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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珠子的历史非常之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的珠子也是不计其数。前文我们介绍了玉石玛瑙类和陶瓷琉璃类，今天我们接着介绍第三大类--有机材质及半宝石。 老珊瑚珠（momo珊瑚） 由西藏或游牧民族佩戴的珊瑚珠大多数孔道较大，孔道内壁光洁，两侧磨损痕迹明显 有机材质及半宝石类 从目前我们已知的资料上来看，颜色艳丽、材质难得的物品通常备受人们喜爱。以西藏为例，在当地民俗中，某些色彩具有特定的含义，其中红、黄、蓝、绿、白五色最受推崇，这种色彩的含义也影响了周边很多民族。游牧民族偏爱有机宝石和色彩艳丽的半宝石，他们对于宝石的切割、精工等工艺一无所知，而更喜欢与他们生存环境紧密联系的色彩含义和周边无处可寻的珍贵材质，比如：珊瑚、蜜蜡、松石、砗磲等等。历史上，游牧民族偏爱珠体较大的珠子，并不太看重珠子的形状和工艺。但由于游牧名族的文献记载很少，这些珠子从何时起在当地民俗中流行兴起，我们无据可循。但可以肯定的是，自丝绸之路开始，这些珠子就在中国流通，唐代时由周边佛教国家传入内陆，多为传世。
此类珠子大多在念珠上使用，珠子光泽感强，孔道有明显磨损痕迹 蒙元时期是第一段由游牧名族统一整个中国王朝的时期，可能是由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蒙元珠子的实物资料并不多。《元史·舆服志》中记载，元代是沿袭宋、金的制度，因此皇家贵族中珠玉一类的服饰品应不在少数，但由于元代“其幕无冢”的神秘丧葬形式，一直给后人留下了难解的谜题。蒙元人游牧民族出身，半宝石和有机宝石一类小的装饰品备受喜爱，13世纪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多次描述过大汗朝廷广阔的地缘上中满了来自印度的珍稀品这一交易实况，多为珠子一类的宝石、各种药材和香料等等。不论游记中的说法有没有过于夸张的成分，这种交易在当时肯定是存在的并且十分发达的。
老珊瑚珠子多为佩戴使用或者镶嵌使用，佩戴过的珊瑚珠子孔道较大，孔口磨损痕迹明显，大多为椭圆形，珠子两侧磨损平滑 珊瑚：源于草原文化，受汉文化影响 在中国的汉文化中，珊瑚材质的珠子并没有太多使用过的记载，大多数珊瑚珠子源于草原文化。汉文化中最早使用珊瑚珠子的文献可追溯到魏晋时期，那时虽然朝纲规定皇帝的玉佩都是白玉制作的珠和璜，冠冕上也需要悬垂白玉珠，但《晋书·舆服志》记载，魏明帝“好妇人之饰，改以珊瑚珠”，而且沿用至晋初仍旧不改。晋代皇族南渡以后，冠冕上的装饰仍旧是“以翡翠、珊瑚杂珠为饰”。由于魏明帝偏好女人装饰，将自己皇冕上的白玉珠改用了红色的珊瑚珠，这在现代人的看法中或多或少都有些玩世不恭的味道，更何况是在尊卑分明的中国古代。直到宋代，皇家《舆服志》中仍旧在批判这种不符合礼制的审美，“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左之用翡翠，侈靡衰播之余，岂足为圣朝道哉”。珊瑚、翡翠纵然美观，但不符合先朝含蓄的审美，于是东晋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由于晋室南渡以后，丝路阻断，玉料难得，但是玉珠可用璇珠替代，而不能用艳丽的珊瑚。从这点上来看，在尊卑分明的古代中国，珊瑚珠并不常用，更多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在一些妇女用的装饰物上，而不能进入显示地位尊卑的组饰之中。
珠体颜色佳，包浆丰厚具油脂光泽 1、元代：壁画中可见珊瑚珠 除去考古资料以外，我们在元代壁画中的珠璎上面亦可寻到当时使用珠子的蛛丝马迹。珠璎盛行于民间，山西多处寺庙道观壁画中，无论神仙还是凡人都带有珠璎。山西作为游牧名族进入中原的第一站，被称为元朝腹里，建筑和壁画都十分发达，具有代表性。壁画一般由民间画工进行创作，所依据的是流传有序的“粉本”。尽管这些画工在创作笔画是多以旧时风格为依照，但总会不自觉地加入当时风行的审美风格，所以这些壁画当中任务的服饰及装饰品多与现实生活中的流行风相关。元代壁画中的女子多带有璎珞，通常环、珠、坠、花无不齐全，这些装饰品通常是珠子于贵金属的复合工艺制作，其中，我们不能看出珊瑚珠的存在。
2、明代珊瑚使用仍不广泛 明代的装饰品制作涉及玉、贵金属、宝石镶嵌、珍珠等多种材质，其中贵金属饰品涉及编丝、掐丝、焊接、鎏花等多种工艺，无论造型和细节都十分娴熟精致。明代的宫廷组佩是复古风尚的产物，延续了两晋的制度。明代《舆服志》中详细记载了宫廷的佩饰的制度，从皇帝皇后到太子妃嫔，不同场合的不用着装都具有严格的规定，其中都少不了珠玑玉佩，所用材质也严格按照等级区分，甚至规定了庶人的首饰中不能使用金玉、翡翠，只能用银，而巾环不得使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足可见对材质的规定相当严格。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明代时航海技术先进，珊瑚珠随之进入中国，但由于礼仪制度限制，所以，在汉传文化中，珊瑚珠子并不多见，偶有贵族使用珊瑚，也多为镶嵌使用，我们日常可见的明代珊瑚珠仍旧多为游牧民族佩戴的饰物。
镶嵌的珊瑚 可见明代珊瑚多用于镶嵌 3、清代：常见于王公贵族，象征等级 清代统治者源于游牧民族，他们除了受到汉文化影响之外，也承接了游牧民族的装饰习惯。清代宫廷的个人装饰品复杂精致、所选材质丰富多样且贵重，可以说，我们今天能认知到的珍贵材质，在清代时都有应用。在当时，珠子更是首饰制作的重要构件，涉及的种类十分丰富，有玉石，翡翠，玛瑙，水晶，青金石，绿松石，珊瑚，玳瑁，琥珀，象牙及金，银等各种贵金属。除了传统工艺的应用，清代时期，人们还引进了许多西方的珠宝工艺和其他手工艺术品的工艺技术，这些工艺不仅应用于首饰的整体，而且细化到了个体的珠子制作上，比如画彩瓷珠，雕漆珠子，法郎彩珠子等等。在此时期，也出现了带有雕刻纹饰的珊瑚珠子，多以吉祥纹饰为主，如五福捧寿，团寿纹等。此外，珊瑚珠还是朝珠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史稿 . 舆服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帝用东珠一百有八，佛头，记念，背云，大小坠杂饰，各惟其宜，大典礼御之。惟天祀天以青金石为饰，祀地珠用蜜珀。朝日用珊瑚，夕月用绿松石，杂饰惟宜。”又有文字记载：“皇后，皇太后朝服朝珠三盘，东珠一,珊瑚二，吉服朝珠一盘，均为黄绦。皇贵妃，贵妃，妃朝服朝珠三盘，蜜珀一，珊瑚二，吉服朝珠一盘，明黄绦。嫔朝服朝珠三盘，珊瑚一，蜜珀二，吉服朝珠一盘，金黄绦。”由此可见，珊瑚在当时的王公贵族中是十分常见的装饰品，同时也是等级的象征。除此以外，珊瑚还经常出现在清代另一等级象征饰品上，根据《大清会典》记载：“正，从二品为镂花金座，中饰小红宝石一颗，上衔珊瑚。”在民间，珊瑚的小珠饰也多应用在具有吉祥意义的小装饰品及首饰上面，多作为镶嵌所用的宝石使用，工艺多精湛漂亮，较为常见。
朝珠和顶珠 前文中提及朝珠、顶珠两个概念，在此简单叙述一下。朝珠是清代宫廷独特的装饰品，朝珠可以按照材质区分佩戴者的身份地位和等级，其形式来源于佛教的念珠。满族人有“令珠计岁”的风俗，每年初增珠一枚挂在额头前面，人死后与珠子一同入葬，除此之外，对氏族，部落有特殊贡献者也以珠子作为最高嘉奖，额头前往往多挂几颗，以示殊荣。用珠子表示身份及地位是满族人固有的风俗习惯，或许这也正式演变为朝珠形式的主要原因。朝珠由108颗珠子贯穿而成，由身子，佛头，背云，记念，大坠，坠角六部分组成。朝珠中由108颗穿成的主体部分称为“身子”，每隔27颗加入一颗不同材质的大珠，将其称为“佛头”或者是“分珠”，将朝珠四等分。“佛头”为四颗，颜色大小均要一致，寓意四季。位于朝珠顶部的那颗佛头，连缀有一塔形“佛塔”，将朝珠两端合二为一，由此延伸出绦带，绦带中段系有一块宝石大坠，称为“背云”。背云以下的绦带末端坠有宝石的“大坠”，佩挂朝珠时“背云”紧贴后背。佛塔两侧又有三串小珠，每串10粒，称为“记念”置于左，女子佩戴置于右。
清代另一种珠子可用来象征身份，那就是官员帽子上的顶珠，也称为“帽顶”。但顶珠并不是清代时期发明的，在《金史.舆服志》中记载，“贵显者于方顶，循十字缝饰以珠”，因此顶珠可能是从北方民族的传统习俗中流传下来的。 此外，所有老珊瑚珠饰里面以粉色珊瑚为主，艳红色珊瑚极难见到，这与当时的开采技术有关。艳红色珊瑚主要生长在深海，以当时的潜水技术或深海开采技术很难做到，所以，老珊瑚以粉红色为主，此点也可作为区别新老珊瑚的重要依据。
琥珀蜜蜡：制作精美，题材丰富
琥珀材质的珠饰最早发现于西汉时期，当时多用于制作祥符题材的小兽和串饰。这些小饰件一般个体都很小，制作精美，题材丰富，功法俱佳，多是腰部横向穿孔。除了琥珀以外，还使用玉，玛瑙，水晶，煤精，玳瑁等各种半宝石制作。常见的题材有：辟邪，羊，鸟，鸡，鸭，龟等等。这些具象的小动物造型饰品常与工字佩，双胜及其他坠饰搭配在一起作为腕饰或者项饰使用。
老琥珀珠会出现明显的开片，这种开片纹理不会浮于表面，通常会有由内及外的感觉，通常珠体具有油润感，孔道较大，孔口处有磨损，与人为仿制的琥珀开片有明显区别 真正意义上的琥珀珠子在南宋墓葬中才有发现。南宋时期海上贸易非常发达，靖康之变以后，由于与西域各地的陆路贸易渠道被西夏人阻隔，因此只能依靠海上的贸易。其实，早在唐代中国就有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机构，名为市舶司。宋代扩大了市舶司的设置范畴，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船队和最大的海上贸易联络。宋代时期，中国与现在的阿拉伯国家，马来西亚，爪哇，越南，苏门答腊及印度等地都建立了贸易关系，用茶叶，丝绸，瓷器换取海外的香料，犀角，象牙，珊瑚，玛瑙，琥珀，玻璃等物品。《宋史 . 食货志》记载，当时陶瓷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输往东南亚各个国家，人们以金，银，铅，锡，锦，瓷器换取药，犀，象，珊瑚，琥珀，镔铁，玳瑁，玛瑙，砗磲，水晶，蕃布等物。这些舶来的物品源源不断的流入南宋境内，时至今日，水晶，琥珀，玛瑙，珊瑚等材质的珠子在江南一带还时有出土。
珠体布满开片的纹理 时至今日，游牧民族也十分喜爱琥珀材质的珠饰。匈奴是中原民族接触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凶悍的草原民族，他们与定居民族贸易，但更多的时候是掠夺，以此为手段获取财务，其中就包括了当时非常名贵的琥珀珠饰。
1956年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秦汉时期，东北地区分布着乌桓、鲜卑等部落。在这些地区出土的遗物，有些与匈奴同类文物相似，又往往与汉式文物共存，表明各族的密切关系 <1>琥珀蜜蜡的产地及称谓 目前我们常见的琥珀品种主要有：波罗的海琥珀，多米尼加琥珀，缅甸琥珀，抚顺琥珀，但老琥珀珠子主要来源于波罗的海。原因是这四种琥珀中的后三种主要是以矿珀的形式存在，它们与波罗的海琥珀形成的过程是有区别的。波罗的海琥珀无须开采，有时会被潮水冲到岸边，经过雕琢，打磨等工艺制成珠饰，通过丝绸之路或者后代的海上贸易渠道进入中国，成为重要的装饰品材质。
老琥珀珠会出现明显的开片，这种开片纹理不会浮于表面，通常会有由内及外的感觉 蜜蜡只产于波罗的海，我国本土并没有产出，因此，各个时期的蜜蜡珠子均是由贸易渠道进入中国的舶来品。近几年，对于蜜蜡的称谓出现了很多种，比如“贵族蜜蜡” “中东蜜蜡” “西亚蜜蜡” “藏蜡”等等，其中贵族蜜蜡与中东蜜蜡指的是中东地区的一种合成蜜蜡。简而言之就是先将蜜蜡加热至150°c以上，将其完全溶解，再向蜜蜡溶液里面加入其他物质，搅拌均匀以后重新塑性。这种蜜蜡通常颜色鲜艳，质地比天然蜜蜡坚硬，更接近于硬塑料。贵族蜜蜡可以说是蜜蜡的一种衍生品，但终究不是天然形成的。西亚蜜蜡是相对藏蜡而取名的，多少有一些调侃的意味。西亚蜜蜡与藏蜡产于同一地区，亦为舶来之物。两者都是原矿蜜蜡，都未经过人工合成，烤色等工艺，只不过一个是由外国人佩戴的，一个是由藏族人佩戴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两者本是同类，可能是由于商业或者其他原因将其区分。
此珠珠体包浆丰厚，颜色艳黄，表皮无磕碰痕迹，光泽油润 松石：最早被制成珠子的材质 松石珠子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在史前文化中，松石是最早被制作成珠子的材质。从裴李岗文化（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步文化）直至明清时期，绿松石珠子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原因可能有两发面：其一，松石质地相对松软，开采相对容易，这点对于工具落后的石器时代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其二，绿松石颜色鲜艳，在审美观念初步萌生但装饰性匮乏的石器时代，绿松石必然就成为了制作珠子最好的材质。
松石类珠子易磨损，尤其是在念珠上使用过得松石珠。此类珠子两侧多有凹陷磨损痕迹。 关于松石的文献记载不胜枚举。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编撰的四书五经中的《尚书 . 禹贡》曾记载了古代九州之一的青州出的“铅松怪石”，这种怪石被列为贡品。据后人考证，这种怪石极有可能是松花石，明代大学士阎士选在《松石记》中详细记述了古青州一带，东海大竹岛中有松石，印证了这一说法。清代大学士刘统勋曾在古青州青岛即墨马山采集到松化石，并赋诗记事。而在考古中发现，有关松石珠子的出土也几乎贯穿了中国珠子的历史。由于史前文化中多使用绿松石作为制作珠子的材质，所以下文对绿松石的描述并不像其他珠子一样以夏商时期作为起点，而是简短的从两河流域的文化遗迹揭开历史脉络，叙述松石珠子在各个时期的特征。
此类松石多为镶嵌物 1、二里头文化遗址 二里头文化是中国青铜时代的文化，以发现于河南省洛阳偃师的二里头命名。早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我们就发现了绿松石废料坑，出土了数千枚绿松石块粒，其中相当一部分都带有切磨的痕迹。二里头文化中除了发现大量的松石珠子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松石镶嵌饰品。这种工艺起源于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是黄河流域史前就有的一种工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员宋镇豪先生编写的《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中将二里头墓葬中出土的饰品归纳为五类：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绿松石珠穿成的项链；绿松石珠与陶珠的混穿项链；陶珠项链；贝壳穿成的项链。其中，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绿松石镶嵌的青铜牌饰可能是钉缝在墓主人衣服上的装饰件，陶珠的出现可能是用于替代绿松石一类的半宝石。用于镶嵌的绿松石片一般是几毫米见方，厚度1毫米左右。这种镶嵌工艺最初只在牙，骨器物上实施，合金技术发明以后开始用于青铜镶嵌，在战国时期十分盛行。另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珠子通常见于墓主人头部位置，松石中间有穿孔，亦可能为钉缝在织物上面。
（Tips：绿松石是世界上稀世珍宝之一，有着几千年民族文化的灿烂历史，被列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也是十二月生辰成功吉祥之石；主要产自中国的鄂西北的高山峭壁花岗岩地段。 绿松石饰品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所宠爱的珍赏品，堪称“东方圣玉” “女娲补天”之石 ”和氏璧“之瑾玉；绿松石质朴典雅，千百年来受到许多国家的人们宠爱；在东南亚，欧美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被人们当成护身符用来消灾祈福保平安，代表着生命和希望，是神圣的镇宅之宝。） 2、殷墟出土的松石珠 殷墟中出土的珠子包括玉珠，红玛瑙珠，绿松石珠，天河石珠，骨珠，贝珠及各种动物造型的小雕刻件。其中，绿松石珠子从外观上来看基本上分成了三种：第一种用于镶嵌。镶嵌件通常为圆形或椭圆形，也称之为泡形，大者直径约2厘米，小者直径不超过1毫米。这种镶嵌件多用于象牙或骨器的镶嵌，与器物上的阴刻纹样一起构成完整的装饰图案；第二种是用绿松石制作的管形珠子，这种管珠在长江流域的商代遗址中均有出土记载。在长江流域中的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与武汉盘龙城商代遗址中出土过大量绿松石制作的管珠，这种管珠通常珠体浑圆，中段略略鼓起呈现出鼓形，抛光细腻，呈现出绿松石应有的油润光泽。但从出土的珠子来看，这种管珠通常长短不一，珠体直径也有差异，在当时应作为腕饰或者项链使用；第三种是用绿松石制作的腰带，这种用来穿腰带的珠子通常为5至10厘米不等，珠子个体较大，通常为长方形扁珠，边缘方折，打磨出一道斜面，这样做事为了去掉过于锋利的边缘线。珠子打孔方式为纵向直孔，孔径较大，孔道内壁一般可见螺旋纹。出自江西新干的绿松石珠子具有颜色好，铁线多，呈现出独特蓝色的特点，其原料很可能来自湖北。此外，在三星堆及金沙遗址中也出土过大量的绿松石珠子。成都平原上几乎不出产制作这种珠子的材料，从质地和工艺上来看，这些珠子应为北方通过贸易渠道而来的贸易品。此地出土的绿松石珠子，长度一般间于1到2厘米，形状以长方形扁珠居多，打孔方式也比较随意，有的沿最长边打孔，有的则是沿最短边打孔，孔道较大。这种珠子的制作工艺与北方夏家店遗迹中出土的绿松石珠子工艺相似，应为贸易而来。
1976年河南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2、西周时期组配中的松石珠子 西周时期用于辨贵贱，名尊卑的组佩中也有松石珠子的使用，关于组佩我们已在西周玛瑙一节中做过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用于连接组佩各个部件的珠子中使用的绿松石通常为算盘珠和管珠两种制式，形状和工艺与殷墟出土的松石类似。另有一种绿松石珠子比较有特点，就是在西周组佩中出现的”龟背珠“。乌龟的题材出现得很早，最早的实物可上溯到红山文化中，是古代中国最受喜爱的题材之一。龟背珠一般也是作为截珠穿配在组佩上面，绿松石材质，珠子呈现扁圆形状，两侧均雕成龟背的形状，故此得名。 西周以后出现各种多姿多彩的珠玉。与此同时，珠子的开采技术与制作工艺也逐渐成熟，许多新材质，新工艺的珠子涌现出来，极大地丰富了珠子的种类，但松石珠仍旧活跃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陕西韩城梁带村周代遗址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馆藏
至唐代，社会开放，政治宽松，与西方的贸易文化交流频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唐代的美术作品和个人装饰在风格上与西方文化均有相似之处。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大量西方奢侈品进入大唐，特别是金银器和个人装饰用的珠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咸阳底张湾贺若氏墓出土的坠玉金头饰，极为精致华美。它由数百件金花，金坠，珍珠，绿松石珠，小玉佩等缝缀在丝绸织物上而成，出土时织物已经腐朽，但所有的珠子，坠子等小构件都被很好地保留了下来。这件作品的构件和穿缀方式结合了当时中原，西方最典型的装饰特征，优美而华丽。 此外，盛唐时期佛教盛行，保留下来的佛教造像和壁画资料都十分丰富。唐代时期的佛像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除了形态以外，在佛像的装饰物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其中，颈部项饰代替了整体披挂式的璎珞，这种颈部项饰在后来的文献当中被称为珠璎，当中就有用绿松石，玛瑙等材质镶嵌制作而成的。简而言之，唐代乃至后来各个朝代，绿松石作为单独配珠使用并不多见，而更多时候是作为镶嵌搭配使用的。
唐代的螺钿镜被誉为“中国最美的铜镜”，为唐代特种工艺镜之一。此镜图案以海蚌贝壳打磨雕刻镶嵌而成，素缘，圆钮。钮外镶嵌一圈螺钿，主图案为螺钿雕刻的鹦鹉和折枝宝相花。鹦鹉宛如在花间飞舞，生动活泼，中间空隙处镶嵌有绿松石。现收藏于大唐西市博物馆。
唐代以后，绿松石就已经不作为主要装饰品的制作材质出现了，所以墓葬及文献中所载甚少。但绿松石仍旧备受人们喜爱，尤其是在游牧民族的装饰品中，绿松石十分多见。头饰，项饰，腕饰甚至一些具有装饰效果的实用器上面都能看到绿松石的身影。游牧民族之所以这么喜爱绿松石，其一是由于绿松石材质的珍贵性，这种稀缺的珍宝对于游牧民族来讲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其二，绿松石艳丽的绿色（或者蓝色）有非常独特的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意义逐渐融入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当中，成为一种风俗，而最初象征护身符的珠子也变成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个人装饰品。由于游牧民族中一些部族的信仰习惯及特殊的丧葬习俗，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源于游牧民族的绿松石珠子都是传世的，通常是桶形珠或是算盘形珠，珠体两端由于长时间佩戴的原因，磨损得比较厉害。珠子通常为大孔道，表层光气十足。而游牧民族中作为镶嵌使用的松石珠子通常表层孔道较细，光气也不足。前文中提到过，绿松石质地松软易损毁，但其中也有坚实者，被后世称为瓷松。这样的松石非常少，近年来备受关注。
此类松石珠形制随意，并无刻意制作成形，打孔方式也较为随意。珠子孔口通常较大，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松石材质质地较软容易磨损；第二，此类松石大多由北方游牧名族使用，经年佩戴，造成磨损较为严重 念珠：地方特色浓郁，蕴含宗教意义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及宗教传播的影响，西藏地区的艺术风格与中亚及印度地区的美术风格非常相似。西藏9世纪以后的艺术品，尤其像珠饰一类的个人装饰品，在考古层中几乎从未被发现，它们多以传世的形式出现。而对于传世品的断代大多建立在文献记载以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无法通过墓葬考古或者遗迹考古的形式来辨别，因此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西藏的珠子拥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宗教背景，极为引人注目，这也是珠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念珠中蕴含着的佛教象征意义 西藏密宗所使用的念珠，除去实用的作为记念工具这一功能以外，还有重要的装饰意义，这大概也与念珠的起源相关。藏传佛教念珠起源于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后，是西藏本土宗教和珠饰传统的结合，在材质和装饰风格上具有独特风貌。 而颗数与表征意义之间一一对应，仅仅是历代祖师为方便教化所赋予的配合，并非源自原典经文。 念珠经常附加母珠，数取，记子，记子留等，以配合念诵时计数之用。以108颗穿成的念珠为例，附加的母珠一般为1颗或2颗。母珠又称达摩珠，民间称之为”佛头“或”佛塔“。取珠又称四天珠，是附加语108颗中间的四颗隔珠。密教念珠通常在第七颗与第21颗之后插入数取。记子又称弟子珠，西藏则多称之为计数器，一般常见的为10颗，另有20颗记子与40颗记子，并不常见。计数器通常穿在佛头的另一端，以10颗为一小串，表示十波罗蜜。计子头通常一端为”金刚铃“，另一端为”金刚杵“。铃代表阴性，杵代表阳性，计数时铃代表百遍，杵代表千遍。根据《金刚顶瑜伽念珠经》记载，诸珠表示观世音菩萨，母珠代表无聊寿佛或修行圆满之佛果，故念珠到母珠时，不得越过，须逆向而还，否则即犯越法罪。
2、如何区别新老念珠 西藏地区念珠材质多种多样，从大类上看，主要为菩提类，木珠类，玻璃水晶类，骨珠象牙类，珊瑚蜜蜡类等。其中菩提类主要为：星月菩提，金刚菩提，凤眼菩提及菩提根（也叫作大象皮）；木珠类主要为紫檀木和六道木两种；骨珠则包罗了牛骨，鹿骨及人骨等。藏传念珠按形状主要分为算盘珠，桶珠，片珠这三种类型，通常打磨工艺比较细腻，但由于常年诵念经文时拨动珠子造成磨损，藏传念珠截面一般都不平直，通常为斜面。如上文所说，传世珠很难确定其年份，因此，关于藏传念珠的断代，我们这里不做过多的描述，下文仅针对新老区别介绍几点：
凤眼菩提通体红润，具油脂光泽，珠体表面因常年使用磨损至光洁 孔道：藏传念珠通常为大孔道，往往超乎孔道与珠体的比例，尤其材质相对较软的念珠，这一点尤为突出。念珠孔道内壁十分光滑，这是绳子与孔道内壁常年摩擦所造成的，用强光看时，孔道内壁成镜面反射，看不到任何钻孔痕迹。孔道外缘处常见绳子摩擦的勒痕，如细微的喇叭口外扩，这种痕迹极为细微。造假者人为磨损出的喇叭口往往过犹不及，痕迹十分明显，不难分辨。打孔处的截面上也是如此，通常光洁如镜，都因常年在手中掐念造成，很难模仿，这一点是辨别念珠新旧的重要特征。
边缘磨损：念珠边缘的磨损逢场有特点，是在经年累月的掐念过程中，珠体之间相互摩擦从而形成的。这种自然磨损往往在直观上很难察觉，但用手掐念时则会感觉到珠体边缘十分润滑，与新珠子截然不同。
金刚菩提经常年使用珠体润红，纹理磨损严重，孔道较大，具油润感 润透度：珠体的润透度主要是争对菩提类念珠与骨质，牙质等有机材质类念珠而言的。润透度高的珠子质地坚实，为密度较高的籽粒。通常一条新珠子经过把玩后，首先改变的是珠体的光洁程度，然后是珠体的颜色，最后才是润透程度。以最常见的菩提类念珠为例，年份最好的念珠在用强光观察珠体时，通常有”入光“的现象，表层质地完全润透，这样的念珠实为上品，因此也十分难得。念珠的润透程度通常是判断念珠年份的重要参照标准之一，尤其是菩提一类的念珠，虽然属于草木，质地较软，但能真正完美体现润透的实属凤毛麟角。
菩提通体红润，具油脂光泽 色泽、质地：多数材质的念珠色泽均以红色为佳，但形成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朱砂供星月，庙挂念珠，大象皮念珠等等，均涉及染色工艺。目前有很多新仿念珠也效仿染色，因此单从颜色上辨别新旧实不可取，通常要将色泽与念珠质地结合起来观察。年份好的念珠，质地上一定会有瓷化现象，表层包浆厚重，光气十足。这是由于西藏地区的人们将念珠用作计念工具，长时间于指尖掐念，并不和我们一样，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所以很多念珠包浆丰厚但颜色并不深。
年份好的念珠，质地上一定会有瓷化现象，表层包浆厚重，光气十足 （文章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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