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解读 - 读《向中国人脱帽致敬》的读后感

不一样的解读 - 读《向中国人脱帽致敬》的读后感

 

从微信的朋友群里读到一篇这样的文章（附原文在后）。朋友们是拿这篇文章作为“正能量”转过来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对这篇文还不乏赞美之词，如“唇枪舌剑”、“自觉维护祖国尊严”等等。从记述文的角度，这篇文倒是相当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对话场景和作者本人的内心活动；可是作为一个法语专业出来的我，从字里行间读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

根据文中的字句，可以判断这篇文字形成的年代，应是二、三十年前国门刚打开不久，邓小平还在世的时候。

这是一堂语言的口语练习课。老师通过问答的互动方式，调动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和参与度，从而达到提高学生外语表达能力的目的和效果。是一种很有效地帮助学生克服张不开嘴用第二外语表达思想感情的教学方法。老师对这种教学方法掌握得得心应手。可是我们的这位学生却在头脑里被事先打了“预防针”，带着对上课老师的问题会“刁钻古怪”，会使人“难堪”的防备情绪来到课堂上。

答非所问，就成了整个课堂对话中由始至终的一条主线。

老师请学生口语叙述在国内的记者工作。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可是回答却是非常的不客气和不礼貌。且不讨论在中国做记者能不能像他（她）所说那样做，即使是一般报社记者的日常采访也应该是带有任务的，怎么能“我写我愿意写的”？！这就引出老师的第二个问题，那潜台词是：你的领导就没有什么要求吗？可惜，接下来的回答就更加不着边际。这样的管理机制运行可能吗：记者随心所欲地写，编辑随心所欲地发......，难怪引起课堂上的一阵哄堂大笑。可见“刁钻古怪”的不是问题，而是回答。

既然是这样，接下来老师当然就要“逗一逗”了。可惜在“台湾”问题上的几个问答回合，学生始终没能跟上老师的思路：你说你是“一个中国”的中国人，可是你能随便到你的国家任何地方去吗？如果不能，如何“证明”是一个中国呢？学生却一味按照自己的惯性思路回答：一个中国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站错立场；问这样的问题就是别有用心！

再接下来，这个学生的前后回答就自相矛盾了。他（她）先是说这个问题（台湾问题）是父辈遗留问题，应由父辈解决；然后又说父辈目前还有其它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往后推。这就等于绕了回来说，父辈这一代是不可能解决了，还是要后代来解决。

学生不能回答台湾的问题，就把话题转到“富强”上面去。可是老师接着问“富强”的问题时，学生却莫名其妙地感到十分“难堪”，“恨的牙根发痒”，认为是老师在“刁难”他，并且将此泛化为对海外华人的态度，上纲上线到“祖国”的高度，这实在是一个刚走出国门，却还保留着文革式思维的年青人的形象写照。

最后，需要解释一下对“向中国人致敬”的理解了。我猜那是从法文的“chapeau !（一种圆边礼帽）”翻译过来的，或者全句是“chapeau aux Chinois！”这是法语习惯中一种形象的语气表达方式，通常用在结尾或告别时，直译就是“再见了！”但是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和语气含义。根据语境，你可以做褒义理解（喝彩），也可以做贬义理解（喝倒彩）。

在老师喊“chapeau，下课！”之前，学生倒是有一段描述很生动：“教授倏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的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你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老师向学生释放了他的善意，希望他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可惜所有这些都被完全地误解了！

由是，这个“chapeau！”，还能做“致敬”的意思理解吗？学生的自我感觉实在是过于“良好”了？！

 

 

原文：

向中国人脱帽致敬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大学。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要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一下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吗？”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的飘着。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的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阵松动椅子的咔咔声。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吗？”?“除台湾省外，先生。”“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我走遍了大陆，但我无法走过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峡，先生。不过，待到海峡上搭起桥来，台湾与大陆连成一片的时候，我会‘走’到台湾去的，先生。”“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着我，“您认为在台湾省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知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酿就的难题的资格。”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了我的话去：“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是如何想解决台湾问题？”“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教授浓浓的眉毛如旗般展开来：“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教授将他另一边屁股也挪上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坐好，依然对我穷究下去：“我实在愿意请教下去：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发痒，狠狠用眼戳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站了起来，一字一句地对他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也不会受到像我今日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开了讲台向我走来，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的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你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台湾同胞与我并排儿走。好一会儿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