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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先驱导报11月17日报道 网络红人（简称“网红”）的出现跟网络的传播特征、现阶段人们对信息的使用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传统的成名机制是有很多“把关人”的，传统媒体无法实现的东西如今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个人仅仅靠出格的观点和行为就能吸引大量的关注，从而形成对她或他的消费与传播。互联网发展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芙蓉姐姐、凤姐其实不过是最早的自媒体运营者罢了。只不过，她们是通过丑、出格的方式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她们对自己传播的目的仅仅是表达自己，最后很多都走上了自我营销的道路。 从经济层面的意义来看，网络打破了传统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网红”们结合“自媒体”特征，将后者变成了一种很好的营销手段，甚至衍生出“网红经济”。有一类“网红”，把自己嵌入一个产业，例如时尚产业，背后其实更多是经济利益和公司力量在推动。当然，目前国内“网红”昙花一现或炒作或风水轮流转的现象，其实也有网络时代大众拿无聊当有趣以及文化的贫瘠因素使然。 从社会学的冲突论视角来看，网络红人现象其实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可以理解为社会转型期间因各种利益冲突产生的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这也只涉及其中一类“网红”。这类“网红”并不是自己想“红”，而是被网民消费并进行病毒式传播，他们变成了文化代码，反映出围观网民自身的一种社会心理的投射，抒发自己对某类东西（例如权力）的调侃式、解构式的表达。譬如，乞丐打扮的“犀利哥”被网民认为穿着“时尚”，不仅有对如今时尚界的嘲讽和解构，也体现了自己的一种舆论表达方式。大家并不是真心的对这个“网红”感兴趣，而是借由网络上这个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的人，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今年，《时代》杂志评选的出30位最具网络影响力的“网红”，相当多元，但其中不少都能持久保持影响力，而中国“网红”这些年能持续“红”下来的却并不多，昙花一现的倒是不少。 大多数中国“网红”不具有“不可替代性”，更替速度很快，变红的方式与路径是很清晰的、很容易复制的——大部分依靠出格的言论、哗众取宠的方式来“红”。今天出了个芙蓉姐姐，明天又会有“孔雀妹妹”，网民也会产生消费疲劳。 在西方，无论是为变性人发声、为黑人发声的博主，还是为纽约街头的普通人拍照并号召粉丝向中东难民捐款的美国摄影师，他们中不少已经是公共意见领袖，已经从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领域。他们对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是自己真心推动的，并且最终将这一议题推到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他们可以说是跟随时代的步伐，把握了时代的敏感点，自身也切实在付出，把传统媒体没能深入关注的内容通过互联网挖掘出来，一旦他做成了，他就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业人士。 其实，不仅仅对“网红”，任何在我们的舆论场里能发挥影响力，以自媒体的方式具有传播力、影响舆论能力的人，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在公共领域里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作者系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报记者 陈雪莲 采访/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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