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潜老先生平生素昧，只是从好友孙晖兄那里知道了在他的家乡——江苏宿迁有这么画界长者。 今夏，诸好友同游皖南，在黄山脚下的宾馆客舍中，孙晖兄向我展示其携带的两帧山水手卷，作者便是这位宿迁长者。手卷尺幅并不大，但其中的气息着实令我有些吃惊。 德潜先生虽为长者，且在当地甚有影响，但非专业或职业画家。大约与许多地方性画家一样，绘画在他的生命中是“余事”，其生活或事业并非靠它支撑。然而，大约也正是此种“业余”性质，使得他笔底的东西与自己的精神、喜好，以及生命的情状靠得更近。 画家，是当今对于那些有艺术造诣、成就和影响的艺术实践者的尊称。处在一个“大师”、“大家”“、名家”泛滥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对此称呼忽略不计——那些有真本领的人，即便没有任何名头，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他成就、价值的判断。德潜长者既非名人更非名家，他只是生活在这片朴实土地上数以亿计的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他对于绘画的喜爱、痴迷，并非因生活、工作或职业的原因。甚至，他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也并不合适他成为一名“画家”。排除如此多的因素，他对于艺术的挚爱，在我看来，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来自于他的内心，来自他的精神。站在这样的角度考量，他与艺术的关联，比如今绝大多数的名家、大家来得纯粹、贴近。这样的纯粹与贴近，也更符合中国旧有的文化传统——尽管，他的身份并不是一位“文人”。 
德潜先生作山水擅用渴笔。渴者，枯也。然其运笔，用墨虽枯，却并不是全然的焦与燥。相反，在他那些看似苍苍茫茫的笔墨中渗透出一种滋润来。在这苍与润的奇妙交织、变幻中，作品体现出一种既单纯又丰富的层次，古人所谓的“墨分五色”，在此诠释得格外生动、鲜活。 对比当下一些作者的渴笔或焦墨山水，德潜先生的高明立即呈现出来。 清代新安画派名家溪冈在其《树木山石画法册》中说：“笔宜燥，燥则灵活”。同朝学人盛大士在《谿山卧游录》中说得更具体：“气韵之生动，骨彩之苍秀全从干笔中得来，善用干笔，则画之能事思过半也。”可见，善用干笔、渴笔，是把握中国画创作的一大门径。 
德潜先生的绘画无疑应归属“传统”序列。但与当下许多崇尚“传统”的人士的做法不同，他笔底的“传统”，更多地属于神而非形。从表面上看，他作画，只是横涂竖抹，全然属率性而为——用笔不讲方圆曲直、中锋侧锋，造型不分形体物象、树石山河，布局不论虚实开合、位置经营。几乎画谱或教科书的一切画法、要则都与其做法不符。然而，当我们细细揣摩、品味，便会发现，这位布衣画者的一切都源出先人、出自传统，只不过，他没有照搬前人的框架，舍去了其衣冠，直取本质。 而本质，当我们真实地目击它、与其真切遭遇时，便会有些不适应，甚至会惊诧。因为在平时，我们习惯于同外形打交道，以至混同了形与质的差别，就如同我们分不清“道”与“器”的差别，常常错将那些低端的东西认作是至高无上的天地法则一样！ 元代画家赵孟頫曾有著名论断：“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敷色浓艳，便自以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这话用于评价德潜先生的山水画颇为妥帖。他那充满个性面目、看似无法、看似没有传承的作品，恰恰充满了古意！而这得“古意”的秘诀，大概正是在于他用了“减法”——简化用笔、简化皴法、简化造型、简化用色…… ——铅华洗尽，真意自现。 
当然，笔者无意抬高某位画者的艺术成就，即便年逾古稀的德潜先生也不例外。以某种传统的观点，写字作画都是高端知识精英的活计。这些人舞文弄墨的主要目的，一是完善自己的人格，二是销除“胸中块垒”。前者是修身，后者是抒情。而要实现这样的目的，首先要有丰饶的文化土壤。有了这样的土壤，我们才有了汲取营养、完备自我的条件（当然，也有例外。但那是极少数天才）。然而，无论古稀的德潜先生还是我们，生长的年代，都遇着文化的断裂甚至是被剿灭。所以，当今天的我们拿起毛笔继续前人事业时，多多少少会有些捉襟见肘，甚至是窘态百出。因为，我们深处于文化的断层之中，百年前的读书人即便是挂在嘴边的那些“陈辞滥调”，在今天都已变成了高深莫测的学问了。 即便如此，我们仍是有些许的欣喜。因为在现代化大潮波涛汹涌的今天，一些天分、资质良好，又执着于笔墨的人，通过自己不息的努力，不断向着中国艺术的彼岸迈进，他们用手中柔软的笔，向我们呈现了一份中国文化的坚实与坚挺、畅达曲折。 身居宿迁小城的黄德潜先生，于古稀之年通过其纵横交错的笔墨，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独有的认知与理解，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异样感动。 我相信，这样感动，会在观者之中、会在时间里弥散…… (2015年11月于中国国家画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