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庭审功能，发挥控辩双方的作用，通过庭审中对控辩双方的证据开示、运用各种证明方法对事实进行最大限度地还原。而在法庭上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则是法官获得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事人的陈述而不是其他证据，使法官在当事人双方的紧张对立中把握了事实真相，从而让法官形成心证。 然而，我国民事审判实务中，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的诉讼案件所占比例逐年增多，随之，当事人本人不出庭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主要集中在借贷纠纷、合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几类常见民事纠纷中。由于诉讼代理人未亲历案件事实的发展过程，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法官大多是听单方当事人讲述，信息片面，影响了对案件事实的把握。在庭审法官询问案情时，出现很多诉讼代理人声称不清楚的情形，由此，给案件事实的查明带来极大困难，经常导致庭审无法按时完成，增加了开庭次数，降低了庭审效率。因此，推动当事人到庭陈述，是提高办案效率的要求，更是推行以庭审为中心的司法改革的需要。 也正是因为当事人到庭陈述对查明事实真相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无论是我国古代，还是西方一些国家，都非常重视推动当事人当庭陈述的制度设计。我国西周时期确立的“五听”制度正基于此，它要求判官亲自坐堂问案，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通过观察当事人的言辞和神色，综合判断其陈述的真假，进而对案情作出准确认定。在英美法系国家，当事人陈述被看作证人证言的一种，尤其在美国，具有重要实际影响的规则是“允许与正义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作为他或她自身的证人”。为了充分有效运用当事人陈述，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民诉法还创设了配套规定，其中德国和日本最为典型。 在我国，当事人出庭应诉率低的原因就在于，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地位不高。我国原民诉法（1992年颁布）第六十三条虽然规定当事人的陈述是一独立证据类型，但第七十五条又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由上可知，当事人的陈述尽管具备法律上独立的证据形式，但其证据地位依然是辅助性的，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需要结合其他证据进行判定,当事人也不像证人那样负有真实陈述的义务，人民法院也不能依职权强制当事人陈述。由此，导致了实践中当事人出庭应诉不积极。 今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其中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同时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可以说该规定吸收了英美及德日等两大法系相关规定的长处，但对当事人应到庭陈述，只做了 “人民法院认为必要”这一弹性规定。由于受固化的证据模式影响，特别是源于司法传统的束缚，特别是为了规避职业风险，法官在处理事实真伪不明类案件时，基本上都是根据证据规则，让负担举证义务的一方承担不利后果，不敢也不愿突破证据规则去裁判，尽管有时内心确信根据证据认定的事实与客观真实发生了重大偏差。 因此，有必要对“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做出可操作性的规定。笔者认为：除了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当事人必须出庭情形外，应赋予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强制要求当事人履行出庭义务的权力：（1）原、被告双方对案件的基本事实争议较大的，法官有权要求原、被告本人出庭接受询问；（2）被告缺席审理的，法官有权要求原告本人出庭接受询问；（3）证据存在瑕疵可能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法官有权要求原、被告本人出庭接受询问；（4）仅凭双方提供的证据推出两种以上相互矛盾的事实，且无法合理排除任何一种事实的，法官有权要求原、被告本人出庭接受询问。对于当事人，法官在依法传唤其出庭仍不出庭的情况下，可告知其风险，在同样情况下可以做出对其不利的解释和裁判。而针对当事人故意“玩失踪”的，不仅要做出对其不利的解释，让其承担败诉法律后果的同时，还要对其漠视法庭或者通过不出庭掩盖事实真相的行为，予以民事甚或刑事制裁。 除了法院依法要求当事人出庭陈述，确保法官亲历审判的同时，人民法院还应当在培养当事人出庭陈述的意识、激发当事人出庭陈述上提供制度保障。法院要加大司法责任改革力度，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真正还权于法官，减少呈批事项；同时，也要求主审法官在庭审中，充分发挥庭审功能，让当事人享有充分平等的陈述辩论机会，增强法官主导当庭举证、质证、认证能力，提高当庭裁判效率，从而让当事人重视、珍惜法庭审判，对法官审判权力产生认同与尊重，摒弃过去遇到官司绕开法庭找关系的错误理念。 与之同时，法院还要做好与律师职业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在保证律师依法代理诉讼的前提下，倡导律师坚守“忠于事实真相”这一执业底线，在涉及案件重大事实，特别是涉及当事人个人亲历、需要当庭亲自陈述的事实，主动督促当事人到庭陈述，接受质询，为法官亲历审判、形成内心确信提供支持，共同维护司法正义。 （第三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袁荷刚） 来源：人民法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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