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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风水学是一门关于建筑的环境选址和布局的学问。它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和“乘生气”。“天人合一”是指人与环境要和谐，即建筑物的气场、周围环境的气场要与人的气场协调，不要相冲、相克。要达到“天人合一”就必须“乘生气”。“生气”就是对人和生物有利、有益的气，不是过冷、过热、有毒之气。“乘”就驾驭、利用和控制“生气”，使之不散，这就要“藏风得水”。中国风水学流派繁多，但在“天人合人”“乘生气”这基本理念上是共同的，区别主要在“乘”的技术方法上，有的偏重于以“形”为法，称“形法”派，即“形势”派；有的偏重于以“理”为法，称“理法派”，即“理气”派。即使在技术、方法上，形势派与理气派也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中国的地理环境呈多样性，有高原地貌、平原地貌、丘陵地貌、临海地貌等，因此，“乘”生气的技术和方法也不尽相同。我们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博采各派之长而用之。 人要生存、发展，必然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自然界的“风”，含有氧气、地气、水气，有光波、能量、超微粒子、磁场、宇宙射线等。自然界的“水”是人的生命之源，还可以吸收能量、光波、超微波，调节气温等。“风水”可以作为环境的代名词。而风与水又是依一定的地形、地貌而存在的。从中国的地理形势看，处于北半球，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季风气候，一般来说，建筑物理想的气场选择是坐北朝南、山环水抱、曲折有情之地。中国古代的聚落民居、皇城宫殿、庙宇寺观、阴宅陵墓的选址和布局都遵循这些风水格局。中国风水学历经数千年的历史考验，证明是有效的，包含地理学、环境学、气象学、景观学、美学、心理学、建筑学、伦理学的合理成分，具有实践检验的科学性，可以作为现代城市、农村规划、建筑选址与布局的借鉴。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人对人与环境的认识还处于经验与体验的阶段，基本上是描述性，概括性的，不能用现代的地球物理学，水文气象学、天文学、环境景观学和人体生命科学进行分析、论述。中国风水著作中有些词语难懂，如“相冲”“相克”“煞”之类。不要以为这些都是“迷信”，如建筑物的大门对着交通主干道，叫“穿心煞”或“穿心箭”，容易出现车祸，不安全。“相冲”是有“矛盾”的意思，“相克”有矛盾“对立”的意思，“煞”是“对人不利”的意思。有些神秘的东西，是现代人还未知的东西，我们要用现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去揭开风水的神秘面纱，传承和发展我国先人的智慧。当然，中国风水学历经数千年，受时代的局限，有些人为了某种利益编造一些迷信的东西，这的确是存在的，是糟粕，必须清除。我们不能因为有些神秘的，甚至迷信的东西就对风水学全盘否定，打入冷宫。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要先“入乎其内”，再“出乎其外”，以历史的观点和现代科技成果进行鉴别。有些属于审美、心理、民俗方面的东西，也不能以自然科学去评判，如“镇邪物”，有体现人们追求吉祥和心理安慰作用，不能一概斥之为“迷信”。 风水界人士奉杨筠松为江西形势派(即形法派)的师祖。杨筠松是唐代人，《四库全书》载其生平不祥，“不见史传”，但知其“地理术”(唐代未有“风水”名称)有独到的理论，为人相宅、相地，施行仁德，世称“救贫”。未见其“地理术”之著作传世，只是“口诀”密传。学徒传承甚众，名声远播。《四库全书》所载《撼龙经》《疑龙经》《天玉经》《青囊奥语》等，均为明代人托杨筠松之名而编写的。 明王袆《王忠文集》：“择地以葬，其术则本于郭璞所著《葬书》……后世之为其术者，分为二宗，一曰宗庙之法，始于闽中，其源甚远，至宋王仍乃大行，其为说主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其学浙间传之，而今用之者鲜。一曰江西之法，肇于赣人杨筠松、曾文迪及赖大有、谢世南辈尤精其学，其说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位向，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而他拘忌在所不论。其学盛于今，大江以南无不遵之者。”细读《撼龙经》《疑龙经》等术，其主要内容符合“龙、穴、砂、水”之“形势”论述，虽不是杨筠松亲自编写的，但体现了杨筠松的“地理术”理论。杨公之风水理论原于《葬书》的形势论。“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山即龙，“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势如巨浪，重岭叠峰”，“势如降龙，水绕云从”“势如重屋，茂草乔木”均为吉地；“形如覆釜，其颠可富”，“形如植冠，永昌且欢”也为吉地。因为气与水均随形势而始终，好的形势可“乘生气”。典型的吉地为后有靠(有靠之山)，前有照(水如镜谓之照)，左右有砂(环卫之小山)。形势派选龙、砂、水的吉地点“穴”。《撼龙经》中论述了山垄落脉的形势，如“须弥山是天地骨，中镇天地为巨物。如人脊背与项梁，生出四肢龙突兀。”“两水夹处是真龙，枝叶周回中是者”“水抱应如山来抱，水不抱兮山不到”。这是形势派的本旨，但《撼龙经》中加入“九星”论之，如“请从垣外论九星，北斗星宫系几名。贪巨武星并辅弼，禄文廉破地中行。”罗盘上有“九星翻卦”，配五行、八卦以小游年、大游年定方位之吉凶，理气派用得多，而形势派用九星来分析山之形与势，吸取了理气派的一些“地理术”，以使自身更加完美。 杨筠松的江西形势派风水理论从《撼龙经》《疑龙经》等看，主要是为阴宅选址服务的技术，对阳宅的选址与布局是否有用呢？只要认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点就不难理解了。中国古代先民有“慎终追远”、孝敬老人的传统，认为对待逝去的老人也应如对待生人一样，生人要“乘生气”，死人也要“乘生气”。死人“入土为安”，选了吉地住得舒服，“气感而应，鬼福及人”，可以“荫蔽子孙”，使活着的子孙幸福安康。所以这些“乘生气”“山环水抱”“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太师椅格局也可以用于阳宅。相阳宅与相阴宅在许多理念上是相通的。《黄帝宅经》云：“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吉；若不安，即门族衰微。坟墓川冈，并同兹说。”但相阳宅，除大的形与势以外，还重“向”(即朝向，方位)，引入阴阳、五行、八卦、二十四山、九星之类的内容。因此，城市、农村建筑的选址与布局，应以形势派的理论为主，再结合一些理气派的内容。 一般来说，形势派风水理论比较适合于龙脉较多的长江以南地区，而平原地区、临海地区少龙山或无龙山，是否适用呢？只要遵循“乘生气”“藏风得水”的理念，又变通技法，是可以适用的。平原地区“高一寸为山，低一寸为水”，《撼龙经》云：“高水一寸即是山，低水一寸水回环”“莫道高山龙易识，行到平洋失踪迹。藕断丝连近好寻，退卸愈多愈有力。”可见，地理形势虽不同，而道理是一样的，要因地制宜。 明王袆在《王忠文集》中认为形势派的风水学“其学盛于今”，而理气派的风水学“而今用之者鲜”，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形势派的风水学偏重于山水之形与势，生气又随形与势而聚与散，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形势又与景观审美结合在一起，科学性比较多一些。如山势雄伟，奔驰而来，植被茂丰，氧气必然多；如果是孤山，林木稀疏，氧气就不足。山环水抱，其形呈锅状，犹如特大型的接受信息能量的天线。利于藏风得水，吸收自然界的生气和能量。形势派“而他拘忌在所不论”，把“形势”放在第一位，百姓大众容易接受。而理气派的一些具体做法，禁忌较多，如将九星与二十四山对应一起来定方位，决凶吉，又与命理结合，就更加“玄虚”，难说清“道理”，百姓大众不容易接受，所以用者少。但理气派有阴阳、五行、八卦的理论支持，具有思辨色彩，而形势派偏于应用，哲理性、思辨性不足，因此，后来形势派也吸取了理气派的长处，是对原先形势派的发展和丰富。其实，形势派与理气派已相互融合，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只是各有偏重而已。有流派就有个性，有创新，有互补效应，允许有不同意见，以适应多样化的需求，但各派不能相互诋毁、攻击，应求同存异，以事实效应为依据，促进和谐发展。 江西形势派风水理论在中国古代很“兴盛”，其对现代的城市建设是否有价值呢？回答是肯定。我国的经济建设已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工业化、城市化建设迅猛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决策，这正是江西形势派风水理论大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人与自然的和谐”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西形势派风水就是要帮助人们通过寻龙、觅砂、观水、望气选择建筑的最佳“穴位”，使之“藏风得水”，环境优美、鸟语花香、生气充盈、人居舒适、益寿延年、事业兴旺、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和谐。 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规划，见缝插针地建设，拆拆建建，建建拆拆，造成很大的浪费，即使有规划也是注重功能(中心区、生活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很少考虑人与环境和谐的要求。有的将工业区、公墓建在“上风上水”之地，造成废气、死人气和臭水的污染。有的将交通的主干道建在“四正”(子午和卯酉)线上，引导居民、商埠沿主干道而建，造成地球磁场的磁吸引与东西向，不利于人们的健康。有的城市绿地偏少，因为作为城市“肺”的绿化具有“藏风得水”和化煞(调整气场)的作用。有的建筑构思缺乏创意，拘泥于“仿洋”，千域一面，高楼林立，互相交错，形成“热岛效应”。有的在城市、农村改建、扩建、搬迁中不注意保护有历史价值的古代建筑，使具有风水价值和地域特色的建筑文化失落，让城乡“失去记忆”和失去文化底蕴。有的为了维护中国建筑文化的自信，却设了一些“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建筑，显得“四不象”，也不合形势派的要求。形势派讲究美观。建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对审美的要求较高。建筑物是“石头的史诗”“凝固的音乐”，具有韵律美。其轮廓与造型具有雕塑美。内部空间是力学与美学的结合，具有构造美。总之，江西形势派风水理论会给城市和农村建设的建筑选址、布局提供有益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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