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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亲近自然、喜爱自然，常挂在嘴边的“风水”、“水土”等词汇，最通俗地概括出了中国人的传统环境意识。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俗称“风水”）既是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道独特的中华文化景观。它源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环境的理想，是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风水术实际上是集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造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风水观念在其漫长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难免与巫术发生联系，并染上了较为浓重的迷信色彩，但其中蕴涵的科学合理内核至今仍显现出人类智慧的灵光。在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中，水始终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风水宝地”、“山明水秀”、“林壑优美”、“山川吉秀”等形容环境美的词句，无不流淌着水是生命之源、环境之母的旋律。
中华民族的环境观是伴随着社会进化的脚步在日积月累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逐渐懂得了选择安全可靠而又便于生产生活之环境的重要意义。在上古时代，人类便“择丘陵而处”，“逐水而居”，选择临近水源而又避免水患的岗阜阶地聚居。考古表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聚落遗址，均处在背坡面水或河流湖泽边缘的地方。这种选址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靠近水源，其好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接近河流水源，既便于生活用水，又利于“结网而渔”，依靠天然河湖维持原始的采集和渔猎生活；二是处在河流的阶地上，既可得肥田沃土之利，又可避洪涝灾害的侵袭；三是位于河流的侧畔，可“刳木为舟”，以享水上的交通之利。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古代先民的聚居地大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叠压，如河南淇水沿岸某一地段的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聚居地的遗址；渭河甘肃段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也发现了769处先民聚居的遗址。原始人不仅择水而居，也沿水而行。当原始人部落不断繁衍，人口增加，原有的活动区域不能供应足够的食品，或遭遇自然灾害，便会出现部族迁徙的情况。先民们在迁居时，一般都是沿河而行，一来河谷的道路较容易行走，且不至于迷失方向；二来利于沿途饮用水，不会有干渴之虞；三来有利于找到新的近河居住地。上述情况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类已具有了明显的选择环境意识；而且在选择聚居地时，已充分考虑到水的因素。
先人们能动地选择环境的情形，还可以从一些史料上找到根据。史载，夏、商、周三代都城选择和人们的活动范围都是以近河流、湖泊等水源地展开的。夏人大约起源于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之地，后渡河南下，由豫西迁豫东、鲁西，北及冀南，西至陕东，足迹一直在黄河两岸。商人起于东方，由始祖契至成汤，曾八次迁都，其足迹不出今豫中以东，以及鲁西河济二水南北之地；汤之后至盘庚共六次迁都，其活动区域不外乎在黄河下游两岸的豫、鲁以及苏北、皖北一带。周人则直接起源于陕西的泾水、渭水流域，以后向东扩展，才遍及整个黄淮地区。
关于周人迁徙的情况，可以从反映周代史实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找到清晰的印记。《诗经·大雅·公刘》叙述道：“笃公刘，于胥斯原……涉则在巘，复降在原。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影）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邠居允荒。笃公刘，于邠斯馆……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安），芮（水涯）鞫（究，曲）之即。”不难看出，周氏族首领公刘为了寻找一个上佳的氏族聚居地，不辞劳苦，跋山涉水，时而审视旷野，时而登临丘冈，时而观其阴阳，时而察其流泉，最后相中了坐落在岐山之下、水涯河湾之侧的邠（今陕西旬邑）地。同时，公刘在寻找“风水宝地”的过程中，已把有无水源（“流泉”）作为选择的必要条件。
到了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古人的环境选择意识更达到了较高的层次。《管子·度地》指出：“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给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涝），因大川而注焉。”《管子·乘马》进一步论述道：“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汉书·晁错传》引晁错的话说：“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这些言论都体现出当时的人们对生存环境质量的认识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就为环境观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可以看出，古人在能动地选择居住环境的过程中，已明显地表现出重水的倾向。
秦汉以降，风水思想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了关于环境选择的理论体系，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景象。
简言之，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作为一种环境选择的学说，经历了从无形到有形，从经验到学问的发展过程。先秦，是风水思想的萌芽时期；秦汉魏晋，是风水理论的初步形成时期；唐宋，是风水理论的发展与定型时期；明清，是风水理论的进一步阐释和总结时期。其发展流变过程这里不再赘述。
事实上，任何一种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有其文化渊源。环境观作为中华文化观念的一部分，其产生、形成和发展亦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母体文化中。尽管中华先民在数千年前就开始了能动地选择居住环境，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经验的素材要上升为一种文化观念，必然有其思想方法论作指导。中国古代阴阳观念及其有关的气论思想和大地有机说，对中华民族环境观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大地为母”的思想则是环境观形成的直接依据。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想，阴阳思想最早出自《易经》。尽管《易经》本身并未提及阴阳二字，但它试图用两个具体对立关系的事理（“－”和“--”）以及它们之间的排列组合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易经》认为，阴阳是天地、事物的总根源，自然界万物包括人类都是阴阳交感的产物。这种对世界一般事物最原始的哲学见解，反映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易传》则对《易经》的辩证思想作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和发挥，该书明确地提出了“阴阳”的概念，并从天地万物的消长中概括出“阴阳消长”，以“阴阳”为范畴解释万物的根本属性。这种古典哲学思想，对古人认识大地和能动地选择生存环境起到了指导作用。之后出现的《黄帝宅经》、《管氏地理指蒙》、《天宝经》等风水学著作，都以阴阳学说为基础解释风水中的现象。
随着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逐步加深，人们开始用“气”来解释阴阳，即以“气论”思想作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构成和变化，产生了“六气五行说”、“精气说”、“气分阴阳说”、“阴阳二气离合说”等。气论思想为中华民族环境观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理论支柱的作用。说到底，中华民族的环境观就是以阴阳为前提，以气论为指导思想而展开的。中华民族环境观中的“气”，是一种无形而连续的物质（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场”相类似），其赋存的形式有生气、死气、阳气、阴气、土气、地气、纳气、聚气等。保存至今的风水著作，几乎无一不是气论的产物。
风水一词，最早见于东晋郭璞的《葬书》，是书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从这一经典的解释可以看出，风水的基本原理是“聚气”，找到了生气聚集的地方，就找到了风水宝地。风水对气的注重，显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气宇宙观、气生命观有直接的联系。气宇宙观和气生命观认为，宇宙中的天地万物以及万物之灵——人都是由气凝聚而成的。
《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即认为人的生命从精神到形体，均是由气凝聚而成，气一旦消散，生命也就从此完结。西汉刘向《淮南子》说：“气者，生之充也。”认为气是生命的实体。该书还认为：“土地各以其类生人，是故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水气多，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强调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人的性别、性格、体质、智力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影响。东汉王充《论衡·无形篇》说：“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灵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认为人是从客观自然中禀受元气而形成肉体和精神的。《论衡·论死篇》还指出：“人未生，在原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元气荒忽，人气在其中。”强调人虽然有生死，但元气是永生不灭的。清人戴震《孟子字义疏证》说：“气化流行，生生不息。”认为气不停地翻卷运动，不断地生产生命，并繁衍不息。
由上述可知，中国人一直以“气”为生命的本源、元素和生命力所在。正是这种气的生命观，为风水说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风水强调气的作用，其寻龙、问砂、察水都是紧紧围绕着寻求勘测生气聚结之地，“专注龙、穴、砂、水之相配”（王《青岩丛录》）。风水中的龙，一般指大的山脉，砂指居地周围的小山丘。
龙与砂的作用均在于藏风聚气、挡风护气，大山脉与小山丘层层环绕的地方，就能使风力不断减弱，以保生气不被风吹散（因为“气乘风则散”）。所谓“入山寻龙”，就是顺着山脉的走向找到山脉的止息处，而这种地方也是山与水交合处。山水交合，才能使生气止息凝聚。水生气，山才有挡风止气的必要。因此，所谓“藏风得水”，就是强调挡风的目的是为了得水之气。因为只有水才是生气的来源，故又有“得水为上，藏风次之”的说法。
那么风水中所推崇的气为何物呢？《说文解字》说：“气，云气也，象形。”认为气为云气或者为形成云的气体。《说文》释“云”说：“云，山川气也，从雨云，象云回转形。”显然，古人把地表、水表蒸发的水汽当成了云的初始状态。
气为云，云又与雨水密切相关——行云致雨，雨落地为水，水又蒸发上升凝聚为云。气、云、雨水实为同一物质的不同形态。风水对气的推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水的推重。《葬书》说：“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这是由水、水气能使万物生长而引申出的生气孕育万物的理论。可见风水中的“气”，其原型为“水汽”、“云气”，其最终形态还要归结于“水”。风水对“气”之生命力的崇拜，实为对水之生命力的崇拜。
气论认为，天、地、人都是由气所生成，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共性，彼此可以相互感应。这种自然感应观直接导致了大地有机（即大地有生命）说的出现。大地有机说认为，大地和人一样，是有生气的，人与万物的化生都由气血所导致。因而，地之生万物也是因地之有气血。这种大地有机说又直接导致了“大地为母”的观念。“大地为母”的思想源于原始人类对女性的崇拜。女性生殖后代，大地也生育万物，于是古人便把大地与母体相提并论。
大地有机说和“大地为母”的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始终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箢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万物莫不以生。”认为大地是万物的根本，而水是地之血气，万物皆仰赖水的滋养而生。又说：“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是以水……凝蹇而为人。”这就直接说明了水是人类生命的本原。
王廷相在论述万物生成时也说：“水则阴精所化，万物形质之本”（《家藏集·答顾玉华杂论》），“气得湿而化质，生物之涂也，百昌皆然”（《慎言·道体》）。方以智也指出：“人身之津液，草木之汁，皆水也，一气所生也……凡滋生，皆木之为也，精之属也。”（《物理小识·卷一》）水为阴之精、血之本，是大地之母孕化万物的根本。这是中华民族环境观中对水的重视甚于其他任何物质的根由。
水是生命之本，人类的生产生活须臾离不开水，优美的自然环境也不能没有水。
由于水独有的性质和功用，水在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几乎所有的风水著作，都明显地表现出重水的特征，强调“寻龙先看水”，“相地先看水”，“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吉地不可无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明代风水书中还出现了蒋阶平所撰的专门论水的“风水”专著——《水龙经》，对水在“风水”中的作用和相水方法等进行了系统而又详尽的阐述。
中华民族之所以十分推崇水，除了对“水是生命之源”这一永恒命题有着深刻的认知外，还主要基于水对人类理想生存环境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第一，水是产生生气之源，是生气的体现。
风水说认为，理想的生存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风水中的“生气”指的是一种万物赖以生长、发育的活力，预示着生机，代表着昌盛。而水能“载气纳气”（这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是生成“好气场”的基本条件。《管氏地理指蒙》云：“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聚气而施耳。水无山则气散而不附，山无水则气寒而不理……山为实气，水为虚气。土愈高，其气愈厚。水愈深，其气愈大。”宋黄妙应《博山篇》说：“凡看山，到山场先问水。
有大水龙来长水会江河，有小水尤来短水会溪涧……水来处是发龙，水尽处龙亦尽。”《发微论》进一步指出：“气随土而起，故脉行必有脊。气随水而比，故送脉必有水。”上述所论说明了水与气脉是密切相关的，生气主要是借助于水来传送的，人们通常从水的大小来看气之大小。
《水龙经》中所谈气机妙运、自然水法、论文干、理五星等，皆以水为纲，以“气”为根本。作者在论“气机妙运”时说：“太始唯一气，莫先于水。水中积浊，遂成山川。经云：气者，水之母；水者，气之子。气行则水随，而水止则气止，子母同情，水气相逐也。夫溢于地中之气趋东趋西，即其水或去或来而知之矣。行龙必水辅，气止必有水界。辅行龙者水，故察水之所来而知龙气发源之始；止龙气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龙气融聚之处。”这段话十分深刻地阐明了“水”与“气”的表里关系，即水之所在即为生气之所在，根据河川的走向就能找到“生气”。这段论述也为无山的地方寻找生气来源提供了理论依据，正如作者所言：“平洋之地，以水为龙。水积如山脉之住，水流如山脉之动……”水不仅有产生气的作用，还有止气聚气的功能。《葬书》指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气随着风吹而四散，遇到水就聚集不再扩散了。这就说明了水具有止气以聚气的功能，是保护生气的关键因素。所以居住地周围有水，就能止气以聚气。在风水家们看来，水能生气、聚气，所以选择风水宝地必须“得水”。
第二，强调水的形状要“环抱有情”。
中国风水学对水的形态总的要求是：随龙、拱揖、绕城、腰带。所谓“随龙”，指水流顺山势而来，即不破伤山脉，也不被山脉所伤，并认为随龙之水贵有分支。所谓“拱揖”，指水流从左右相从而至，不喧宾夺主，认为拱揖之水贵在前面。所谓“绕城”，指水流前后循环合抱，环绕而过，认为绕城之水贵有情。所谓“腰带”，指水如弯弓状从左右流过，认为腰带之水贵有环湾。
风水说最看重的水形是“水口”。所谓水口，乃一方众水之总出流处、总聚会处。在山区，水口在山口或泉之源头；在平原，水口为河口。山口地多为众水冲积而成的盆地，土地湿润，水草肥美，适于人类生产和生活。古人以水口周围为风水宝地，主要是认为水口为众水所归的地方，水多必气旺。至于泉水水口，则因为它是水的源头，古人以其为气之源。明缪希雍《葬经翼·水口篇十》说：“夫水口者，一方众水所总处也。昔人谓：入山寻水口；又云：中士求水口；又云：平地难得者，水口……若在山中，必得交互水口，方为有利；若结都会及帝王陵，必有北辰尊星坐镇水口，高命耸异，望之惊慑者始合……此总水口也，亦名大水口。若中间只结一地，余皆为用者，其近身当必有小水口……昔人谓：大水之中寻小水者，指此。盖水口乃地之门户。”这段话强调了选择水口的重要性，并将水口分为大水口与小水口。水口的大小，主要依据水口周围的山势来划定。大水口，有高耸而惊慑人心的山峰坐镇水口；小水口则砂势平缓。风水说还认为上佳的水口应有山峦环抱。《青乌经》说：“水口宜山川融结，峙流不绝……狮象蹲踞回互于水上或隔水山而缠襄，大转大折不见水去方佳。”《博山篇·论水》说：“水口重重，将相之关。山谷水口……左右交牙，气聚其间。”上述议论均要求好的水口要形成山回水转的格局，其意义在于聚气、生气。风水说中关于水口选择的理论，在中国古代城镇村落的选址实践中多有体现。中国许多历史悠久的城镇村落大多建在水口之地，尤其是在山区营建的城镇村落更是如此。从实用的角度认识，在山区水口之地选择居住地，确有其好处：水口之地，往往是两水或众水冲积而成的小块盆地，四周有群山环绕。这样的地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而且避风挡寒，冬暖夏凉，自然是人类栖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风水说对水形的另一要求是曲屈环抱，即以弯曲环抱为佳，最忌直去无收。《博山篇·论水》说：“水近穴，须梭织。到穴前，须环曲，既过穴，又梭织。若此水，水之吉。”又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直流直去，下贱无比。”《水龙经》在谈到水的形局时，也认为“水见三弯，福寿安闲。
屈曲来朝，荣华富饶”。是书在“自然水法”歌诀中也说：“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曲……”孟浩然《水法方位辨》说：“水法之妙，不外乎形势、性情而已。今以水之情势宜忌其详于左：凡水，来之要玄，去要屈曲，横要弯抱，逆要遮拦……合此者吉，反此者凶。明乎此，则水之利害昭昭矣。”可见风水对水流的形状要求是“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
为什么风水说崇尚婉转屈曲的缓流之水，而忌直来直去的湍急之水呢？一方面，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象也”（《阳宅撮要》），屈曲、环抱回复的水能聚集和生发盈盈生气，保持生气旺盛，不让生气散逸，从而生成好的气场；若水直来直去无回环，便难留生气，导致不吉。另一方面，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认识，婉转之水多是“环抱有情”之水，水曲环绕，云蒸霞蔚，本身就显现出一片生气盎然的景象；而且曲水潺潺，徐徐流淌，容易形成一种幽雅宁静的环境氛围。这样的人居环境真是再理想不过了。而“直去无收”之水，一泻无余，云气散尽，令人感到生气荡然；而且直泻之水，往往咆哮湍急，喧嚣不已。住宅之旁如果流淌着这种水，肯定会噪音扰人，对人的情绪产生不良影响。所以，风水说要求人居环境周围的水流要悄无声息，是有其科学道理的。至于幽雅环境中的潺潺流水或叮咚作响的滴水，风水说认为也是可取的，因为这样能衬托出环境的宁静，但不属于上吉。
与此同时，风水说还认为，弯曲的河流是以河曲内侧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
《堪舆泄秘》说：“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这大概是居住在水边的先民在对河流的变化作了长期观察后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中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一致的，即河曲之内侧不但可避免水流的冲刷，还可以不断淤积河岸，使地基增宽加厚；而河曲外侧由于处于水流的冲刷方向，河岸随时都可能遭到水流的侵蚀，容易导致堤岸崩坍。为此，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汭位”（河曲之内）建宅为吉的说法。《史记·周本纪》在记载周初营建洛阳的过程时，就有武王命周公“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营洛邑而后去”的记述，说明洛阳城址的选择是从洛河河曲然后到伊河河曲的。据考古发现，河南安阳的殷代遗址也处在河流的弯曲处。这表明至少从殷代开始，古人已对河流与聚落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后来风水说中关于“水抱有情为吉，直去无收为凶”的观点，应该说是根源于科学认识基础上的。
第三，重视水质，强调上品之水应回环澄清。
水质的好坏常常预示着生气的好坏，进而决定着环境的优劣。风水说以水味甘甜为上，辛咸次之，酸苦最下。《博山篇·论水》说：“寻龙认气，认气尝水。其色碧，其味甘，其气香，主上贵。其色白，其味清，其气愠，主中贵。其色淡，其味辛，其气烈，主下贵。若酸涩，若发馊，不足论。”显然，色碧、味甘、气香的水指示着最好（“上贵”）的水质，苦涩、发馊的水无疑是劣等水质的表现。同时，水质的好坏，除取决于水资源保护的好坏外，还与地质条件密切相关。
这是因为：“水本无味，因土而变味。气以变土，土以变味。地有气而后有水味，故盐地皆龙气所钟。其余州郡之大者，城内必多咸水。乡村有咸水者必多富贵，此亦可以卜地气矣。”原来水甜、水咸、水酸、水苦，主要由地气所决定，因此可通过水味来辨别气之优劣、高下。选择水质好的流泉，也就找到了生气聚积的地方。因此，风水师察看地表水形，品尝水质，判别地下泉水的优劣，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聚积生气的风水宝地。风水家们还注意到各种地下水与聚积生气的关系，认为上好的地下水有结龙气、生气之功能：“阴穴近之，乃龙气之旺，大富贵地方应有此应。”（《人子须知》）；而劣质的地下水则有冲犯损耗、削弱龙气的负作用，不宜择穴。
现代科学验证，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取用的水，主要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包括深层地下水和浅层地下水），这些水中，有的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的则矿化度很低；有的呈酸性，有的呈碱性；有的含有放射性元素，有的则不含……这些因素都对水质的优劣有一定的影响。而水质的好坏，又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好坏，影响人的健康和寿命，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好的水质，人们饮用之健康长寿，自然会人丁兴旺；反之，恶劣的水质，人们饮用之多怪病缠身，甚至影响后代的繁衍。当今社会，人为水污染严重，特别是工业化造成的大面积水污染，不仅使鱼虾丧生，更严重恶化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并直接危害着人类的身体健康。因此，水资源保护已成为世界许多国家高度重视的课题。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环境观不但强调“得水”的形状（即河流形状）要屈曲环抱，有利于聚气，而且对水质也有“色碧、味甘、气香”这样的高要求，其中的科学性、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风水说常把“土高水深，郁草茂林”的生态环境看作是理想的生存环境。
这就表明，一方面，人们往往通过“好气场”的外部表现形式——林木茂盛来寻找理想的环境；另一方面，还要通过保护“龙脉”来保持风水，即通过广植林木或保护林木和其他自然植被来防止水土流失，保持优美的自然环境，这又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水土保持。
第四，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有着特别的含义，通常被看作“财富”的象征。
中国风水学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山主富贵”、“水主财”的重要观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古代，一块风水宝地往往是一家一族劳作、居住、休养生息的场所，而水（主要是河流和泉）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家一户生产生活的小环境。《博山篇·论水》说道：“聚水法，要到堂。第一水，无辰方，食母乳，养孩婴。第二水，怀中方，食堂馔，会养生。第三水，中堂中，积钱谷，家计隆。第四水，龙神方，广田宅，太官方。”上述所提及的“养孩婴”、“食堂馔”、“积钱谷”、“广田宅”等概念，均离不开水，可见水与人类生存有着何等密切的关系。《水龙经》则明确地把水看作“财源”的象征，指出：“水积如山脉之住……水环流则气脉凝聚……后有河兜，荣华之宅；前逢池沼，富贵之家，左右环抱有情，堆金积玉。”《阳宅撮要》也认为“水为气之母，逆则聚而不散。水又属财，曲则留而不去也”，强调屈曲绕行的水才能使财富聚而不散。水为财富的观念在中国古代一些建筑民俗中也有所体现。如江南民居的“天井院”式建筑，四面屋顶均坡向天井，这种将雨水集中于住宅之内的作法被称之为“四水归一”。“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一大特点。在徽州古老的民居中，狭长的一方天井，兼具采光、通风和排水等诸多功能。四面屋顶的水笕源源不断地将雨水导入天井，这就是不肯让财源外流的“四水归堂”。“四水归堂”还寓意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流长如川流不息。因为视水为财富，故在北方一些严重干旱缺水地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不同乡村的群众，为取得某一河流或泉水的使用权，或对簿公堂，或流血械斗，或世代为仇，老死不相往来。这分明是老百姓把水当作了金水、银水、生命水和不得到之宁可死的心态的集中体现。
第五，重视水的景观审美、水的交通与设险等方面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中国环境选择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地美则人昌，寄托着强烈的天地人合一理想。对山水的选择，无不“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文人墨客以山水诗（文）、山水画来抒发其钟情山水之美的情绪；中国风水学家则侧重于实践，将山水之美加以人工剪裁而经营城市、宫廷、民居及陵墓等建筑，追求自然美与人文美的有机结合。如城市中的河湖水网、园林中的各种水景的构造、村落中玉带般的溪流、民宅前的半月形水池等，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各种建筑的塑造，水与建筑浑然一体，呈现出秀美和谐的情境，时时触动着人们的审美意识，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自然美的亲切感。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水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享有舟楫之利。《平洋全书》指出：“依山者甚多，亦须水可通舟楫，而后建，不然只是堡塞之处。”可见对水的交通作用的重视。水不但是交通的载体，还是设险的屏障，如城墙外开挖的护城河，就是保护城市安全的一种重要设施。
在风水理论中，水既然占据优先的地位，因而如何相水，便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自然界中水的形态千差万别，故在具体相水时，也要根据不同水型，采取不同的方法。在相水方法中，“自然水法”和“五星分类法”是两种最重要的方法。
自然水法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干水、支水、顺水、曲水、缠水、界水、湖荡水等。
干水即大江大河之主干之水，犹如树木之树干。自然水法强调，“干水城垣”者为佳，“干水散气”者为差。“干水城垣”指迢递而来的江河水，形成一环形的“墙”。此水之所以为佳，因它能凝聚地中生气。“干水散气”指干水未能回环成垣，不能聚得生气。干水一泻而去，不见环绕之处，断不能生成聚集生气的吉穴。干水汪洋恣肆，斜行而来，中间看去虽有曲折，但形不成环抱之势，其间若无支水回环以作内气，同样不行。
支水乃干水之分支，犹如树木之树枝。支水若直流而去，不能交界回抱，同样结不成聚生气的吉穴。惟几条汇流而来的支水，或前后重重交锁，或左右重重交锁，几分几合，看去圆净端严，形势透逸，方能束气结咽，止住并留得龙气。总之，应在支水前后左右重重交锁处立穴。
曲水即回环屈曲之水。“曲水单缠”可用，“曲水朝堂”亦可用。“曲水单缠”指曲水一支回环缠绕，形成种种不同的“墙垣”。选曲水佳处立穴，自然会福荫子孙，大吉大利。“曲水朝堂”有多种形式，除“风摆柳条”稍逊外，其他大多为吉地。
顺水有“顺水曲勾”、“顺水界抱”种种。“顺水曲勾”指水流顺势而来，但不是直流而去，而是流到尽头处回环过来，到止息处有所环抱，形成“仰勾作钩”或“抱头勾势”。立穴可在迎曲水处，亦可在垂钩尽处。“顺水界抱”，指在片砂势之四周被水团聚围绕，且水势蓄成河荡。蓄水成荡的地方，自然是生气结聚的佳处。
“五星分类法”，指用木、火、土、金、水五星划分水型之法。此方法之理论基础，即古风水书中所谓的“金圆、水曲、土方、木直、火尖”之说。“金圆”指金星弯环如盖，“水曲”指水星屈曲流转，“土方”指土星方整抱转，“木直”指木星直来直去，“火尖”指火星斜来斜去。依相水之总原则，金星、水星、土星因其柔荏转抱，多吉宜；木星、火星因其刚强冲激，多凶忌。
一种思想观念不断地积淀，久而久之就会潜伏下来，并扎根人们的心中，流淌在人们的血管里，有意或无意地影响甚至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国的风水学说通过数千年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功利选择，逐渐变成一种心理积淀，并以潜意识的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环境选择模式。
既然追求理想的环境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那么，以追求理想环境为目标的环境观或曰风水意识就有其不可忽视的实用价值。在上述环境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民居、村落和城市的选址与建设，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打上了“风水”的烙印，并表现出鲜明的重水倾向。
重视人之居处是华夏环境观的重要特征。常言道：山川秀丽，必有俊杰；地杰则人灵，地美则人昌。说明生存环境对人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风水说始终把宇宙、大地看作人赖以生存之“气”的来源，强调“感天地之气”。因此，风水说特别重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强调“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即人之所居应与大地山河相依，要与大自然相协调。因此，对于城、村、宅的选址，都追求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左右有砂山护卫，从而构成一个形局完整地理单元的模式，只是由于它们本身单位大小等级的差异而导致环境模式的相对差异。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说，它们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可以说宅址是村址的复写，村址是城址的复写，宅址、村址和城址之间是一种全息互显的关系。
关于城市选址。由于城市的单位等级较大且关系到一国、一省、一县的风水运势，所以人们在选址时往往从大环境着眼，对诸如来脉、护砂、朝察、去水等均有讲究，尤其表现出注重都邑的脉络形式和遵从建于江河湖海之滨的传统。《宅谱问答指要》说：“欲知都会之形势……必先考大舆之脉络。朱子云：两山之中必有一水，两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脉由中行，郡邑市镇之水旁拱侧出似反跳，省会京都之水，横来直去如曲尺……”例如，北京在历史上曾是金、元、明、清王朝的都城，北京原始聚落的形成无疑是环境选择的结果。古老的北京（蓟城）坐落在永定河渡口的偏北位置，后有靠山，前有流水，宽广的大平原成为都市宽大的堂局。再如古城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北靠邙山，南临洛水，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故曾成为九朝都城。另外，南京、杭州、西安等古城也都处于依山傍水的形势，并都曾为中国的古都。
不仅大的都市如此，中国古代中小城镇的选址也大多与风水中所倡导的宏观地理形势有某种暗合之处。“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据形势，相水泉”（张居正语）。
例如在山地建城，必选在依山临水的山凹处；平原之地建城，多把城址选在滨水的地方，而且绝大多数以河流的弯曲之处为首选。这种选址从环境生态的视角看，完全符合风水说中关于“气界水则止”、“河水之弯曲处乃龙气聚会之处”的道理，被认为是理想的“风水宝地”。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这种选址的科学之处表现在：一是水是城市的生命线，城址位于滨水之地可以为城市人的生产生活提供用水之便；二是河流环绕能获得舟楫之利，尤其在古代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水上交通对于人们的出行显得尤为重要，往往成为连接城市内外的重要通道；三是河流本身还具有防御的功能，如长江、黄河常常被视为防御敌人进攻的天然屏障；四是水还是优化小环境气候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美化城市、构建园林景观不可或缺的物质元素。
另外，在水资源不足的城市，还要不惜代价引水入城，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决天津、青岛、香港等城市的水资源危机问题，先后兴建了引滦入津、引黄济青、东深引水等大型跨流域（区域）的调水工程，使这些极度缺水的城市又得以在外调水的滋润下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关于村落的选址。村落单位等级较城市小得多，大环境的形势一般要由上一单位等级决定，故村落的选址主要着眼于自身小的风水环境。中国古代村落的选址亦强调背山面水，要求村基形局完整，山环水抱，以达到“藏风、聚气”之目的。
在山地则以山为龙脉，强调所倚之山应山脉悠远，起伏蜿蜒，以成为一村“生气”之来源；在平原或少山之地的村落则以水为龙脉和生气的来源。风水说认为，平原之地，只要四面水绕流一处，即形成龙脉，可使生气凝聚。因此，处在水乡的村落，特别重视水的作用，追求以水为环带的村落格局。以水环境优美著称的皖南西递村，夹溪而建，潺潺流水穿村而过，整个村落因水而生机盎然。清人王元瑞的《黟山竹枝词》写道：“南湖一水浸玻璃，十里钟声柳外堤。绝妙楼台西递起，月光梅影画东溪。”南湖、柳堤、楼台、月光、梅影、东溪，西递是一处让人多么神往的生存之地啊！中国古代村落之所以对水极为重视，还与把水视为财源象征的文化心理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古代村落环境尤为重视水口（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形势。风水中对水口之入口处的形势要求并不严格，认为有水流淌（象征滚滚财源）过来即可；但对水出口处的形势则有严格明确的要求，即必须水口关锁，使去水九曲回肠，缓缓而去，为的是不让财源流失。《地学简明》指出：“凡一乡一村，必有一源水，水去处若有高峰大山，交牙关锁，重叠周密，不见水去……其中必有大贵之地。”对缺水的村落往往要引水入村，有的甚至在村落的宗祠等地开挖池塘，以“荫地脉，养真气”，从而达到聚财、兴运的目的。
关于民居的选址。居住之“宅”字的本义，原与选择的“择”字相同，汉代刘熙《释名》说：“宅，择也，择吉处而营之也。”表明住宅之地是要慎重选择的。
“凡人所居，无不在宅”（《宅经》），“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荣”（《三元经》）。这就说明民居与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住宅的好坏，对人的生活质量、发展运势犹为重要，所以中国古代民居的选址和布局都表现出极强的环境选择意识。由于住宅的等级较之城市和村落来说是最小的单位，故宅址的选择主要着眼于其本身的风水环境。山无水则无神韵，居无水则无意趣。中国古代民居的选址仍离不开“背山面水”的环境模式，即“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阳宅十书》）。这样的地方往往青山翠绿，碧水绕流，整个生态环境呈现出一派祥瑞之气。但事实上，由于民居本身的单位等级较小，在同一村落中，不可能使每个民居都获得流水、砂山等，所以许多民居只好在宅前开挖池塘，以营造住宅周围优美的环境，同时满足流水聚财的心理需要。
归结起来，不论是城市、村落还是民居的选址，都讲究“背山临水”，希望“得山川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这种典型的环境模式，本身就具有生态学意义。
在位于北半球以季风气候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许多地区，城镇、村落多选在坐北朝南、依山面水的缓坡阶地上，这种选址的生态学价值是：背有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风寒，还可以满足人们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自慰感；面朝流水，主要是为了充分获得水的恩泽，如享有饮用、灌溉、养殖、舟楫等方面的便利；地处缓坡阶地，既可避免洪涝之灾，又可为人们提供开阔的视野；处朝阳之势，便于获得良好的日照。同时，这种山水相依的形态，往往是山清水秀、环境宜人的地方，这与环境观所追求的“风水宝地”的理想是完全合拍的。从这种意义上讲，风水说所追求的环境，实际上是一种良好的生态环境。通常情况下，环境质量高的风水宝地，常常是生态环境良好的地方。
华夏民族环境观所追求的是与大地山河相协调的理想生存环境——天人合一的化境，而这样的“风水”环境绝对不能缺少水的因素。一方面，水是大地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产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物质；另一方面，水又是气候的反映，直接影响着区域内的土壤和植被，左右着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并最终决定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质量。“吉地不可以无水”，这是古徽州人的信念（徽州民间甚至流传着“渔梁水厚则徽盛，水浅则徽耗”的说法），更是中华民族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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