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浪子读史 2015-11-29 17:53 众所周知，印度这个国家，具有十分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对大国地位也极度渴求。这种渴求甚至可以被概括印度国父尼赫鲁的一句名言：“印度要么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 只不过，现实却与印度开了个巨大的玩笑。虽然几十年来，印度一直孜孜不倦的努力使自己跻身大国俱乐部。但直到现在，它依然与这个目标有着巨大的差距——不仅和中美俄这样的真正大国不能比，就是就是英法这些过气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比它要强大的多。甚至在南亚这块自家自留地，印度都不能做到颐指气使——且不说巴基斯坦与他针锋相对，就连尼泊尔、斯里兰卡、甚至孟加拉，印度都不能完全控制。 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这当然与印度国力密切相关。直到现在，印度的经济规模，依然只有中国的三成不到——作为一个十亿人口级的大国，这样的国力，别说世界大国了，准大国都十分勉强。 不过当年的印度，比起中国却一点都不差。两国建国之初，经济规模差不多，甚至印度还稍强些；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前夕，印度也差差排在中国之上。只不过在迈向大国的努力中，中国节节攀高，印度却裹足不前，这才有了今日的悬殊差距。而这也直接映射出印度大国崛起征程的失败。 那么，印度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一样实现大国崛起呢？在云石君看来，主要有以下三当面原因： 一、舒适的地缘环境 在《地缘政治14：为什么印度对中国心怀畏惧》一文中，云石君曾对印度的地缘结构有过分析：地缘格局上，南亚次大陆以东为缅甸西北部的高山密林；以北则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西部，跨越印度河流域，则是同样可称之为世界级别的兴都库什山脉；南面则是浩瀚的印度洋。 这些高山汪洋的存在，构筑了坚强的地缘屏障，将南亚次大陆与亚洲其他地缘板块隔绝开来，为根植于此的印度文明提供了坚实的保护。可是反过来，正是由于这种地缘环境的极端封闭，导致古代印度文明在覆盖到全部南亚次大陆后，也就自然而然的丧失了进一步对外拓展的动力。而印度文明又和华夏文明不同，它没有必须要持续应对的外部压力（农耕时代的华夏文明，始终处于漠北游牧文明的军事威胁之下），以至于有必要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尽可能的集中内部资源应对。 当然，印度也不是完全不受外来势力侵袭。虽然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确实难以逾越，但翻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南亚，还是比较容易多。而山那头的中亚游牧势力，天生就是印度文明这种农耕属性文明的克星。 但是，虽然每隔一段历史时期，就会有中亚游牧势力进入印度，但这些游牧势力的威胁仅体现在政治与军事层面，却并没有对印度文明的独立性构成致命威胁。之所以会这样，除了古代印度文明本身实力强劲，也与中亚板块地缘实力，以及亚欧大陆十字路口的地缘区位密切相关。 中亚以草原荒漠为主，本身不具备孕育强大文明体系的天然条件，无法为同化南亚次大陆提供支持。而中亚地处东亚大陆、蒙古高原、南亚次大陆、伊朗高原、新月沃地等亚洲各大传统地缘势力交汇，是群雄逐鹿的“中原”所在，所以无法长期形成一股独立的地缘政治势力，通常都是作为各大文明火并后的胜者附庸。 可是，无论是对东亚之中国、蒙古，抑或西亚之波斯、阿拉伯，中亚都太远了些，就算某一方夺取中亚，也难以形成稳定统治，一旦占领者实力衰落，或者其它势力卷土重来，中亚政治归属就会发生改变。 中亚的这种特点，既减少了印度遭受入侵的可能，也使得得以征服印度的中亚游牧势力，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鉴于大后方虚弱且不稳定，它们缺乏足够且持续的能量，对庞大的印度文明进行结构性改造，反倒必须对自己做出调整，与印度文明共处甚至融合，这样才能保住辛苦得来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印度文明没有灭种之忧。 既无力对外扩张，也不至于被替换，这种情况下，窝里斗，就成为印度文明的主旋律。 二、肢解的地缘核心 大一统的本质，是使中央的权力位于地方权力之上。可是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乃人与组织之不能。故而不同地缘板块的族群，亦会立足自身条件，最大限度的去实现本地区利益的最大化。 中央集权意味着各次级地缘板块相当一部分政治权力被中央剥夺，所以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天然存在。特别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框架下，一些本就弱势的板块，在中央集权环境中会逐渐被边缘化，它的区域利益可能会因此受限，这当然会招致其之不满。这种情况下，本部核心区的强势，就成为保障中央集权的重要基础： 只有本部强大，才有充足的力量压制四方不满，确保中央集权制度的有效；反之，政治上的集权，又使边缘地区的资源向本部集中，进而维护本部的核心地位。 中国的中央集权便是建立在这种地缘结构上。长江——黄河流域具有超强的地缘实力，足以对古代中原王朝的扩张提供有力支持。这种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地缘屏障和地缘疏离的阻碍——非但巴蜀、云贵、东北这类地缘结构相对独立的地区；就连青藏、西域这些极端边远的板块，最后也都被纳入中国版图。 类似于古代的中国，印度文明核心区的形成，印度河与恒河这两条母亲河也是居功至伟。虽然这个两河流域所蕴含的能量，比长江——黄河流域还是差了好些，不过南亚次大陆本身也没有东亚大陆的规模，所以以印度河——恒河流域为依托，辐射南亚也基本足够了。 可现实却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印度不但没有实现大一统，身为二元核心之一、印度文明发祥地的印度河流域，最后倒被肢解出来，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盘。到1947年，随着英国《印巴分治方案》的出台，印度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印度彻底剥离，建立主权独立的巴基斯坦国。 泱泱数千年文明古国，混到今天居然发祥地都丢了，印度何以至此？ 最根本的原因是，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之间，横亘着一个幅员近60万平方公里的塔尔沙漠。 其实最早的时候，这里并非沙漠，只是气候变迁，以及人类活动对印度河流域森林植被的破坏，才促使沙漠最终形成。而这一区域的荒漠化，颠覆性的影响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首先，塔尔沙漠使恒河流域与印度河流域之间的交流被大幅阻断。这种地缘关系上的严重倒退，致使南亚二元板块，非但无法如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一般，经整合成为一体，反倒日渐疏离，走向分离与对立。 而中亚游牧文明的入侵，更加重了这种分裂。印度河板块位于南亚与中亚交界。鉴于中亚游牧武装力量强大，所以虽然印度河流域的地缘实力上较恒河流域有所不如，但凭借外部力量的支持，它依旧足以跟恒河分庭抗礼。 甚而中亚游牧势力的伊斯兰文明属性，直接对印度河流域的传统印度文明体系形成替代。 中世纪的伊斯兰文明所向披靡，政治势力所到之初，伊斯兰文明体系也都随之进入，成为当地主流文明。 当然，印度文明好歹是流传千年的大型文明体系，伊斯兰再强，想将其彻底取代还是有难度的。不过在距离自己最近印度河流域，伊斯兰依然能取得较大优势。再加上塔尔沙漠阻断了印度河流域与南亚其它板块的交流，岁月洗礼下，这块南亚二元核心地缘板块之一、古印度文明的发源地，最后居然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势力范围。 印度河板块的伊斯兰化，使印度文明从以前的二元核心，缩小到仅剩下恒河一块，元气由此大伤；而二者的对立和冲突，又加速了恒河板块实力的消耗。这种格局意味着，印度本部核心区的能量被大大削弱，其后果就是，本部不再有压制孟加拉、德干高原等其它次级地缘板块的绝对实力，政治上已不具备中央集权的基础条件。 三、种姓制度的桎梏 人类文明早期，古老的雅利安人翻越兴都库什山脉，来到南亚次大陆，并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统治。鉴于跟南亚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印度黑人）相比，雅利安人属于少数种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他们设计出种姓制度，将印度社会划分为婆罗门、刹帝利、犬舍、首陀罗四大种姓。其中雅利安人属于婆罗门、刹帝利这两个高等种姓，逐渐演化为后来的印度白人；而土著的达罗毗荼人，则被列入犬舍、首陀罗这些低等种姓、乃至无等级的贱民。因为雅利安人，以及后来陆续进入南亚，占据统治地位的中亚人都普遍肤色较白，所以这种阶级划分被渲染出十分浓郁的种族色彩。 为了让低种姓认命，进而放弃抗争，印度白人极力鼓吹印度教，通过宣扬“今生受苦、来世就可享福”的教义，磨灭印度黑人的反抗意识，在精神层面把他们彻底奴化。 但凡事都有利弊，这种奴化固然有利于印度白人的统治，但也衍生出严重的负面影响： 由于一生贫贱，印度黑人对国家严重缺乏认同感，更谈不上国家荣誉感；同时，宗教影响力的过分强势，也使世俗权力的影响被大大遏制（在种姓制度中，掌握精神权力的婆罗门祭司位居第一等级，掌握世俗权力的刹帝利国王、官吏，只能屈居第二等级）。 这两种因素，致使中央朝廷下派的职业官僚，无法单靠王朝的世俗威权有效治理地方。只有土生土长，世世代代直接管辖当地印度黑人的土邦贵族，以及那些掌控当地平民思想的寺庙祭司，才能够得到当地平民的天然敬畏。 流官制是中央集权体制框架下的基本行政制度。如果流官无法有效行使权力，而必须仰赖土著的世袭贵族和祭司，中央的威权也就自然被他们剥夺分割。 种姓制度维护了印度社会的稳定，但对中央集权却起到了消解的效果。既然种姓制度无法消除，中央集权想要实现自然难如登天。 过于安逸的地缘环境、惨遭肢解的地缘核心、种姓的制度抵触，这三大因素汇集，印度文明的分裂基因，也就逐渐形成了。而这种分裂，对印度在现代化进程构成严重制约，地方各自为政，统一的国内市场无法形成，中央的战略布局也只能流于空谈，印度发展国力，自然也就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情况反映到现实中，就是印度大而不强，空有大国体量，却始终只能在二流徘徊。 当然，对这些问题，印度统治精英心知肚明。而他们的应对方法，就是现代化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摆脱这些桎梏。只不过，现代化改革中，印度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印度的现代化改革为何困难重重？印度有可能实现凤凰涅槃么？关于这一点，云石君在下一节《地缘政治16：印度为什么成不了第二个中国》中具体分析。 本文为云石地缘政治系列第15篇：南亚印度篇第3部分。喜欢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朋友，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yunshi911（长按可复制），收看作者地缘政治全部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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