保持原状的做法，绝对不能“创新”。因为，这种“创新”会使古籍失去原有面貌，会使古籍文物性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修复人员必须牢记修复古籍只能从“保持”入手，切忌这样的“创新”。
二是要注意保留已被改装的书籍装帧形式。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而使书籍改变原有装帧形式的事例很多。2003年，国图善本部开展宋元善本保存情况调研，我们看到了多册被改装的书籍，其中改装最多的是蝴蝶装书籍。蝴蝶装被改装之后的装帧形式有多种，分别为册叶装、包背装、线装、黄装和金镶玉装。如果单从使用角度出发，改装后的装帧形式确实都优于改装前，但违背了“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使古书的原貌丢失。
如何对待前人的这些改装呢？有两种做法可供选择：一是恢复书籍的本来面目，即恢复其原有装帧形式，一是保持现状，即保持改装后的书籍装帧形式。究竟应该怎样做，怎样做更符合“整旧如旧”修复原则呢？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书籍之所以出现了多种改装形式，其中既有前人的主观认识问题，又有客观修复技术发展过程的印记。由于这些改装书籍年代久远，其自身已经具有了新的历史文物性。而这一新的文物性又成为了研究书籍版本的重要凭证。同时，如果深入研究这些改装书籍便会发现其潜在价值。会发现书籍装帧形式的变化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更主要的是这种变化勾勒出了古籍保护技术发展的脉络，这一脉络成为了研究古籍保护技术发展的难得史料。因此，对于前人改装过的书籍装帧形式不宜轻易恢复，应给予保留。
二、古籍修复原则之二：“抢救为主，治病为辅”
“抢救为主，治病为辅”的意思是集中力量优先修复那些毁坏严重、濒临灭绝的古籍，根据破损程度，将古籍按轻、重、缓、急加以合理排序，解决了破损古籍修复的先后问题，使修复工作由无序变为有序。
给古籍排列修复次序，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待修复古籍的庞大数量与有限的修复人员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据有关资料记载，目前在全国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有3000万册以上，在3000万册的现存古籍中，存在不同程度破损需要修复的古籍约1000万册以上。而目前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只有不到100人。按每人每年平均修复100册计算，全国每年可以修复10000册。就是不计陆续破损和收购的书籍，也需要1000年才能将现存的古籍修复完。回顾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历史，这种书与人的矛盾由来已久。从京师图书馆成立到建国前期，国家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专业人员最多时也没有超过四个人。因为人员少，许多应该修复的古籍没有得到及时修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加大了对古籍修复工作的投入。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增加到8人后，八九十年代一直保持十馀人。儘管这样，还是无法解决书与人之间的这一矛盾。在善本库内收藏的近百万册件的善本特藏中，有近三分之一尚待修复。
为解决书多人少的矛盾，人们一直寻觅对策。比较有代表性的主张有三种：
一、依据版本价值排列修复次序。由于古籍产生的年代不同，书写与印刷方式的不同，存留数量的不同，不同古籍之间便有了价值大小的区别。以国家图书馆的藏书为例，古代文献被分成了两大类三部分：在概念上分为普通古籍和善本两大类，在保存方式上分为普通古籍、善本和珍稀善本(战备库存放的古籍)三个部分。这样划分后，所有古籍的自身价值都已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按照古籍的版本价值开展修复工作有其自然的合理性。
二、依据破损程度排列修复次序。破损的古籍不利于阅览等工作的正常开展，如果不及时修复，随着阅览频率的增加，将使破损程度加剧。
三、按藏书排架的顺序排列修复次序。按藏书排架的顺序开展修复工作，能够将古籍象过筛子一样过滤一遍。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漏掉一册需要修复的古籍，避免了许多重複劳动。
以上三种排序，是人们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得出的认识，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第一种只看到了古籍的版本价值，第二种仅观察到古籍表面的破损现象，第三种对古籍一律看待，不分版本和破损程度。
事实上，与以前大家所关注的古书破损相比，现在有一个危害古书寿命的更为严重问题，即纸张的老化与酸化。
据国家图书馆图书保护组近年所作的《关于善本特藏图书纸张酸度的检测报告》，古籍纸张的酸化现象正在日趋加剧。六十年代测试PH值为中性的纸张，短短四十年的时间平均降低了一个数值。究其原因，主要是大气污染造成的。特别是二氧化硫，它被空气中的氧催化氧化后，在文件内积蓄了硫酸盐和游离的硫酸，充当了使纸张酸化的杀手。根据这份报告统计的资料和我们观察的古书损坏情况，将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书的损坏归纳为两种情况。
首先，是生物、微生物对古籍造成的损坏。此类损坏的主要方式为虫蛀、鼠齧。近十馀年来善本特藏修复中心修复的《赋役全书》便是其中的一例。此书被虫蛀蚀严重，书叶每平方釐米虫眼多达数个。虫眼与虫眼之间纸张的连接距离只有2—3毫米，虽然有如此之多的孔洞，但书叶纸张的机械强度并未产生明显变化。
微生物对古籍造成损坏的例子也很多。在日常修复工作中最为常见的是霉菌造成的损害。象五十年代修复的《赵城金藏》，当年留下来的一卷未修复的经卷使我们看到了霉菌对古籍的伤害。这卷受到霉菌侵害但仍然存世的经卷向人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即霉菌只能在它适宜的环境中繁衍生存，只要我们将适宜霉菌生存的条件去除，霉菌就无法继续存活，霉菌对纸张的侵害也将随之停止。事实表明，当有效控制了温湿度后，生物、微生物对古籍造成的损坏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其次，是化学物质对书籍造成的损坏。化学物质对书籍造成的侵害是以隐蔽、渐进方式进行的，目前尚未能有效控制。化学物质对书籍造成的损坏事例有许多，近年国家图书馆修复的馆藏《黄钟日报》就是其中的一例。修复前的《黄钟日报》PH值只有4.8，如不及时对其进行去酸，若干年后这份报纸将不复存在。与《黄钟日报》相类似酸化情况的报纸在报库内有相当的数量。另外，国家图书馆善本库内存放的善本古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善本金石组收藏的《兰亭八柱贴》始刻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双沟拓本，八册，原为皇家内府所藏，为世间孤本，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由于酸化、纸张，此贴已多处断裂。图保组的调查报告显示，善本古籍中有165300册件应该去酸，有17700册件必须去酸。有些古籍的纸张已到了一触即碎的地步，去酸工作刻不容缓。
另外，还有一种损坏现象——氧化也不容忽视。比较典型的有《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翻开书页我们可以看到书页上有面积不等边缘不整的点点黄斑。这种黄斑就是氧化纤维素。
依照现在国图善本库房的保存条件，由生物与微生物造成的损坏基本处于相对静止的稳定状态，原有的损坏不会继续发展下去，古籍再次遭受此类损坏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纸张酸化造成的古书损坏，一直处于动态发展，尚未得到有效控制。
总之，几十年来，我们抓紧修复的古籍，许多是破损状态相对静止，破损程度不再扩大发展。而纸张的氧化与酸化对古籍造成的损坏却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今后一段时期，修复工作要将重点放在抢救老化和酸化古籍上面。集中有限的修复力量抢救那些PH值在5以下的古籍。要按照古籍保护计画的安排，认真做好破损古籍的定级工作。摸清古籍的破损数量和破损程度，使今后开展的修复工作能够有的放矢。
此外，在做好抢救工作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给古籍治病。要将目前还处于轻度破损状态但阅览会使其破损程度加重的这部分古籍列入优先修复计划，以防这部分轻度破损的古籍由于没有及时修复而造成更大的破损。
三、古籍修复原则之三：“最少干预”
“最少干预”的修复原则要求最大限度控制修复行为对古籍的影响程度。为什么要对修复行为进行控制？道理很简单，因为不论使用何种修复方法和材料，都会或多或少的造成古籍原有形态的改变。这种改变只会使古籍的文物性逐步降低，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古籍完全丧失其原有特性。因此，过多干预的修复行为必须禁止。
“最少干预”修复原则是针对修复存在“过多干预”现象制定的。其实，对于“过多干预”这种现象的批评早在宋代就有过记述。南宋周密《齐东野语》卷六《绍兴御府书画式》说：“应古厚纸，不许揭薄。若纸去其半，则损字精神，一如摹本矣。应古画装褫，不许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穠豔。亦不许裁剪过多，既失古意，又恐将来不可再褙”。既然古人已经对此已经有很深入的认识，为什么“过多干预”现象还屡禁不止呢？究其原因，主观上有修复者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客观上有市场需求。比如像大家熟知的金镶玉装修法，原本是用来解决那些书品过小或书脑过窄以及书叶纸张的机械强度严重降低等书籍问题的，实属无奈之举，但由于经过金镶玉装修方法修复后的书籍外观能够产生近乎脱胎换骨的变化，使其旧貌换“新颜”，所以获得不少人的偏爱。一些人不分古籍的破损情况，一律要求按照金镶玉装修法修复，结果使一些古籍改变了原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与某些修复工作者自身的认识也有密切关联。有些修复工作者片面认为採用金镶玉装修法修复后的古籍外观精美，比採用其他方法修复古籍更能展现自己的修复水准，故而坚持这种错误做法。另外，传统字画修复中不分情况，一律接笔、全色，追求完美主义的做法，也深刻影响了一代代修复人员的修复理念，日久天长，这种在修复工作中不分情况追求所谓“完美”的做法成为了一种时尚。在这种修复理念的影响下，一些纸张机械强度尚可，原本可以採取局部修补方法修复的古籍被大量托裱，另有一些古籍被改变为其它装帧形式。
国家图书馆曾经两次修复彝文书籍。其中一批彝文书籍是1985年前后修复的。修复时大量採用托裱的方法，然后装订成线装书。毫无疑问，当时的修复存在严重的“过多干预”问题。从彝文书籍的纸张状况看，绝大多数书叶纸张强度尚好，局部修补即能解决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托裱，更没有必要将卷装改为线装。另外一批彝文书是2000年前后修复的。此次修复则是在完全保持原有装帧形式且不拆开原有装订线绳的情况下修复的，修复后的彝文书完全保持了原来的独特韵味。这次彝文书籍修复是贯彻“最少干预”修复原则的一个成功范例。
贯彻“最少干预”要特别注意防止片面性，即“不干预”。面对已经破损的古籍，有的人认为书籍只是出现了一个小口不必修补，殊不知，如果此书不停止阅览，经常被翻阅，现在的小口日后必然演变为大口子，这样的结果使修复用工增加不说，更重要的是使古籍受到了损伤。
四、古籍修复原则之四：“过程可逆”
“过程可逆”是指修复古籍使用的材料必须具备易于清除的特点。特别是修复古籍使用的黏合剂和用以加固古籍载体使用的高分子材料，必须具有易溶解性能，即能够在不影响古籍载体的情况下被彻底清除，且没有残留溶剂。
“过程可逆”在修复工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是针对修复过程“不可逆”现象提出的。修复后的古籍如果不具有“可逆性”，后果十分严重。较常见的“不可逆”现象有下列三种。
第一，修复使用不具有“可逆性”的黏合剂。
这种情况古代和现代都存在。当古人还不懂得使用小麦来製作浆糊时，曾用植物胶类黏合剂，此类黏合剂呈棕黄色，非常粘稠，难以溶解于水。在许多敦煌写卷的纸张连接处都使用这种黏合剂。另外，有一些敦煌写卷的补纸也是使用这种黏合剂粘接的。由于这种黏合剂基本上不溶于水，给今天的修复工作带来了极大难度。
近代也仍有人使用不具“可逆性”黏合剂。最近修复朱自清手稿时就发现这类问题，从黏合剂不溶于水的情况看，原来使用的可能是化学浆糊或胶水，我们在修复时只能採用干揭法，虽然保全了文字，但书叶还是出现了破损。
第二，由于黏合剂浓度过高造成的“不可逆”。
如果修复古籍时使用的黏合剂浓度过高同样也能造成“不可逆”。我们看到一些经前人揭裱过的古籍出现纸张局部变薄，造成此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浆糊浓度过高。因此，修复古籍时一定要根据纸张变化配置浓度适宜的浆糊，使后人再次修复时易于揭取，以免损伤古籍。
第三，加固古籍用的高分子材料不具有“可逆性”。
随著近代科技的发展，一些新材料相继涌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用聚酯膜粘接古籍的方法被不少国家的图书馆採用。但随后人们发现，这种材料存在明显缺陷，因其不具有“可逆性”。近几年，又出现了一种用化学高分子材料加固古籍纸张的技术。经考察，此方法同样存在类似问题。虽然研发单位称这种高分子材料的衰变期达数百年，但数百年与古籍可保存数千年的寿命相比显得还是太短。在肯定新方法和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任何材料都有其生命週期。
从目前修复工作中对古籍添加的修复材料看，所添加化学材料的寿命远远低于古籍纸张的寿命。这样，一个新的问题便摆在了修复工作者的面前，即怎样将前人修复古籍时添加的修复材料去除。如果不能有效去除这些材料，意味著将无法修复这些古籍。因此，作为一名古籍修复工作者，在动手修复古籍前，心中必须牢记“过程可逆”的修复原则，以确保后人能够修复你今天所修复过的古籍。任何一种保护与修复方法都不是一劳永逸的。根据目前保存古籍的修复週期看，一般二三百年就需要再次修复。那么，当应用新方法的时候，古籍上原有的修复材料能不能顺利去除，便成为后续修复工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因此，“可逆性”的提出在保护古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布兰迪著《文物修复理论》，义大利非洲与东方研究院出版，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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