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评董仲舒论“性”董仲舒在该篇是以深察名号的名义来论“性”的，在他看来“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对于“性”他是如何深察名号的呢？“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性之名，非生与？如此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性之名不得离质，离质如毛，则非性已，不可不察也。”这段话翻译如下：“现在大家不明白什么叫“性”，讲性的各不相同，为什么不回转到“性”的名上去探讨一下？“性”的名不就是从“生”字来的吗？像他生来的自然本质，就叫做“性”。“性”就是本质的意义，从“善”的名中去寻求“性”的本质，能找到吗？既然找不到，还要说本质是善的，是什么理由呢？“性”的名不能离开本质，只要离开本质一丝一毫，就不能算是“性”了，这是不可不辨清楚的。”这里，董仲舒有三层含义，第一，给“性”下了定义，性是人生来的自然本质，简单说，性即本质；第二，从“善”的名找不到性的本质，故而说“性善”是毫无理由的；第三，“性”不能离开本质丝毫，否则就不是“性”了。第一重意思应该说是对的，“性”确实是指人的本质。然而，本质终需有表现，表现就有善恶之分，通过现象看本质，这是人的认识规律，通过人的善行，从人性中深究善行之源，这正是人认识事物的必由之路，因为人的善行不是来自人性就是来自外界，而外界离开人是无所谓善与恶的。所以，以“性”、“善”之名的不同，来否认“性善”的探讨是毫无道理的。最后，说“性”离开本质一丝一毫就不叫“性”，这也太绝化。人性由物性由动物性演变而来，这种演变随人的起源而起源，随人的进化而进化，并非永恒不变的。人性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犹如遗传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那样，是在保守中演变，在演变中保守。例如，“忠”与“孝”是缘于动物的血缘本能，在氏族、家族社会得以形成，在“三纲五常”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得以强化，但在开放民主制度下得到淡化，人类终将有一天不知“忠”、“孝”为何物。
董仲舒引天道为人道，或者说，将人道上升为天道，实行天人合一。他在论人性上也不例外。说什么天有阴阳，人有贪仁。天道抑阴，人心抑贪，其道一也。原话如下：“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木任
为什么说董仲舒的“性”论离“君道”越来越近？因为，他认为天生的性善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甚至不能叫做“善”，只有通过圣王的教化才能达到“善”的境界。他把性比作禾苗，比作茧和卵，把善比作大米，比作丝和幼禽，前者虽有可能变成后者，但不一定变成后者，这就需要人为，需要圣王的人为。人民所以号以“民”，是因为它来源于“瞑”，意思是人民虽有眼睛却在睡梦中看不见，需要圣王的唤醒。 我们不排斥具体圣贤在历史上的作用，更不否定具体圣贤对人民的启蒙教育以及自身的高贵的道德风范，但是，就“三纲五常”等封建专制制度而言，董仲舒完全颠倒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善与恶。整整一部中国古代史，均可证明统治阶级（即董仲舒所说的圣王）是恶的，广大被统治阶级是善的，就连原本来自善良本性的仁义礼智也被统治阶级用作恶的工具。这种统治阶级的恶以及被统治阶级的善的本性遭压抑，归根结底是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所造成，而这种社会制度又是社会封闭的必然结果。我将在有关篇章中专题阐明专制制度是怎样扭曲和扼杀人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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