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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岁的格温有着一对棕色的眼睛。她非常想改变人们对鲨鱼的负面评价。她在安大略的西橡树学校学习，学校里只允许使用法语。她和班上其他聪明的孩子（这一点经过测试证明）每隔一个月会花三天时间来研习课业之外的话题。最近一次，他们学习了法医鉴定的相关知识，包括证据探寻、如何不被障眼法迷惑、以及科学家们是怎样检验DNA的。 但是，只有鲨鱼令格温着迷。她下定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并已经充分考虑过如何能达成这一目标。她的老师恩赛因夫人，对格温的前途非常乐观。她每天都会例行公事般地告诉这个精英班级的孩子们，无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都能做到。 格温喜欢她的老师，但并不认同她的观点。“你不可能什么都做得来”，她说，“如果你的成绩不够好，或者你对事情有错误的认识，都是不行的。Youtube上有一个人说自己想成为兽医，可当他看了一段动物做手术的视频后，他晕倒了，所以他没得到这份工作。” 她的怀疑有充分的依据。2012年领英的一项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在从事他们“梦想的工作”，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人并没有。盖洛普最新关于美国工作状况的调查也给出了相似的结论：30%的雇员全情投入工作，52%的雇员得过且过敷衍了事，18%的人根本没把工作放在心上。 “当你告诉一个人：你能做成任何想做的事情，”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唯我时代》（2014）的作者简·特温说，“他们所说的‘任何’很少指的是管道工或者会计。” 确实，2011年一项涉及全世界5000多名孩子的调查显示，在发展中国家，大概有一半的孩子梦想成为医生和教师，多于四分之一的美国孩子则希望成为专业运动员、歌手和演员等。当大人提出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大部分孩子的答案是：游戏开发员、宇航员、蕾哈娜的伴舞。这时，许多大人会表扬孩子有如此远大的志向，并向他们保证，只要努力奋斗并相信自己能够成功，他们就能做成任何想做的事情。 当你的孩子四五岁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智力问题或者严重的行为障碍），一切确实显得皆有可能。孩子对艺术感兴趣，我们就会幻想他的作品将来会在画廊里展出。孩子善于奔跑，我们就幻想他将来能参加奥运会。孩子喜欢科学，我们就送他显微镜，并开始合计是不是应该准备为他存下去麻省理工读书的学费。给了我们与孩子希望的，是那些为正能量文化摇旗呐喊的人。病毒式的毕业典礼演讲、真人秀和YouTube上不断出现的“一夜成名/致富”的例子，都促使我们勇敢去做梦、永远不放弃。 比如说乔布斯2005年在斯坦福大学做的毕业演讲。当然，他是在对那些已经从名校获得学位的高阶人群演说。但是YouTube上超过2千2百万的观看者，令他的建议——“找到你所爱的……不要妥协”……赢得了大众的共鸣。奥普拉·温弗瑞，她白手起家的故事使得她站在道德制高点，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追随自己的爱好，有所成就是迟早的事儿。甚至苏斯博士也在《哦！你要去的地方！》（1990）（这本书已经成为毕业礼物的标配，畅销百万册）中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未来成功的可能性是“98.75%”。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当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eudaimonia （人类繁盛）这个词时，他就强调了有意义目标的重要性。这个概念在16世纪新教教义中以“神召”一词重新被提起。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急速发展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开始质疑：除了付账单，工作是否还能承载更多的内容。工作难道不可以同意义、生命、才能、热情联系在一起吗？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州圣公会的理查德·鲍利斯牧师注意到，人们纠结于如何选择一份特别的、有意义的职业。基于此，他出版了畅销千万册的《你的降落伞是什么颜色》（1970）一书，书中鼓励找工作和换工作的人要懂得总结自己的技能和才能。鲍里斯对于他传达了“你们能做成任何想做的事”这一说法表示愤慨。“我讨厌这种说法，”他说，“我们应该告诉人们：为你的梦想去努力。弄清楚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之后再来讨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部分或者大部分梦想，但也有可能一点也实现不了。” 但在渴望功成名就、心满意足和望子成龙的文化中，鲍里斯的警示没有引起丝毫注意。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社会学家约翰·雷诺兹的报告显示，1976年到2000年间，目标与真实成就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篇2006年发表于《社会问题》的论文称，1976年，只有26%高中毕业生计划继续学业，41%的受访者准备从事专业工作。而在2000年，这两个数字是50%和63%。两相比较，虽然有雄心壮志的人显著增加，但渴望继续求学的人却没有明显的增长。有显著增长的是人们的失望情绪；渴望得到高等学位和实际得到学位的差距从1976年的22%增长到2000年的41%。 梦想高远是一件美妙的事。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荣誉经济学退休教授、研究儿童发展的世界顶级专家劳拉·伯克说，幼年时代，孩子天生会幻想自己有多伟大。当孩子们渐渐长大，开始尝试、成功和失败，世界会塑造原来那些远大的理想。 当我们的世界充斥着“你能做成任何想做的事”或者“不要放弃”之类的陈词滥调时，问题产生了。加州心理治疗师特蕾丝·克莱玛蒂斯在其著作《下一个幸福》（2015）中说，在这种老生常谈的背后，“是家长们、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渴望，渴望我们不受才能、基因、性格、人格的限制。我认为这种思维模式会产生羞耻感、愧疚感和失败感。” 《厚颜无耻的野心家：成功的新规则》（2007）一书的作者佩内洛普·特伦克补充说，“这传达给孩子们的讯息是，如果他们没有实现梦想，他们只能怪自己。”诚然，孩子到大人的转变已经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而当你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时，情况只会更糟。 危险不止于此。不切实际的计划意味着浪费时间和金钱。当一个成绩只有C的学生不遗余力的准备考取医学院、或者更有诱惑力和现实的职业——比如说经商或者投身教育行业——他会半途而废。而现实与野望之间的差距会加剧对工作的不满情绪。德勤2010年变换指数显示，80%的员工并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到了2013年，这个指数已经升到89%。 这种情况甚至会危害健康。2007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心理学家跟踪研究了81名大学生一整个学期，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坚持实现遥不可及的目标的学生，肾上腺皮质醇含量较高（这种炎激素会对身体产生负面影响），他们还更容易感冒。 谈到工作，从多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处于镀金时代。如果问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他们相不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他们肯定会持怀疑态度：战争、大萧条、不可企及的教育资源以及大范围的歧视，都使得梦想的职业这一说法显得很可笑。对于一代又一代人来说，工作，只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某种目的指的是餐桌上的食物、一隅可以容身的屋顶以及蔽身的衣物。 伦敦人生学校的创办者罗曼·克兹纳里奇说，他的父亲，一位从波兰逃到澳大利亚的难民，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家和语言学家，但他的父亲从没期望有一天这会变成自己的职业。“我们总期待从工作中得到除了薪水之外更多的东西，”克兹纳里奇说，“这种期待在高学历人群和其他人群中间都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对工作的不满近年来持续增加，因为人们希望能在工作中施展自己的才能或热情。” 这种期待的转变使得人们为了实现目标焦虑不已，同时荒谬的是，还导致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向家长和孩子们指出，在职场达到如此高的层次有多困难，你很可能被当成不识时务扫兴的人。不但欧普拉们、乔布斯们成就斐然，就连一个朋友的朋友都用他的签约金买了一栋可以俯视旧金山湾的全玻璃现代风豪宅，就连一个同事的女儿都出演了某个电视剧，就连一个邻居的孩子都得到了哈佛的奖学金。 这就是问题所在。对他们来说是可能的，我们就想要相信，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也是可能的。另外，谁愿意当煞风景的人，去告诉那个在数学上没有天分的学生，医学院可能不是一个选择？或者提前警告那个舞者，虽然她可能在这个领域找到工作，但她或许要靠当服务生或售货员补贴家用？另外，严格来说，这些期望确实是有可能实现的。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应该放弃可能性而选择合理性，并鼓励孩子们做出同样的选择？ “这与对正能量的狂热崇拜有关，”克兹纳里奇说，“这个宗教要求我们无时无刻不积极向上、传达正面讯息……这使我们认为，我们只能够把好消息和正面消息告诉给孩子们和年轻人。因此，坦白的告诉他们‘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是错误的、不好的、不合适的。” 被正能量宗教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来自演员威尔·史密斯，他说：“活得现实是通往平庸最常见的道路。” 但“平庸”这个词有言外之意。毕竟，谁希望自己是“平庸的”或者普通的？然而，除了小部分人之外，难道我们不普通、不平庸吗？通过暗示只有成为超级明星或者平庸之人这两个选项，我们忽略了大多数人最终的归宿——在功成名就和一无所成之间巨大的中间地带。 “人们盲目地鼓励孩子们，告诉他们能做成任何想做的事，”特温说，“他们认为人人资质相同，但其实并不是。” 不是强调你很特别、你很棒，“而是教孩子自我控制和刻苦努力，”特温说，“这两件事才是真正与成功相关。”她八岁大的孩子最近声称自己要成为一名兽医（10%十岁到十二岁的美国孩子都会选择这个职业）。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特温告诉孩子，“这个是很棒的职业……但是，你必须要非常努力地学习数学和科学，并得到很棒的分数，因为兽医学校很难考。”她说，这可能没有告诉孩子你无所不能感觉那么好，但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孩子更有益。 格温也实践了这种做法，她帮自己分析了要成为梦想的海洋生物学家所需的元素——需要学的课程（“数学、科学”）、为了实现目标而不得不做的工作（“出租车司机”）、需要掌握的技能（“如何开船”）。 鲍里斯建议，当孩子分享自己的职业目标时，我们应该保持好奇。通过问孩子们这份工作究竟哪里吸引他们，我们和孩子们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和能力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种自我反思，处于鲍里斯降落伞模型的核心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克兹纳里奇也赞成这一点。“15、16岁的孩子有种种关于他们是谁以及他们关心什么的有趣想法。”他认为对于孩子来说重要的不是问他们想成为什么，而是问他们想成为谁。 答案可能令人惊讶。克兹纳里奇在世界各地教授职业课程，他还有一对六岁的双胞胎。课堂上的一个现象激起了他的兴趣。在课堂上，已经从事了理想的职业的人和还在寻找的人差不多一半一半。“我上课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位出租车司机或是护士不敢相信在同一个屋子里竟然有位电视节目制作人，而且他看起来过得还不如自己。” 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新生院长、《怎样教出一个合格的成年人》（2015）一书作者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经常能遇到前来咨询的学生，他们的理想没有父母对他们的期望那么远大——这些学生想成为护士，而不是医生；或是高中老师，而不是大学教授。“我坐在这些学生旁边，听着他们是如何在合理的领域、被期望的领域、或是被要求的领域努力着，我非常想知道在我面前这个人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以及我应该如何做才能帮助他们倾听头脑里自己的声音？”
她说，问题不在于告诉孩子们他们能做成任何事，而在于我们自顾自的限制了“任何”这个概念。“我们将‘任何’等同于名声、权力、官衔、金钱等等。如果我们在下个十年内可以转变态度，将成就卓越等同于了解自己的技能、价值和爱好所在，并据此为生。想象一下，世界将会多么不同。” 克莱玛蒂斯说，问题必须被重新定义：我们的梦想更多是关于我们希望有怎样的体验，而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她说，“这里的潜台词是：如果我变成这样、如果我做这件事、如果我有这种成就，那么我就会被爱，我就能接纳自己了。”通过解构分析我们在情感上到底想要达成何种目标，“我们可能会找到其他完成目标的方法。” 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员、《当你足够好时，没人能忽视你》（2012）一书的作者卡尔·纽坡特认为，我们将爱好/目的的等式搞反了。“这个等式错误的解释了最终人们是如何爱上工作的。”他说，“它假定人们必须有一个前置的爱好，而唯一的挑战就是找到这个爱好并鼓起勇气对实现它。但这是错的。”爱好并不能导致目的，真实情况是恰恰相反的。当自己精通的东西显得有益或是有价值时，人们会变得热爱自己的职业。找到一个伟大职业的关键点在于找到一件有用又有趣的事。你不但会从磨练技能的过程本身找到意义，有一傍身之技还使你能掌控自己的职业道路。
纽坡特的建议使得我们需要检测“你无所不能”这个体系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应该找一份符和自己兴趣的工作还是在工作之余满足自己的爱好？当然，被雇佣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会帮我们省去不少麻烦（这还很棒！）。但这现实吗？ 旧金山湾的一位职业咨询师兼公众电台节目“同马蒂·尼姆克一起工作”的主持人马蒂·尼姆克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人们应该将梦想的东西当作一个爱好。“做你喜欢做的，”他说，“但不要指望能因此被雇佣。”当然，他说，有些人有能力、也确实在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内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你喜欢编程、或是剪接原子，碰巧这些领域工作机会相对较多。但是，如果像大部分人一样（你所喜爱的领域竞争非常激烈），将爱好变成工作希望渺茫。与其放弃，不如在闲暇时做自己喜欢的事。 利思科特-海姆斯鼓励她的学生思考三件事：我擅长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以及我在乎什么？然后，她让他们思考：“我怎样才能将一周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无论是工作还是爱好——这三者的交叉点上？” 也许，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在闲暇时追随热情和爱好的做法是正确的——这给予了他们有意义的人生以及精湛的技巧。就像克兹纳里奇的父亲一样，在工作之余研习音乐。或者像尼姆克一样，他放弃了专业钢琴家的职业，投身于心理学。 克兹纳里奇的意见有些许不同——他建议，可以同时从事几份不同的工作，比如说一周三天做会计的工作，另两天则做摄影师的工作。在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一份工作平均只能持续四年”，这是种聪明的做法。这同时说明了“终其一生，‘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直在改变。对于未来的自己将会如何，我们总是做出错误的判断。” “你能做成任何想做的事”这一简明扼要的建议并不能帮助大部分年轻人找到工作或是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如果我们认真的想一想，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这一说法。特温告诉她的女儿，“当人们说你无所不能，那是假的。比如说，你不可能变成一只恐龙。”也许我们真正想告诉孩子们的是，我们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一定会过上有意义的人生。 “大人们应该说：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格温说，“而不是你无所不能。我不擅长跳舞。而这种说法像是在告诉我，我能成为一名专业舞者。不，不，我不能。” 本文转自译言网，已获授权。 译者： 雪白滴熊 原作者：Leslie Garrett 图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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