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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三方军队吃什么？ 文摘报 放慢你的脚步 1943年3月，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出现学潮，起因十分朴实：食堂的饭太难吃。 当时中大的米饭被称作“八宝饭”——掺有沙子、煤屑、稗子、稻谷，学生相当不满。关键时刻，兼任校长的蒋介石亲自视察食堂，连吃三碗，诸同学面面相觑，一场风波无形化解。 客观来讲，中大的大学生确实娇气了。此时正值抗战关键时刻，物资匮乏，前线国军已经吃“八宝饭”很久了，而共军则连大米都吃不上——他们自嘲为“小米加步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抗战三方军队的后勤很难及格，国军、共军一直未能建立现代后勤系统，日军的系统很快无法支撑。这样的军队都怎么填饱肚皮呢？ 日军“精大米” 抓鸡的日本人 最初，日军还依赖后勤从国内运输，伙食标准令中国军队羡慕。按照日军后勤条例规定，士兵每人每天要吃870克精米，或者与之热量相等的面包、饼干、压缩干粮、精谷物。除主食外，还有熏肉、鸡蛋、盐渍或糠渍酱菜。为保证盐的摄入，每天还有150克味增或者0.08升盐或调味汁。 1939年日军经理部一份交运清单中，蜜柑罐头、水蜜桃罐头、蜜豆罐头、马手贝罐头、瑶柱罐头、浅利贝罐头等赫然在列。除了浅利贝罐头，运量都在1万罐以上，蜜柑罐头达到31万罐。 不过，依赖后方也有风险，一旦供应中断将十分被动，随着战争不断深入，日军的后勤逐渐难以支撑，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就地取材上。《1941年度兵站运营要纲》中，经理部提出粮秣以当地（占领区）获得为主，即使运输，也在满洲、内陆占领区内部调剂，减少日本本土运送。 什么是当地征集？就是传说中的“鬼子”进村。日军下乡扫荡时，最喜欢抓鸡，1941年8月一次扫荡中，日军在北岳区共抓了5万只鸡。一位青岛人回忆：“日本兵爱吃鸡，隔三差五出来四处抓鸡解馋，东西大村的鸡被日本兵抓得精光，在那苦难的抗日八年中，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为了让日军少出据点扫荡，一般乡村都会尽力供应。望都县北坝子村给附近据点每天上贡菜12斤、香油5斤、鸡蛋20个。 适应了中式食材，也很快学会了中式炊具。36师团晋南作战后就总结道：用中式的大锅能在短时间内作出大量饭食，非常适合野外环境。 依靠着上贡、扫荡、运输，日军普遍能吃上精大米。但这也给日军带来了富贵病——脚气。此脚气并非皮肤病，而是一种因只吃精米导致维生素缺乏的病症。这是日军老传统——甲午战争中，日军有20%的死亡源于脚气病。 国军“八宝饭”
国军的供应体系远不如日军发达，饮食标准也偏低。 1935年，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给养定量标准：每人每天大米22两或面粉26两（旧制，一斤等于十六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临时加给烧酒2两或白糖1两。军政部只部分解决运输问题：主食和油、盐依靠兵站采购，副食则靠部队自行购买。 武汉会战后，苏皖浙赣沦陷，物价飞涨，副食很快买不起了，主食的米面接下来也难以供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1941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粮食部，将田赋征收由现金改为实物，当年就筹集到粮食2460万石，效果立竿见影。 “田赋征实”以数量衡量一切，粮食质量便急转直下。部队吃的米饭有霉米、沙子、石子、粗糠、稻壳、稗子、老鼠屎和小虫子，雅号“八宝饭”产生于此。第54军军长黄维曾因粮食质量太差，愤而将整包大米寄到军政部抗议。 大部分国军只能勉强吃饱主食，但身为天之骄子的空军得到了特别优待，抗战最困难的时刻，飞行员每餐依然可以吃到肉类、鸡蛋和牛奶，让因物价升腾伙食水平下降的地勤官兵羡慕不已，自嘲：“空勤的紧吃、地勤的吃紧”。 海军的战舰虽然损失殆尽，待遇仍高陆军一筹，主食同样吃八宝米，副食却能做到“荤素兼有、肉食不断”。有些海军军官还不忘吃西餐的派头，每周总有一天用刀叉就餐，虽然食物只是馒头一个、咸鱼一条、豆腐蔬菜各一碟。 共军“小米加步枪” 八路军本身没有现代化的后勤体系，主要是靠各部自行筹措。这对共产党军队并不是问题——他们有丰富的自给经验。 开始时，八路采用苏区方式：“打土豪分田地”，打汉奸没收财产，以及向敌后的国民党政府征集，走到哪吃到哪，就地筹粮、就地吃饭，没钱了就打个白条。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最主要的粮食是小米，重要性堪比货币。晋察冀的政府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结算，“小米加步枪”说法不胫而走。 根据地经验丰富了，也搞出了制度创新：屯粮，征收爱国公粮，达到了稳定供应。华北八路军每人每月的伙食标准是40~45斤小米，3两油，1.5~3.5元的菜金。 但这份标准中没有肉食，实际上，相对于国军和日军，共产党军队没法指望上级拨给，只有各显神通。 湖南人赵贵徵在1938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进入了抗大学习，他发现陕北人不吃下水，猪牛羊的下水都埋在地里，于是他便联系了当地人做内应，看谁家宰羊，就偷摸把下水起出来，与战友们煮了吃。 后来小赵到了晋察冀当了连指导员，主要工作就是解决口粮，他鼓捣了20亩地种蔬菜，又养了两只猪，特别是躲藏反扫荡时，赵贵徵宰了一头猪，有效地鼓舞了连队士气。 1941年后国民政府断了对共军的供给，加诸“五一”大扫荡，中原灾荒等因素，共军伙食标准急剧下降，部分地区以黑豆加野菜为食。 1942年，冀西区部分部队每天只吃二两黑豆，以野菜，树叶，树皮，草根充饥。但他们仍然保持了风度，把离村近的榆树皮和野菜留给群众，部队到十几里外的高山上采集。 连白洋淀这种号称富庶的地区，百姓也只能捞水草过活。著名的“雁翎队”经常只能捞点鱼虾白水煮着吃，既没油，也没盐，腥味扑鼻，有时候刚咽下去，立马吐出来。 面对如此局面，八路军放下枪，拿起锄头开始了大生产。冀西区在拒马河两岸试种稻子，1943年稻谷取得大丰收，军队吃上了大米饭。赵贵徵组织部下开垦了10几亩地，种下了山药蛋，结果收了三万斤，解决了连队3个月的伙食，当然山药面饼不可能有多么好的口感。 经过一年的大生产，口粮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晋察冀第3军分区2团1943年秋后，每人每天能吃六钱油、七钱盐、二斤菜，每人每月还能吃一斤猪肉。到1944年冬天，这个团的士兵平均体重从94.5斤增加到114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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