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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张海沤《曼陀罗轩闲话》有记述云：新民屯至奉天省垣，日本初设置轻便军用铁道。战事毕，改为宽轨，以备行旅。吾国未赎回以前，吾人之乘其车者，稍一不慎，致失车票，则缚其人于车站旁，冬以水，夏以汤，裸而浇之，百般酷辱。然人于畏惧之甚，转易疎失，是以时有犯者，反致讥吾国人不道德、无廉耻，岂不痛哉！ 这则故事记述于日俄战争后，此时东北已成日人势力范围，其在中国国域对待中国国民，态度之轻蔑，手段之残忍，较之其后的济南事件、南京屠城等等暴行，毫不逊色，且同出一辙。“冬以水，裸而浇之”的情形，在记录731部队以活体做实验的文字中也有过，不过较之光绪年间，他们应是儿辈了。近代日本祸害中国七十年，应该经历了三代人。明代时倭寇祸害天朝，从洪武二年至崇祯十七年共计二百七十五年，应该经历了九代人。其间又以嘉靖隆庆朝为烈，祸殃从辽东至广西的整个沿海地区，戕害百姓，无恶不作，残忍程度同样令人发指。 英国海员阿伦在《旅顺落难记》中写道：“日军进城后，满路都是被杀者的尸体，竟辨不清路来。在一个池塘边，站满了日军，赶着一群老百姓，往池塘里跳。只见水里有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作一团。有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浮出水面，正往岸边爬来，日本兵就用刺刀对准她当心扎了对穿，第二个就刺那个小孩，只见刺刀往上一挑，小孩就被挑在枪头上。在另一个地方，10个日军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中国人，把辫子联在一起，当枪靶子打。有的斩了一只手，有的割下一只耳朵，有的斩断一只脚，有的砍头。池塘里的水，搅得通红一片。只见日本兵在岸上狂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 对人如此，对动物亦然。1918年，日本兵在吉林德惠饮马河边驻扎抓小鸡吃，以致几里内没有公鸡报晓声。抓小鸡方式是把脖子扭断，这些都深刻印在长辈的记忆里。诗人王云台写道：“惊心犬吠连声起，报晓鸡鸣半个无。寄予莫留空埘在，怕他多事引倭奴。” 听老人们摇头道，“日本人人性不好”。人之本性是善是恶，那是个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但定是个教育问题。那时的日本人，无论愚贤皆可无视中国，中国人似乎已不属人。余生也晚，没能经历那个魑魅时代，但从郁达夫等留日学生的文字作品里，可有此感。张海沤的笔记后来刊载于上海的《民权素》期刊上，其意在“吾国人何不猛省”。 1928年5月3日，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闯入山东交涉使署，将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8名中国外交人员尽数捆绑毒打。蔡公时据理痛斥日军，日军竟割掉蔡的耳、鼻、舌头，挖去眼睛，然后将他同众人一起杀害。是日，日军在商埠制造事端，惨杀中国军民千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之后，陈嘉庚聚集华侨演说道：“日本虽是我邻邦，但在我国遭受天灾时，不助我一粒米、一文钱。如今反以其侨民为借口，犯我主权，杀我同胞。其险恶凶蛮，世无俦匹。”陈嘉庚的话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陈嘉庚话切中要害，日本人听后恼羞成怒，令人烧掉了陈在新加坡的橡胶厂，损失达50万元。 何兆武先生在其《上学记》中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也可以说，对日本人的仇恨是我们这一代人难以了却的情结。”当年蔡元培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时，伤痛欲绝地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刻骨铭心之句。光绪二十八年（1902）五月，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在马关春帆楼上，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比日本人矮半截时，不禁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字。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时，“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他在《藤野先生》中再次提及，看这个幻灯片时，日本学生拍掌欢呼“万岁”，因了这般刺激，遂决定弃医从文。并于1906年3月申请从仙台医科专门学校退学。 1917 年，蒋梦麟在日本上野公园展览会上，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时，“简直使我惭愧得无地自容”。稍后他看见日本人陶醉于对俄战争的胜利，游行队伍绵延数里，他说：“我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从甲午战争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到“九一八”东北沦陷，到“七七事变”发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这样一遍遍断送到了日人手里，现实中一次次的受辱，形成了国人对民族命运的普遍焦虑，怎能以狭隘的仇日情结一言以蔽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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