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渠宝笈》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宫廷编纂的大型著录文献，著录了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收录我国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两千年书画名家最优秀的书画作品达一万两千余种。“石渠”一名，典出《汉书》，班固的《西都赋》：“天禄、石渠，典籍之府”。西汉皇家藏书之处称“石渠阁”，乾隆皇帝亦引用“石渠”来为内府书画著录命名。皇家书画收藏经历过唐王朝、宋元时期及清代三个高峰，其中清代皇帝重视文治以及满汉文化的深入融合，康雍两朝为乾隆时期文化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于是，乾隆成为皇家收藏的最后一个顶峰。在此背景下编纂的《石渠宝笈》真可谓中国古代书画最高成就的集合。 特展中的宝贝这次故宫藉九十周年之由举办的《石渠宝笈》特展是一次策划已久的精心力作。展览建立在长久以来研究中国古代书画人的大量研究成果之上，并破费心思地分两个部分展现《石渠宝笈》的来龙去脉。按照故宫的设想安排，观众应该先参观延禧宫，这里展出的“石渠宝笈特展——编纂篇”分五部分解析了《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来源、编纂人员、编纂体例、贮藏地点及其版本与玺印，通过72件（套）典型作品、图书善本、宝玺等直观诠释这一鸿篇巨作，从而使观众对《石渠宝笈》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而在武英殿的“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篇”则以82件（套）高规格文物藏品、分皇室秘赏、重回石渠、考订辨伪三个单元揭示了书画收藏、流传、辩伪的历史。 展览展出的近三百多件作品中，每一件都足以驻足半日，每一件都能作一番专研，但造成这次故宫特展人气爆棚的主要原因却是《清明上河图》，可见此画的群众基础之深厚。虽说《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最为浓重的一笔”，但大家对它的偏心至极也着实让人对其他珍品猛呼不公。 这次晒出的皇帝家底中能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的真的不少，随便一指，都是载入史册的国之重宝，随便扒一扒，就能发现一些史上之最：东晋唯一真迹的《伯远帖》、现存最早的名家人物画《洛神赋图》与《列女图》、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画作《游春图》、最接近原迹的唐摹本《兰亭序》、目前存世最早画在纸上的绘画作品《五牛图》…… 在这么多旷世宝贝面前，我们又怎好只关注《清明上河图》呢，笔者今天便与大家一起小扒几件特展宝贝，一窥皇家珍宝之风采。 书风：从最知名开始《伯远帖》只不过是王珣与友人提及伯远的一封信，短短的5行47字却成为了世间最知名的珍品。 这是因为《伯远帖》于1746年经乾隆品题，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并藏在养心殿西暖阁内，乾隆题匾额曰“三希堂”，后来《中秋帖》疑为宋人临仿，《快雪时晴帖》又发现双钩填廓痕迹，于是《伯远帖》便成为三件珍品中唯一一件真迹。它的知名正在于它是仅存的真正的晋人手迹，在《伯远帖》里，我们可以真正悟到“晋人风度”、“江左风华”。      而另一幅最知名的作品是传为冯承素所作的唐代摹帖《兰亭序》。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可谓家喻户晓，但自唐太宗将之随葬昭陵后，便“世间《兰亭》无真迹”。这次展出的冯承素摹本，卷首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半印小玺，故称“神龙本”。启功先生曾列举其所见之各家兰亭版本后，以神龙本为殿首，最接近原迹。因为此作不仅在笔法上“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而且它最好地保存了王羲之的真迹原貌，将若干“破锋”“断笔”“贼毫”的字均摹写得很细腻，充分显露出王羲之书法遒媚多姿、神清骨秀的艺术风神。 清代皇帝的书法集体展在书法部分再掀一次小高潮，通过展出的五朝宸翰，从福临到顒琰，可以窥见五位君主风格不一的书法造诣，从中也能折射出各自的不同研习之路。有评论说，这些作品引起了对几位帝皇的感慨：水平最高的是胤禛，最具个性的是福临，最宽厚稳重的是玄烨，最自信的是弘历，而顒琰则为五帝之末，规矩拘谨，稍显死板。 如此看来，仿佛字如其人，从他们的书风中也能感受出他们的性格与气度。 从东晋王珣的《伯远帖》到首次现身的五朝宸翰，这次的特展在书法作品上颇费一番心思，通过精心安排的众多古代墨迹，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书法发展的流程，还有历史背景、时代发展在作品背后暗藏的信息，时代迭变，书风不移，从中，我们也许遗憾、唏嘘，也许惊叹、玩味。 佳人：最古朴的风韵一直知道北京故宫的人物画珍品最具份量，但在此次特展中看到《洛神赋图》和《烈女图》，心里还是震撼了一下。“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这两幅出自顾恺之的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人物画作品，里程碑式的意义还伴随着中国绘画理论的实践：“以形写神”、“迁想妙得”……虽然这两幅“佳人”作品皆为宋摹本，但却最近六朝的古朴风格，最显顾氏风范，难能可贵。 “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的用笔风格，线条连绵而舒缓自然，晋代飘逸之韵依稀可见。 《烈女图》又名《烈女仁智图》，是根据刘向的《古烈女传》中的故事而创作，旨在颂扬妇女佳人之明智美德。画面分八段，共绘28人，每段书有人名和颂辞。此作突破了汉代古拙的技法，加强了平列构图的变化，开始注意空间关系、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人物表情尤为生动，可谓“以形写神”、“悟对通神”。《烈女图》尚无背景，但间画有屏、柱器皿等物，而到了《洛神赋图》就开始将人物置于山水环境之中，全卷四段，描绘了曹植途径洛水时巧遇洛神的爱情故事，作品画面通过人物与景物的相互烘托，巧妙地表现出“若往若还”的惆怅神态，这与楚辞中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一脉相承。可以说，这是一次朝圣之旅，面对艺术史上中国人物画开端的两幅稀世珍品，我们打开了与魏晋古朴风韵的异时空交流，曾经对顾恺之“传神论”的研读也在此时有了回响。良缘于此，怎可错过？ 盛世：最热门的开卷放置于玻璃台中展示的《清明上河图》没有高清图片中的明亮，俯下身，玻璃台上残留了不少指印和鼻印，可见观众们都看得非常认真。这件知名度、普及性极高，还上过教科书的作品，成为本次特展最热门的开卷，也不无道理，有着传奇的经历，画面细节丰富、有情节、风俗、趣味，相比其他文人书画，的确更能勾起大众的兴趣。 长卷描绘了北宋汴梁城的东角子门内外和汴河两岸的市俗风貌，有城外郊野风景，有漕运枢纽之景，还有城内繁华的街市。繁杂的景物按照一定的情节进行组合，结构严谨而紧凑，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细看之下，《清明上河图》的细节繁实，读之不尽，画卷的喻意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不少学者对此作进行深入的研究、解读。其中，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余辉便通过研究指出，《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现的却不是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而另一学者曹星原教授则认为《清明上河图》是在试图表现北宋中期社会风暴突发的背景下，新兴沿河市场的风貌以及变法与漕运带来的繁荣，同时表现了统治者“上善若水”治世观念和愿与民众同舟共济的精神。 最深刻的道理总是隐藏在最简单的生活中，这繁华的风俗长卷背后，到底是居安思危还是同舟共济？艺术的魅力正正在于我们一步步地挖掘隐藏在作品中的丰富内涵，慢慢解码，从中获益。 修复：最惊艳的重现这次展览中还有一些作品，惊艳全场，通过精湛的修复技术，古老的画卷竟重现光辉，其中最为令人难忘的是已有千年历史的《游春图》和《五牛图》。      传为展子虔所作的《游春图》是现存年代最早的山水卷轴画，此作在构图上给人一种“远近山穿，咫尺千里”的感觉，并完成了人物与山水之间的空间关系处理，没有了之前“人大于山、水不容泛” 的情况，迈出了美术史上重要的一步。然而，《游春图》辗转流传，直到1952年张伯驹将之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才终于得到回归。但历经沧桑的画卷却残破不堪，直到1977年才开始修复计划。所谓“纸千年，绢八百”，距今千年的绢本《游春图》已经危在旦夕。此作在北宋宣和和清乾年间都进行过大修复，历次修复均用“绢补”的方法，补绢已经和作品融为一体，这次修复只能采取加固与添补的方法进行。经过一年多的修复历程，密密麻麻地用了700多张绢补纸条，《游春图》昔日的光彩终于得以重现。 另一幅通过修复而重现世人眼前的珍品《五牛图》更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作品。堪称“镇国之宝”的《五牛图》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的纸绢画作真迹之一，并且已经存世1200多年了，当1977年《五牛图》被送到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厂时，可以说是满目苍夷，其修复工作之艰巨可想而知。光是修复方案就思考了两年，经过淋洗脏污，画心洗、揭、刮、补、做局条、裁方、托心等步骤，补全了画心破洞处的颜色，再经镶接、覆褙、砑光等，以宣和式撞边装裱成卷，修复工作与重新装裱花费了八个多月，才成功地将《五牛图》旧貌换新颜。这是一次成功且精湛的修复，在补配处的全色和接笔不露丝毫痕迹，与原画保持统一，焕发生机的《五牛图》让观众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对修复工艺更是赞叹不绝。 这些让人惊艳的修复真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与岁月痕迹相搏斗不仅仅是对作品的简单复原，还修补了曾经的缺憾，意义非凡。 故宫特展中的宝贝又何止这些，即使第二期展览中把《清明上河图》撤下，但还是有许多宝贝赫赫有名、异常珍贵，他们和《清明上河图》一样，难见真迹，每一件宝贝都蕴藏着瑰美的艺术精华，能有幸读之一二，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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