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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胡适《西游记考证》发表以来，现代学术意义的《西游记》研究已历近百年，其间起伏之迹，昭昭可寻。以研究成果之数量与质量而言，上世纪前半可谓肇基渐盛之期，建国后三十年相对沉寂，新时期以来的《西游记》研究则呈多元迅进之态。以学者研究兴趣之集中与持久而言，大致形成了作者与版本问题、人物原型与成书问题、主题与文化倾向问题等三个热点。这些问题从文献考辨到文本分析再到文化解读，既夯实了研究基础，亦逐渐深化了研究层次，使《西游记》研究颇具学理性、系统性和典范性，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突出代表。
关键词：《西游记》 学术史
吴承恩
自从《西游记》问世以来，对它的接受与研究已经有四百年之久，与其他几部小说名著相较，《西游记》研究的一个明显格局是：旧的学术传统下的研究（即五四以前的研究）显然不如现代学术方法转换后取得的成果。所以，把握近百年来《西游记》研究的基本特点和问题，也就是把握了《西游记》研究史、学术史的重点和走向。我们试图从发展阶段和热点话题两个方面来描述《西游记》近百年的研究历程。
一、近百年《西游记》研究的发展阶段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问世至今，《西游记》研究已经走过了整整九十年的历程，从研究的特性来看，可以将这一时长划分为大致平均的三个时段。第一阶段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至新中国建立，将近三十年；第二阶段自上世纪中叶至七十年代末，刚好三十年；第三阶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略逾三十年。
1、现代《西游记》研究
与其他学术领域基本同步，近百年的《西游记》研究在其第一个阶段完成了由中国传统学术范型向现代学术范型转变的过程，出现了一批堪称经典的学术成果，它们在思维观念、研究态度、研究方法以及学科体系的构建等几方面体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从而有别于传统学术形态。一般认为，现代《西游记》研究应以胡适草创于1922年、定稿于1923年的《西游记考证》为起点。虽然在此之前，黄人、蒋瑞藻、钱静方等都有一些关于小说考证方面的资料发布①，但其形态都非单篇论文而更近于传统所谓“杂俎”之类，难以视作现代学术成果；虽然在此之前，有署名作颠公的论文《西游记为明人吴承恩所作之异说》发表于1914年的《文艺杂志》，但其影响不大，远不能与胡适之文相比，故将现代《西游记》研究之肇端定于1922或1923年是合适的。《西游记考证》将传统乾嘉考据之学与西方实证主义科学精神相结合，系统梳理了西游故事演化、传播的历史，对小说作者、版本、主旨、形象来源诸问题都在考证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几乎与此同时，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写成，在论及明代神魔小说的部分，鲁迅重点分析了《西游记》的成就。与胡适一样，鲁迅考订吴承恩为小说作者，并在知人论世之基础上认为，小说主旨并无儒、释、道三教之思想深义，而只是出于泄愤的游戏，此论可以说是现代《西游记》研究对于传统论坛的最大反拨之一。胡、鲁二人因而在思想观念（如对小说主旨的新见）、研究方法（如比较的方法、原型方法等）、表述形式（专门、系统的论文）三个方面体现了《西游记》研究的现代学术品格。
与胡适、鲁迅相先后，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游记》论坛还出现了一批较重要的研究成果。陈独秀《西游记新叙》以文学革命的立场，批判了《西游记》“三教合一的昏乱思想”，打上了新文化运动的甚深烙印。俞平伯对作者为“吴承恩说”提出否定意见②，成为《西游记》作者问题上“非吴著说”的主要代表。陈寅恪在其探讨中印佛教关系的课题中涉及《西游记》之本事渊源，其《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对小说人物形象之形成作了扎实深入的考察，研究方法独特而专深，可视作《西游记》比较研究的重要成果。赵景深则陆续发表《西游记的民俗文学的价值》、《吴昌龄的<西游记>杂剧》、《西游记杂谈》、《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年谱》等重要论文，或从民俗文化的角度来衡估《西游记》的价值，或对胡适、鲁迅的作者论予以文献上的补充。
在这一阶段的研究收获中，特具学术史意义的应推郑振铎、孙楷第和刘修业的成果。郑振铎的长文《西游记的演化》是继胡适《考证》之后最重要的考证成果，郑振铎以深厚的文献功底结合当时新出现的版本资料，第一次较细致地推定了《西游记》诸版本的演化轨迹。鲁迅、胡适的研究虽然具有开拓的性质，但毕竟受制于版本资料的局限，一些结论尚不精确。至郑振铎撰写《演化》时，世本、朱本相继被购回国内，“永乐大典本”亦被发现，这些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郑振铎正是运用这些新史料，基本理清了《西游记》各版本先后演化的轨迹，提出了第九回唐僧出世情节的问题，推定“永乐大典本”为《西游记》的祖本。这些结论在《西游记》论坛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孙楷第和刘修业二位也同样致力于小说史料的勾稽、考订。孙氏长期留意于小说版本目录，集腋成裘而撰成《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小说书目，其中关于《西游记》版本的著录丰富而准确，不仅记载了版本的一般信息，而且附有精确的考证文字，其价值不下于严谨完整的学术论文。刘修业则致力于作者研究，对吴承恩的生平、交游、著述等各方面进行了涸泽而渔的考察。她以文献学的专业素养和任职于北京图书馆的便利条件，出色地完成了一系列吴承恩研究。刘修业撰著了系统完整的《吴承恩年谱》，这在中国传统小说的作者研究中堪称首创，虽然其后又有超越之作出现，但刘修业的发凡之功不可抹杀，故竺洪波在《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中将刘修业推为现代《西游记》学术史上继胡适、鲁迅、郑振铎、孙楷第之后的最后一位大师以及新中国建立后一个时期内的领军人物，具有承前启后性质③。
由上可见，现代《西游记》研究在五四前后处于转型期，胡适、鲁迅等新文化巨匠于传统中开新境，其功在于划定疆界，开辟新法，确立规范。五四之后的二十年间，《西游记》研究则呈现深化之势。郑振铎、孙楷第、刘修业等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都属于材料考证性质，他们是沿着胡适等五四大师将乾嘉旧学与实证新学相结合而开辟的学术路径前行的。近百年的《西游记》研究在其第一个阶段以考据为特点，是既具有历史延续性又符合学科发展规律与逻辑的结果。
2、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西游记》研究
新中国建立之后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西游记》研究有一个总体的趋势，即与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日趋紧密，学术的独立性由此受到削弱。这一趋势肇始于反右运动而造极于文革十年，致使中国的学术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完全陷入违背学术理性和学术规范的歧途。所以，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的《西游记》研究，重要成果基本集中在五十年代前中期。这一时期的研究，一方面继承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在研究领域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尤其是在文本阐释方面；另一方面也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与意识形态挂钩的现象。在最初，是研究者出于对新时代、新社会、新政权的衷心拥护，进而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转换研究的指导思想，应该说，这尚属于时代学风变化的正常现象。而其后，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心理压力，学术研究因而受到极大的思想束缚和捆绑。这时出现的成果，多是主动迎合政治口径的牵强附会，具有学术良知和持守的学者则只能以缄默表示抗争。
因此，这一阶段出现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成果远逊此前且在时间上比较集中，《西游记》研究打上了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双重痕迹。作家出版社1957年编辑出版的《西游记研究论文集》是为了展示建国后《西游记》研究的主要成绩而编辑的，但实际上可以视做建国后17年间《西游记》研究的主要收获。论文作者中如张天翼、胡念贻、霍松林、魏建功、严敦易、黄肃秋等都是此前或此后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要代表，论文所涉及的课题也颇为广泛，既在前贤的考证基础上普遍倾向于阐释，又表现出与新时代相匹配的宏阔视角。《论文集》中许多文章视野开阔，涉及面广，如张默生的《谈西游记》、霍松林的《略谈西游记》、沈仁康的《西游记试论》等，都论及了思想、形象、艺术、渊源等诸方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西游记》主题思想的研究是这一时期学界热烈讨论的焦点问题。《人民文学》于1954年2月号上刊出了张天翼的长文《西游记札记》，该文第一次运用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来评论《西游记》，将小说中的神魔斗争视作现实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斗争的反映，将孙悟空的皈依佛门视作向统治阶级投降叛变，从而得出《西游记》在主题上存在矛盾、孙悟空在形象上不纯的结论。张文引起了较大反响，研究者纷纷撰文，或赞同、或修正、或补充，一时间出现了“双重主题”、“主题转化”、“主题统一”等观点。应该说，这些探讨都有助于将研究引向深入，阶级分析当然也不失为文艺批评的一种学术观念和方法，但由于主题研究的特殊敏感性，难以摆脱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在规约，在学术性中体现出较强的政治性。
除主题研究之外，这一时期的宗教研究和艺术分析也不免带上了一定程度的主流思维特点，研究中真正的宗教教义少有涉及，多是将小说中杂糅的三教争衡局面理解为现实中政权、神权与人民之间矛盾的反映，实际上远不是宗教学的研究。一些老学者在这一时期也继续关注《西游记》研究，刘修业关于吴承恩的考证文章发表于1958年作家出版社《古典小说戏曲从考》中，发生了影响，她还整理了《吴承恩诗文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推动了作者研究的开展。
3、新时期以来的《西游记》研究
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严冬的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进入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迎来了建国以来最为宽松自由的环境，《西游记》研究也乘着这一时代的春风迈上了大步前进、多元发展的程途。先是在小说的主题性质方面出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论争。朱彤在1978、1979年连续发表《论孙悟空》和《论吴承恩的思想》两文，一反以阶级分析方法和“农民起义”观念来研究小说的旧套，提出了《西游记》主题和孙悟空形象的“市民说”。朱文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先后有十余篇文章参与讨论，掀起了一个热潮。现在看来，当时的论争不无可以商榷之处，方法和结论也略显肤泛，但其突破极左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不能忽视的。其次，在新时期之初，《西游记》研究界出现了大规模的学术研讨活动，这说明研究工作更为自觉，更具有整体的规模和规划。1982年10月，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江苏省作家协会、《江海学刊》编辑部以及连云港市、淮安县人民政府诸单位共同在连云港市和淮安县两地举办了首届全国《西游记》学术讨论会，全国120余位学者和爱好者与会。这是新时期乃至建国以来《西游记》研究界的空前聚会和成果的集中展示，影响甚大，会后迅速出版了论文集。应该说，在拨乱反正为时尚短的情况下，能够聚集如许规模的研究队伍，是十分难得的。这次会议总结了新时期以来的最新研究实绩，这些成绩不仅涉及面广、所论较深，还具有突破禁区、开拓新局的学术史意义，标志着《西游记》研究已走过狭路而进入了全面复兴和繁荣的康庄大道。
这一时期发表的《西游记》研究论文之多远非前两个时期可比，而且还形成了一些论辩争鸣的热潮，如关于作者问题的讨论，一时间成为学界乃至社会关注的焦点。专著的出版也远较以前为多，其中胡光舟的《吴承恩和西游记》④、苏兴的《吴承恩年谱》及《吴承恩小传》⑤、李时人的《西游记考论》⑥、张锦池的《西游记考论》⑦等都影响较大。与此同时，港台及海外的研究成果逐渐进入读者视野，台静农、张静二、柳存仁、夏志清、余国藩、杜德桥等对《西游记》版本、人物、本事等方面都作了富有意义的研究。日本学界更具研究《西游记》的传统，从三四十年代的长泽规矩也、小川环树一直到八九十年代的矶部彰、中野美代子，几代学人倾心于《西游记》研究。其中如太田辰夫对《西游记》成书过程及版本源流的追索，矶部彰对孙悟空及猪八戒形象的形成过程的考察，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素养和扎实的文献功底，有力地刺激和促进了国内研究的发展。
从学术品格来看，此一阶段的研究具有反思旧论、推陈出新的特点，在小说作者、版本、主题、宗教意识等各个方面都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重新思索，提出了许多反拨性的观点，在辩难中深化了研究力度。这种格局的形成当然是与思想文化空气的整体转换相关的，多元化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引入助推了研究者创造力的发展，如从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角度观照作品，运用神话学、人类学等新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等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西游记》研究接续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体现出打通中西、汇合内外的路向。从学术流向和趋势来看，新时期的《西游记》研究以主题探讨为突破的起点，进而集中于作者、版本、成书等基础层面，至九十年代以后，则出现了多元纵深发展的态势，由文学研究、文本研究、文献研究而跃升至文化研究的范畴。这一发展趋势既呼应着时代文化变化的大背景，也符合小说研究的基本逻辑规律。
或许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文艺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通俗小说被改编为现代影视作品日渐频繁。《西游记》以其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题材和风格，早在上一时期就孕育出经典的动画作品《大闹天宫》。1986年，《西游记》又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成为四大古典小说中最早被搬上荧屏的一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这不仅有利于名著的社会普及，实际上也对学术研究发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近百年《西游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任何一部经典在其接受和研讨的过程中都会形成一些相对固定而独特的话题和命题，可言说性的话题和可阐释性的命题像箭垛一般，具有汇聚后人智慧的作用，共同建构着此一经典的历史面目。经典小说《西游记》也具有这样的话题和命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我们主要关注它的以下几个命题。
1、作者和版本问题
中国通俗小说的作者之所以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一则是因为古代小说在文学诸体的家谱中地位卑微，小说创作者不愿意以此留名后世，故一般不署真名或者完全不署名；二则早期小说的成书方式是历代累积的，最后的文本写定者即便是某一个文人，他对小说所拥有的著作权也不能和个人独创的作品同日而语。因此，比之其他文类（如诗词），通俗小说的作者便成为一个问题。在这方面，明代几部奇书的作者，都可以说是一笔糊涂账。《西游记》的作者也很成问题。综观《西游记》诞生以来四百余年间有关作者的争议，大致形成了几个派别，各有其盛行的阶段。明人相信作者之名已佚，清人标举作者为邱处机，鲁迅、胡适等重视清代丁晏、吴玉搢的意见，将作者考订为吴承恩，而怀疑和否定吴承恩为作者的声音却也一直不绝，且有日益壮大之势。
新时期以前，国内对吴承恩的著作权持异议的主要有颠公和俞平伯，后者尤具力度和影响。在海外，田中严、太田辰夫、矶部彰、杜德桥、余国藩、张静二、郑明娳等，也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说持保留、怀疑甚至否定态度。八十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西游记》作者之争。章培恒率先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一文⑧，以十分坚实的考证提出，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吴承恩确为《西游记》的作者，打破了建国后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的沉默。随之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加入这一大讨论之中，其中否定吴承恩著作权的主要有杨秉祺、李安纲、黄霖、张锦池等，维护者则有苏兴、吴圣昔、刘怀玉、钟扬、杨子坚、陈澉、刘振农、蔡铁鹰等。在否定者的意见中，又生发出新的作者论断，有的学者重提邱处机说，如海外的张易克、柳存仁、陈敦甫、陈志滨，国内的金有景等；有的提出“华阳洞天主人”或陈元之说，如陈君谋、张锦池；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作者人选被提出。总之，《西游记》的作者为谁之所以成为问题，无非是由于主张吴著者和否定吴著者都还不能提出十分过硬的文献证据，在驳论方面的力度往往大于在立论方面的力度，所以，这一论题的最终解决还是有赖于新史料的发见，而这一条件是不可预期和强求的。
与作者问题一样期待文献印证的是小说版本的研究。《西游记》的版本在几部小说名著中是比较复杂繁多的，有祖本的问题，有明本与清本的承继问题，有繁本与简本的关系问题。建国前对版本做出精深研讨的是郑振铎和孙楷第两位。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第一次初步厘清了当时可见的《西游记》版本的演进之序，可谓在倒行错杂的版本异文中寻到了一条进行的线索。孙楷第则以一人之力广搜通俗小说诸本，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了十三、四种《西游记》版本。郑、孙二人实为《西游记》版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故直至八十年代以前，《西游记》版本研究几乎停步。新时期后，由于国际学术交流和新资料的发掘，版本研究才又呈激活之势。
在版本研究中，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所谓祖本以及繁本与简本的先后承继关系。《西游记》是历代累积型小说，故在今见最早百回本（世本）之前，应有一个基本完整的文本作为百回本作者编创的依据，此即所谓“祖本”，此本为何物？学界进行了多方面考证和猜度，迄今为止，已出现了七种不同说法：鲁迅首倡杨（致和）本说，赞同者有陈新、赵伯英等。郑振铎首倡永乐本（平话本）说，赞同者有胡光舟、苏兴、杜德桥等。郑说在学界影响很大，鲁迅后来也认同，几乎成为主流意见。日人长泽规矩也主张朱（鼎臣）本为祖本，赞同者有柳存仁、陈君谋等。吴圣昔首倡“前世本”说，赞同者有李时人。张锦池首倡词话本说，赞同者有程毅中。此外王辉斌首倡《西游释厄传》说，金有景主张《西游原旨》说。各家均提出了若干证据，但要取得最后的共识，恐怕仅靠逻辑论证是难以解决的，新史料的发现成为问题的关键和瓶颈。相对而言，前三说的合理性较明显，尤其是平话本说，支持者甚多。而认朱鼎臣本或杨致和本为祖本，则又牵涉到繁本与简本的先后承继关系。
世本、朱本与杨本之关系，涉及《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关系到《西游记》演化的全局。主流的意见认为繁本在前而简本在后，简本是对繁本的删略。郑振铎列出的演化顺序是世本→朱本→杨本，李时人将之修正为世本→杨本→朱本，黄永年亦认同李说。而张锦池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为“杨本乃硬删世本编写而成”，“朱本是晚于杨本的三缀本”——“乃据世本、杨本以及早于世本的一种平话本删节编写”。除繁前简后的传统意见外，一些学者主张简本在繁本之前。代表者如陈新，他将三本顺序排列为杨本→吴本（世本）→朱本；朱德慈提出“朱本在前，杨本拼凑吴本、朱本”，即顺序是朱本→吴本→杨本。也有学者认为，不仅朱本与杨本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且在繁本与简本之间也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他们是各自根据相同的或不同的祖本而嬗变演化成的。上述争论的一个关键论据是关于第九回即唐僧出身之事的描写的详略差异。除朱本外，所有明刊本均对唐僧出身之事言之不详，只有一些提示或零星的涉及，而清刊本对此则多有完整而详细的描写。这一差异关系到明清版本的演变和繁简版本的关系。对《西游记》最重要的早期版本金陵世德堂本和其他百回明本没有唐僧出身情节的事实，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吴承恩原作本来有这一情节，只是在刊刻时被书商刊落，故书中还留有一些内证，李时人、黄肃秋等人持此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世本原来就没有唐僧出身故事，苏兴、蔡铁鹰等人持此说。由此，还引发出世本是否即为“吴氏书”的初刻本的问题以及对《西游记》佚本的推测。
总之，《西游记》版本问题十分复杂，各家之考论均有一定合理处，但尚未形成定论，疑点仍然不少，对清刊本的研究也远不及明刊本充分，还存在着继续开掘史料和加强论证的空间。
2、成书及人物原型研究
作为世代累积的作品，《西游记》与同类小说一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故事流传和多种文艺样式的再创作，其最后形成的百回本小说包含了哪些遗传因子，是成书研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成书阶段方面，主流的看法是，从唐代史载《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经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明间杂剧《西游记》，到明初的平话《西游记》，最后集合为百回本小说。多数学者和通行的文学史均认同这一五个阶段的划分。不同的意见有两种，一种是在此一框架上增加或减少某个环节，一种是另外加入某些相异的环节。前者如黄永年、刘荫柏认为《西游记》杂剧不如《三国》戏、《水浒》戏发达，且今见《西游记杂剧》刊刻于吴承恩去世后，吴氏生前恐未必及见，故杂剧《西游记》可以剔除在成书过程之外。徐朔方则重视简本的作用，认为杨本和朱本既然都有可能早于百回本，那么它们也应视作《西游记》成书中的一个环节，实际上成为六个阶段。另有一些学者突破旧思路，广搜新史料新资源，提出不同于上述形态的其他因子，值得重视。蔡铁鹰于八、九十年代在实地考察和严谨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西游记》形成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山西队戏，它处于《取经诗话》和杂剧两个环节之间，且成为沟通西北取经故事与中原取经故事的中介。此说一出，讨论热烈，乃至日本学者矶部彰亦表认同。张锦池提出了词话本的存在问题，并将之作为世本之祖本，张说继有程毅中、吴圣昔等起而响应。应该说，《西游记》成书阶段的研究成果突出，提供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经验。
在对成书过程各个环节的具体考察方面，相关史料只是提供了事件的客观事实，研究者较少注意其文学的意义。关于《取经诗话》，学界已对其刊刻年代、基本性质、故事来源等方面作了较多考证，也充分注意到猴行者的出现在小说演化史上的重要意义。但从文学分析的角度探讨《诗话》对小说《西游记》的影响的论述，似乎还不够。与大家普遍重视《诗话》在小说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同，对《西游记》杂剧的认识，则还存在一些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杂剧对小说的影响甚微，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杂剧《西游记》在整体上已经基本搭建了后世小说的结构框架，人物形象也在杂剧中全面定型，因此杂剧在《西游记》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西游记》平话虽被多数学者认为是百回本小说的祖本，但由于其全本至今未见，仅凭《永乐大典》和《朴通事谚解》的两段残文和几条注释，而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是不太现实的，故现有成果基本上都是将其作为文本比对的材料加以利用的。
与成书研究有关联的是人物形象的原型研究，尤以孙悟空形象最为典型，最能体现世代累积的小说性质和神魔小说的题材。伴随着孙悟空这个天生地长的石胎灵猴的横空出世并实际上成为西行路上的主角，取经故事已从史实衍为文学作品，作者之命意也从宗教宣传变为驰骋想象和嘲讽牢骚。那么，孙悟空这个神魔小说史上空前绝后的典型从何而来？这是颇富魅力和挑战的问题。这一问题从现代《西游记》研究发端的胡适、鲁迅二人处即已被提出和试图解答，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今一直聚讼纷纭。大致而言，对孙悟空的形象来源，可归结为“国产”说、“进口”说、“混合”说等几种不同的意见。鲁迅最早提出《古岳渎经》中的水神无支祁是孙悟空的原型，此即“国产”说。胡适则认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奴曼是孙悟空的渊源，此即“进口”说。二说分别出自两位现代学术大师，影响广泛而深远。建国后，由于政治上对胡适的批判和对鲁迅的尊崇，使得“国产”说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孙悟空原型研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七十年代后期，季羡林重提哈奴曼，相关讨论方又重新活跃起来。新时期以来，坚持国产与主张进口的各有其人，但探讨已逐渐深化，对象已不限于无支祁和哈奴曼，而是扩展到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中与猴子有关的其他形象。如张锦池的《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⑨和赵国华的《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⑩，分别代表了“国产”说和“进口”说的新发展。其他如刘毓忱、李时人、萧相恺等主“国产”说，季羡林、巴人、顾子欣等主“进口”说。在二说之外，另有学者提出新的原型来历。萧兵在《无支祁哈努曼孙悟空通考》一文中认为孙悟空形象既继承了无支祁的基因，又接受了哈努曼的影响，是一个“混合”（或称混血）的形象11。此即“混合”说，可视作对前二说的折中调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意见，如日本学者矶部彰首先提出孙悟空形象可能来自于密教佛典中的护法神将。
孙悟空原型研究为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世代累积型小说的人物形象研究提供了典型的个案。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必须注意到百回本小说中的孙悟空形象与之前取经作品中的猴行者形象间的关系，必须注意到猴行者与其原型间的关系，还必须注意到《西游记》成书的复杂经历，包括时间上的流传和地域上的流播。这一问题不是某一简单的思路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史料、论证乃至想象的综合作用。
3、主题与文化研究
在《西游记》的文本研究中，主题研究资格最老，而文化研究面貌最新、方法最多、分歧亦最大。主题研究属于文本阐释的范畴，应以文本为依据，但对于像《西游记》这样形成过程和文本表现都很复杂的经典之作，在主题阐释上出现众说纷纭的局面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早在清代，对《西游记》主旨的看法就呈三教随宜附会之状，“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鲁迅），莫衷一是。近百年来，对其主题的阐释更是林林总总，论争热烈，从总体上看，诸多意见可以大致归纳为政治性主题和哲理性主题两大类别。
清代对《西游记》主旨的解读皆从儒释道思想入手，应属于哲理性（包括宗教性）的主题研究。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出于对旧文化的激烈批判，一反清人路数，倡言《西游记》乃作者出于游戏和玩世主义目的而创作。这一趣味性视角实际上否认了《西游记》具有明确的主题，但鲁迅仍对小说中所表现的心学意味给予了充分重视，即所谓“假欲勉求大旨”，则明人谢肇淛所云“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足可尽之。建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居于主导地位，《西游记》主题研究中的社会性、政治性空前加强。无论是张天翼、高明阁的“主题矛盾”说，还是何其芳、李希凡的“主题转化”说、胡光舟的“主题统一”说，都是从阶级论入手，将小说视作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现实斗争的艺术反映。新时期后，一些学者试图打破单一的阶级论主题观，摆脱庸俗社会学方法的束缚，如朱彤提出“歌颂市民”说，朱式平提出“安天医国”说，罗东升提出“诛奸尚贤”说，朱继琢提出“反映人民斗争”说，甚至刘远达等人还提出了“主题反动”说。这些看法都对旧有的单一视角有所超越，但应该说也还都没有跳出政治性、社会性的范畴。
与政治性主题相较，哲理性主题研究试图从取经题材和艺术描写中抽象出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内涵。一方面是从小说中总结出人生哲理，如金紫千较早提出小说旨在“告诉人们一条哲理：人的思想只有归于正道，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而所谓“正道”，在金紫千看来就是“求放心”，即儒学修身的道德人格。石麟、郭明志等也以心性修养说与金紫千相呼应。孟繁仁、吴圣昔、陈民牛、钟婴等也均以人生理想的阐扬来解读《西游记》的主体精神。其他如余国藩、诸葛志提出的“将功赎罪”说12，田同旭提出的“情理相争”说13，黄霖提出的“肯定自我价值和追求人性完善”说都较有影响14，也都属于人生哲理性的主题。
另一方面，有相当一部分的哲理性主题探讨向宗教义理回归，从思路和观点来看，似可视作清代《西游记》主旨研究的发展延续。虽然取经故事是佛教史实，但不论是清人的解说，还是今人的阐释，道教化的视域却远强于佛教。新时期以来，虽有冯扬、周克良、王敏、金声等从佛教佛法角度立论，但终以李安纲提出的“金丹大道”说势头猛力度大。李安纲于九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全面建构了其道教修炼之术的主题观，包括认为《西游记》的作者“绝不是吴承恩”，而是道门中人；《西游记》的文化原型是《性命圭旨》，其创作意图是演绎金丹大道；其八十一难的来源是《还源篇》。应该说，李安纲的研究富有新意和深度，但也明显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最主要的是，他已经将《西游记》当做一个宗教文本，模糊了其艺术本体，也消解了这部名著的丰富思想。另外，如王国光提出的《西游记》“密码”说，以类似红学索隐派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许多别出心裁的见解，但同样偏离了文艺批评的路向，只可聊备一格15。
随着改革开放在更大力度和更广范围内的开展，文化交流更为普遍和深入，这次中西文化的互动和碰撞再次表现为西方文化对传统中国的进入。在学术思想领域，诸如存在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原型批评、新批评、解构主义等，几乎所有在西方引领一时的理论和方法，都对中国知识界、学术界产生了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学术成果，无疑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积淀和检验，但学术史应该对此进行记录。从主题研究扩展开来，对《西游记》进行多元化的文化阐释，正是伴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热而出现的研究趋势。它与主题研究有着密切的关联，主题研究的深化往往流衍为对作品文化背景的揭示，如从儒、释、道的不同角度探讨小说的思想主旨，实际上就是将《西游记》作为三教文化的叙事性载体来看待的。所以，《西游记》的文化研究肇端颇早，而真正形成多元而自觉的学术风气，则当是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和观念、方法多元化之后的事。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研究思路包括神话文化和童话学批评。
对《西游记》进行神话原型批评，早在鲁迅、胡适等对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中已有体现。后来高明阁、季羡林的相关论文也含有神话原型批评因子。萧兵和蔡铁鹰则开始自觉地运用神话原型和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对《西游记》进行全面审视。此后，许多研究者以荣格、弗莱、弗雷泽等人的原型理论为主导，将《西游记》视作再生型神话（有别于原始神话），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和原型意义。如方克强将《西游记》的核心归结为一个“儿童犯错→严酷考验→成年命名”的远古成年礼的原型模式，具有个案分析的典型意义16。杨义的《<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则对小说进行了全面的神话文化阐释，包括神话形态、神魔观、神话想象、哲理意蕴、叙事结构和方法等多个方面，重新将其界定为“神话小说”，认为它“寻找着人的精神历程的神话原型，使神话成了精神哲学（或心学）的隐喻”，因而“代表着我国神话文化的一次划时代的转型”17。杨义的论述具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质。
在古典小说中，《西游记》是极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部为老少读者皆能接受的作品。因此，对于《西游记》进行童话学的阐释，是其他名著研究所不具备的一种特殊性。早在胡适那里，就把《西游记》称之为“童话小说”，认为前七回大闹天宫的故事，可以作为研究儿童文学的材料。此后，不断有学者对这部小说的童话性予以论证，如出版于同一年的吴其南和金燕玉的两部《中国童话史》皆辟专章重点论述《西游记》。在证明《西游记》的童话性特征时，一种思路是将神话与童话进行类比，如白盾即认为：神话就先天地带有童话的基因，《西游记》毋庸置疑地具有神话属性，从而其童话属性也是不言自明的，它是神话与童话的交融之作18。另一些学者虽也同意《西游记》具有神话和童话交融的特点，但却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没有连带的关系，而具有质的差异。对于《西游记》童话性的内涵及其精神渊源，阐述得最为明确精当的应推林庚先生。林庚在其名著《西游记漫话》中有两章论及童话问题，他一方面指出《西游记》的童话精神与明代中后期“童心说”的社会思潮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揭示《西游记》的童话精神在于以“儿童的模仿的天性与天真的想象”作为反映和评判现实世界的心理依据，然后将这种反映和评判投射到一个动物的世界，使作品充满了乐观的情调。像孙悟空那样精力充沛、昂扬乐观的性格形象，也只有在童话精神的观照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除神话学和童话学视角外，其他方法的文化阐释在《西游记》研究中也方兴未艾，如审美文化、地域文化、旅游学等，也都取得了一些成绩。文化研究是《西游记》研究中最具活力的一个方面，推动着《西游记》研究朝多元、纵深的方向发展。
总观百年来的《西游记》研究史，其随着政治生活、思想文化大势而发展演变的阶段性特点是明显的，其因为学理逻辑、对象特点而形成的诸多焦点热点是集中的。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组成部分，《西游记》研究参与了中国学术转型、发展、提升、裂变的整个历程，积累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术系统，而且处于动态开放的状态。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建立“《西游》学”，虽然这一提法尚有争议，但是现时代无疑是《西游记》问世以来传播和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我们期待着更多学术精品的出现。
注释：
①
黄人《小说小话》（1907）、蒋瑞藻《小说考证》（1911）、钱静方《小说丛考》（1913）中都有关于《西游记》的内容。
② 见《驳<跋销释真空宝卷>》，发表于1933年7月《文学》创刊号。
③ 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 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⑤ 苏兴：《吴承恩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吴承恩小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⑥ 李时人：《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⑦ 张锦池：《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⑧ 章培恒：《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⑨ 张锦池：《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⑩ 赵国华：《论孙悟空神猴形象的来历》，《南亚研究》1986年第1、2期。
11 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12
余国藩：《英雄诗——西游记的另一个观察》，《中国时报》1973年12月13、14日。诸葛志：《西游记主题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13 田同旭：《西游记是部情理小说——西游记主题新论》，《山西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4 黄霖：《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和主要精神》，《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15 王国光：《西游记别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16 方克强：《原型模式：西游记的成年礼》，《文艺争鸣》1990年第3期。
17 杨义：《西游记：中国神话文化的大器晚成》，《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18 白盾：《论西游记的童话特征》，《光明日报》198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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