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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道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不存在最高境界，只有更高境界。我们只能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成功之路没有任何捷径，苦难是我们的良师。
人的聪明绝不在投机取巧的技能方面，而在于脚踏实地，在于善良、勤奋、认真、守信和对正义、真理的执着追求和坚守。你可以踏上投机的道路，但绝不会因为善于投机而成功。投机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选择它是不理智的，但是选择之后任何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都会带来灭顶之灾，拥有任何侥幸心理只能说明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当你看到一个游刃有余的高手，他的背后一定隐藏无数血淋淋的伤口，九死一生，概莫能外。 来源：上海证券报 财富和自由的梦想，在每轮牛市中都能激起明星投资经理奔向私募行业的热潮，这波正在进行的牛市，已经吸引了公募“一姐”王茹远、前南方基金投资总监邱国鹭等众多大腕转投私募。其实在2007年的大牛市和2009年的小牛市当中，也有大量的明星基金经理“奔私”。 轰轰烈烈的“奔私”，气势浩大的募资，在牛市中显得格外光鲜亮丽，然而没有经历过熊市大考，就不知道奔私路上有多艰难。“我的泪水可以装满面前的这个杯子，我的教训可以写成一本书。”瀚信资产总经理蒋国云在“奔私”5年之后的感言颇有代表性。 一位“奔私”已久的投资经理坦言：“你募集来的钱，只是暂时存放在你处，牛市会掩盖一切问题，一旦行情急转直下，如果不能控制下行风险，清盘依然随时可以来临，必须时时刻刻如履薄冰。” 如果没有经历过熊市，尤其是大熊市的考验，很难说“奔私”成功，你募集来的钱，只是暂时存放在你处，牛市会掩盖一切问题，一旦行情急转直下，清盘随时可能来临 每轮牛市都能激起明星投资经理“奔私”潮。2010年1月份，在连续三年勇夺券商资管业绩前三甲后，原国信证券资管部总经理蒋国云毅然转投私募创立了瀚信资产，蒋国云当时也一口气发了20多只产品，规模冲上20亿元，当时募资的风头并不亚于目前转投私募的明星基金经理们。 但良好的开头只是故事的一半，2010年之后股市又开始漫漫下跌，而意气风发的蒋国云因为仓位太高，对自己所选股票过于自信，且对私募行业绝对收益原则没有吃透，几乎走到了清盘的地步。 2010年是公募奔私的小高潮，而2011年则出现了私募清盘的高潮，部分一腔热血“奔私”的公募基金经理一进来就遭受了严峻的考验。2011年，上证综指大跌22%，九成私募亏损，152只私募产品清盘，其中也包括蒋国云旗下部分产品。 “就此别过，永不回头。”这是隆圣投资王贵文留给股市的悲情告别语。10年之前，王贵文在公募基金界可谓是数一数二的大牛人：在2005年的大熊市，王贵文管理的基金曾在市场跌破1000点时，净值仍逆势上扬19%；王贵文曾在全球航空业最低迷，国内航空业全线亏损之际，重仓中国国航，创下一年十倍回报的纪录。2007年7月，王贵文带着自己如日中天的声誉转投私募，没曾料到行情急转直下，在苦苦支撑了4年半后，他在2011年底选择清盘，旗下所有产品亏损超过25%，就此退出投资界。王贵文也成为了第一个清盘的“公转私”基金经理。 “奔私”意味着押注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和自有资本去创业，一旦投资失败，明星投资经理不可能重回公募东山再起，因此不仅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精神遭遇沉重打击，也可能在财务上背负沉重的压力。 “在最难过的两三年里，我一度想，要害别人就拉他做阳光私募。有一次跌得很惨，客户赎回，产品清算，我坐在办公室一晚上都没有回去，就在办公室喝喝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蒋国云对当时的痛苦记忆尤深。 但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布局一级市场的智慧，蒋国云成功熬过了四年大熊，2010年8月份成立的双赢1期净值目前已经达到了205.85元。“回过头来看，我其实特别高兴市场给了我一个教训，拥抱我们曾经的挫折和教训，当时觉得比较痛，换个角度来说，不给教训怎么能变得成熟，年少轻狂说不定死得更惨，如果当初募资达到500亿元，那没有翻身机会，当时在公司管理规模一二十亿元时摔了跟头不要紧。”蒋国云说。 一位“奔私”已久的投资经理坦言，如果没有经历过熊市，尤其是大熊市的考验，很难说“奔私”成功，你募集来的钱，只是暂时存放在你处，牛市会掩盖一切问题，但一旦行情急转直下，不能控制下行风险，清盘依然随时可以来临，因此必须敬畏市场。 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建立在基金公司强大的研究力量和方方面面的支持上，在失去了原来强大的平台支持后，能否保持原来的靓丽的业绩很难说，更何况还有来自清盘线、客户和渠道的压力 “出来做私募，做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就是真正以赤身裸体来到了大草原，自力更生进行捕猎生存。而此前在机构内，自己虽然获得不错的投资业绩，但事实上就好比开了一辆装甲车在草原驰骋，有平台有资源的情况下做出的动作，要在自己单兵情况下继续使用，不一定成功。”一位刚从券商转投私募的前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坦言，投资不等于创业。 奔私五年的蒋国云坦言，自己早年在国信证券做过自营、资管、研究所，后来还做过其他券商总裁，一路顺风顺水。自己在出山之时，曾以为会顺其自然形成在券商时的成功场面，但事与愿违，出山后很快遭遇挫折，产品净值回撤公司面临危机。 “最艰难的2012年时，公司只剩下一位研究员。”蒋国云谈到，自己曾在公司彻夜反思，最终认识到，投资不等于创业。在公募机构时，风光一时的基金经理或者资产管理人，误以为自己转私成功顺其自然。 蒋国云分析认为，“转到私募之时，我就只有自己，一切从头做起。私募更多的是一个管理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投资过程，需要对整个市场、整个社会有正确的认识，形成自己的方式方法，在做好投资这一核心基础上，更多的还要做好公司长远战略规划和管理。” 私募的清盘线和投研能力不足是影响“公转私”基金经理发挥的重要原因。“清盘线”是阳光私募的净值红线，一般是指净值亏损超过30%就直接清盘。公募没有清盘一说，公募基金经理面对的仅是排名压力，而私募亏损超过30%就面对的是关门清算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很容易造成投资上畏手畏脚，甚至踏错节奏。 蒋国云坦言：“在此约束下，投资已经变形，仓位做成了倒金字塔结构，大盘越是低位，越不敢加仓，大盘越是高位，反而仓位越重。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大盘越低位仓位越高，大盘越高位仓位越低。” “公募没有止损一说，只有相对排名压力，而私募却是有清盘线的，尽管看好重仓股的表现，但在短期下跌中被动割肉，回过头来看，当时止损的都是未来两三年的大牛票，如红日药业、同策医疗等等，正是由于对私募产品性质不熟，导致我们在低位卖掉大牛股。”蒋国云说。 与此同时，公募基金的投资业绩建立在基金公司强大的研究力量和方方面面的支持上，在失去了原来强大的平台支持后，原基金经理能否保持原来的靓丽的业绩很难说。“以前在公募有看不完的研报，接待不完的路演，数不清的上市公司调研，但到了私募之后，才发现自己有多弱势，连上市公司调研都会遭遇闭门羹。”一位投资经理说。 当投资遭遇不顺时，来自客户和渠道的压力，更让投资经理雪上加霜。“以前在公募的时候，客户从来不会直接打电话给我，但转投私募后，大客户、核心客户，还有渠道会直接打电话来过问，投资最怕的是受别人干扰，我还没有强大到不受任何人干扰。”蒋国云说，就像巴菲特说的“如果你要教我怎么投资，还是请你把钱拿走”，巴菲特这么厉害的人都这么说，更何况我们普通人，不能做到外面雷声一片，内心依然安静。 “我最痛苦的一次是，一个几个亿规模的机构客户，当时下跌之后要求我们在最低位止损，当时也就亏了百分之十几，而这个产品止损，也就导致我们其他产品止损。非常被动。”蒋国云说。 公募管理规模庞大，每年可以收取到可观的管理费，旱涝保收，而私募则是管理规模较小，主要靠业绩提成看天吃饭，财务的压力也是“奔私”之后的困扰。“从2010年出来到现在，依然不能做到收支平衡，财务上面临着较大的压力，以至于不敢购买券商研究所的服务，也尽量不去出差。如果长期收支不平衡，则薪酬会缺乏吸引力，团队也会人心浮动，而团队优秀人才缺乏，导致投资上无人对话，孤独困窘感经常在深夜来袭。”某华南小型私募坦言。 一旦投奔私募群体，如果没有骄人的业绩，往往用不了多久，明星基金经理当初的成就会被市场渐渐遗忘，产品募集会变得越来越难。有数据显示，约有九成私募仍然挣扎在生死线之下 私募产品被“秒杀”的消息去年以来屡屡见诸媒体，但事实上，除了少数明星基金经理外，募资仍是横在私募面前的首要难题。即使在沪指从2000点上涨到3800点的火热背景中，也仍然有近70%的私募没有新发行一单产品。 2014年7月份之后，大盘如脱缰野马般从2000点直奔3000点之上，市场情绪高涨，私募群体也意识到发行产品的良机已到，但如果没有光环加身或者不俗的业绩，产品发行并不容易。老王是2009年那波小牛市后从公募“奔私”的，当初投奔私募也是因为业绩不俗，但在资本市场这个“名利场”中，光环只能在下海最初被资本市场关注，数年之后老王当初的明星基金经理光环已经失色，新产品即使在大牛市中依然面临难产。 公募显然有着更好的成名机制，公募基金的业绩关乎千千万万个中小投资者利益，一直是媒体报道的焦点，无论是“一哥”王亚伟还是“一姐”王茹远，均成名于公募时代，受到媒体热捧。“公募基金由于过去打造了庞大的投资者群体，有很好的成名机制，很容易做出名气来。”蒋国云说。一旦投奔私募群体，如果没有骄人的业绩，往往用不了多久，明星基金经理当初的成就会被市场渐渐遗忘。 明星投资经理转投私募，首发的两只产品一般都能很快成立，因为有昔日的客户认可，但如果没有持续出众的业绩，产品募集会变得越来越难。老王在过去的四年中，已经发行了3只产品，管理规模也有4亿元左右，勉强支撑公司运作，他急于在本轮上涨中将资金管理规模拉过生死线。但是当老王带着职业的微笑，从去年年初开始就穿梭在各个渠道间，在多方奔走之后，老王无奈地发现募资并不那么容易。 “与当年一样，资本市场‘新贵’们总是得到很多资金追逐，而我们这些过往成绩不差但也不特别突出的昔日明星并没有太多人理会。”老王无奈地说，银行资金是私募做大的最有效渠道，但严格的标准使得能够进入银行“白名单”者寥寥无几，而券商渠道则由于被过分挖掘，在过往多年中，几乎所有的券商营业部都被私募产品狂轰滥炸过，过分的营销导致券商渠道募资效果一般，自有客户则能加入的已经加入，尽管大盘一路向好，但新产品却乏人问津。 为了做大规模，老王最后不得不选择用昂贵的公司股权来换取土豪加盟。其实老王的例子并不鲜见，根据格上理财统计，2014年成功发行新产品的私募也仅占到私募家数的34%，大部分私募并没有在这轮上涨中获得渴望已久的资金支持。 约有九成私募仍然挣扎在生死线之下。10亿元是私募的生死线，当产品规模达到生死线之上，意味着即使不靠业绩提成，管理费也可以与支出相平衡。据格上理财统计，在目前发行过基金的1714家阳光私募管理人中，管理资产规模低于10亿元的共有1573家，占比超过90%。 在股市的漫漫熊途中，也有私募公司凭借长期优异的投资业绩和卓越的风险控制能力从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管理规模超过百亿元的巨无霸，如景林资产、重阳投资和朱雀投资等等。在他们的身上，无疑存在着一些相对不变的规律。这些规律，正是这些“弄潮儿”们以亲身实践领悟的生存准则。 景林资产目前是国内最成熟的大型私募机构之一，总管理规模为250亿元人民币，其中150亿元为外币资产。景林资产旗下的产品没有一年进入私募收益率年度前十名，但正是凭借每年20%稳健收益率，长跑了10年左右，景林资产一跃成为私募中的巨无霸。 绝对收益法则是私募的不二法则。相对于公募产品，私募产品更重视绝对收益，对回撤要求非常严格，多数客户会要求起码不能出现超过10%以上的回撤。如果回撤过高，将非常可能导致客户大量的赎回，从而威胁到私募的生存。 正是对绝对收益法则的不熟悉，曾经导致蒋国云的瀚信资产一度走至关门的险境。“出现明显回撤，客户会将产品直接赎回。2011年我们正好经历了这样的局面。在产品出现明显回撤后，两个较大的机构客户赎回了产品，对公司形成比较大的压力。”蒋国云说。 正是这种痛定思痛的经历，蒋国云对于净值回撤有着严格的要求。蒋国云表示，公司会经过严格的程序形成股票池，并经过亲自调研，加上良好的初期仓位控制，以及较好的择时来控制风险，对宏观、择时、市场等方面均有要求。 蜂拥而至的资金，有时并不是私募的福分，不合适的投资者可能带来想象不到的伤痛。2009年，新价值2号以192.5%的收益率斩获阳光私募业绩年度冠军，新价值董事长罗伟广成为媒体以及资金追逐的对象，银行、信托等各个渠道涌来的钱让新价值管理的资金规模迅速从几个亿跃上30个亿。 2010年股市行情开始逆转，来自银行的资金让罗伟广陷入了深深的被动中。银行渠道的资金对波动率极其在乎，净值波动超过5%，便有渠道打电话施加压力，波动超过10%便有资金不断赎回。罗伟广说，为了应付客户的赎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断卖股票，减仓永远跟不上客户赎回速度，导致仓位永远在高位。罗伟广经历了2011年和2012年的全面溃败，业绩垫底。在客户资金赎回高达70%后，罗伟广才基本摆脱不适合投资者困扰，2013年业绩得以咸鱼翻身， 蒋国云说：“有些投资者不愿意长期投资，又特别在乎波动，这种投资者我还是建议买银行理财产品，因为私募没有波动是做不到的，私募必须找到合适的投资者，才能保证投资过程不受打扰。” 相对于公募平台，私募公司多数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三五个人，百十平方米CBD区办公室，几个亿资产便是一个初创公司的主要配置。国内公募却有着良好的研发队伍和投资经理群体，还有较好的募集渠道和股东背景。私募无论是在人才吸引力，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都和公募有一定差距。蒋国云坦言，“我们正好通过差异化策略，来补齐短板，未来的战场在私募。” “我们不需要面面俱到，形成非常全面的覆盖，但是我们要在某一领域形成自己的优势。”蒋国云表示，目前公司在新兴产业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的研发培训体系。同时，在2013年之后，蒋国云也开始参与一级市场，形成了一二级市场全覆盖的局面，提高了公司生存能力。 另一家刚成立的私募高毅资产，其创始人为原南方基金投资总监邱国璐。邱国璐在私募领域首创“跑道”模式，面向全社会广发“英雄帖”，让有能力者上位，自己做平台。 为了将高毅资产打造成国内优秀的投资经理最向往的投资管理平台，邱国鹭为旗下的投资经理提供了非常好的激励机制。同时，为了保证管理人利益与投资人利益高度一致，高毅资产也要求投资经理将大部分个人流动资产跟投自己所管理的产品。据悉，高毅资产目前已吸引到包括前中银基金权益部投资总监孙庆瑞、前高瓴资本总监王世宏、著名个人投资人冯柳。 蒋国云分析认为，商业模式的差异化，让私募存在更大的生存可能性，也为公转私顺利转换提供更大可能性。 （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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