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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辰辉 前言：辛格尔顿 一个真正杰出的CEO，付多高的薪水都值得…但他们及其罕见。（沃伦.巴菲特） 只有成绩能证明你自己。 （比尔.帕赛尔）? 成功之路有迹可循。（约翰.坦普尔顿）
如果你的想法和大多数人一样，你的答案很可能是 “杰克.韦尔奇”。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从1981年到2001年的二十年中，韦尔奇掌管下的通用电气是美国最受崇拜的公司之一。在韦尔奇任职期间，通用电气的股东们得到了年复合20.9%的巨大回报。如果你在韦尔奇上任之初买了一块钱通用电气的股票，当他二十年后把帅印传递给继任者杰夫.伊美尔特时，你的投资价值48块钱。
韦尔奇既是一个活跃的管理者，也是一名企业的形象大使。他商务旅行的程度简直是个传奇，一刻不停地巡视着通用电气满布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不知疲劳地给各个经理评级，把经理们在各个部门间来回轮换，在全公司范围内推广诸如“六西格玛”和“TQM”这些听起来像外星人代号一样的企业战略。韦尔奇的性格活跃，喜好争辩，乐于跟华尔街和媒体打交道。他在聚光灯下谈笑自若，在任职通用电气的CEO期间，频繁出现在《财富》杂志的封面。即使退休后，他依然常常占据报纸头条，偶尔发表很有争议性的言论，例如对继任者伊美尔特的看法等等。他著有两本商业管理经验的著作，书名充满战斗性，比如《直抒胸臆》。 这种声名显赫加上高额回报的风格使得韦尔奇成为了CEO的黄金典范，他代表着一种特有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对企业运营不断的直接管理，与华尔街频繁的沟通，以及对企业股票价格的高度重视。但是，他真的是过去五十年中最伟大的CEO吗？ 答案是否定的，绝不是。 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需要用一种新颖的，更精确的方法来衡量CEO的能力。媒体衡量公司的标准通常是收入和利润的增长速度。但是，真正衡量一个公司伟大程度的标杆是这个公司的“每股”价值，而不是收入、利润或者职员数的增长速度。要寻找一名伟大的CEO，你只要看三件事：在他任职期间，股东们得到的回报，竞争对手得到的回报，以及整个市场的回报（通常使用标普500）。 衡量公司时，时代背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衡量的起点和终点会有巨大影响，韦尔奇的任期和从1982年开始直到2000年结束的大牛市几乎完全吻合。在这二十年里，标普500每年回报是14%，几乎是长期平均回报的两倍。在这样一个阶段创造每年20%的回报，和在经历几个熊市的阶段创造同样的回报显然不能同日而语。 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竞争对手的表现，最好的方法是把一个CEO的表现和广泛范围内的竞争对手相比较，最有效的方法是参考在同样条件下其他公司CEO的表现。 当一个CEO能够创造出比同行和市场都高得多的回报时，他才配称作“伟大”，从这个定义出发，韦尔奇在任期内一共带来比市场高出3.3倍的回报，无可否认，他是一名“伟大”的CEO。 但是，和辛格尔顿相比，韦尔奇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今天，只有少数的投资人和行家知道亨利.辛格尔顿的名字，他从不同寻常的背景中成长为令人瞩目的CEO。他是一位世界级的数学家，喜欢下盲棋，在MIT （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时，他是第一个为学校电脑编制程序的人。在二战期间，他开发的“消磁”技术令盟军舰队躲过了雷达探测，他在五十年代研制的惯性制导系统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军用和商业飞机上。在此之后，他于六十年代创建了特利丹公司（Teledyne），成为了时尚最伟大的CEO之一。 特利丹是一家产业集团，六十年代的产业集团公司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公司一样受欢迎，大多数都上市了。辛格尔顿管理产业集团的方式非常不同寻常。在公司还不为人所知时，他一直积极地回购公司股票，直到持有公司全部股份的90%以上；他不派息，相比账面利润他更看重现金流，整个企业的管理架构去中心化，虽然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特利丹股票在纽交所的价格高涨，他从不分拆公司股票。由于他很不情愿和华尔街的分析师或媒体记者沟通，他被媒体称为“斯芬克斯”，也从未登上过《财富》杂志封面。 辛格尔顿是一个异端，他选择的这套离经叛道的管理方式引起了华尔街的非议和恐慌。事实证明，他对怀疑者的无视是正确的。他的竞争对手们被市场熟知，但回报乏善可陈 ——只有每年11%， 只比同期的标普指数略好一点。 辛格尔顿掌管了特利丹将近三十年，为投资者创造了每年20.4%的非凡回报。如果你在1963年给辛格尔顿投资一美元，到1990年他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位退休的时候，当时正是熊市最低迷的时候，你的投资依然会价值180美元。同样一美元如果投资在一个广泛的产业公司组合中，最后价值只会是27美元，如果投资在标普指数中，只会价值15美元。辛格尔顿的回报比指数高出整整12倍。 用我们对成功的定义，辛格尔顿是比杰克.韦尔奇更伟大的CEO。他的回报要高得多：他的每股收益不仅高于市场和同行，他胜出的时间也更长（二十八年，而韦尔奇是二十年），而且他的成就是在市场处于长期熊市的条件下取得的。 他的成功并非是因为特利丹从事什么独特的高增长业务。和同行相比，辛格尔顿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对“资金配置”的掌控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资金配置”是一个既关键又有些神秘的领域 – 这是一个决定如何使用公司资源为股东创造最大回报的过程。我们花一点时间解释一下为什么它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很少有CEO能真正做好资金配置。 成功的CEO必须做好两件事：第一是有效地管理企业运转，第二是使用好企业运转带来的现金流。绝大多数CEO（以及他们阅读或著述的书籍）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管理企业运转上，无可否认这是很重要的。相反，辛格尔顿把大多数注意力放在第二个任务上。 在使用现金时，CEO有五个基本的选择：投资于现有业务，收购其他业务，派息，偿还贷款，或者回购公司股份。现金的来源有三个选择：使用公司自有业务的内生现金流，发行企业债，或者出售股权。把这些不同方式想象成一个工具箱。 从长远来看，股东回报取决于CEO在众多选择面前，决定使用（以及避免使用）哪种工具。简单来讲，两个业务和利润完全相同的企业，如果采用不同的资金配置，长期的股东回报会相差甚远。 资金配置从根本上讲就是投资，因此，所有的CEO都既是资金配置者，也是投资者。事实上，这可能是CEO最重要的职责，但尽管它如此重要，在顶尖的商学院中，并没有专门传授资金配置的课程。正像沃伦.巴菲特所说的，极少有CEO对这项关键任务做好了准备： 很多公司的首脑并不掌握资金配置的技巧。这种缺陷并不出人意料，大多数老板是因为他们在某个领域例如市场，生产，工程，行政，或者有时是办公室政治中做得很好而出人头地。他们一旦成为CEO，就必须对资金配置做出决定，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但他们可能以前从未遇到过，而这并不是一项容易掌握的技巧。打个比方说，这就像一位天才的音乐家最后并不是在卡耐基音乐厅表演，而是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 缺乏资金配置经验对股东回报产生直接而严重的影响。巴菲特在强调这种缺陷带来的潜在影响时说道，“如果一个公司每年的净资产回报率是10%，那么它的CEO在十年中将面临着如何使用全部资产的60%的问题。” 辛格尔顿是资金配置的大师，他在资金配置时所做的选择与同行们有显著不同，正是这种差异带来了更高的股东回报。具体来说，辛格尔顿把公司的现金集中使用在选择性收购和大量的股份回购上。他对发行股份控制得非常严格，经常使用债券融资，在八十年代前一直没有派息。其他的产业集团公司的配置方式恰恰相反—— 大量使用股份融资，派息，不做回购，债务杠杆低。总之，他们用不同的工具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资金配置，它就像资源配置一样，包括使用人力资源，你会发现辛格尔顿的配置方式也与众不同。具体来说，他坚信高度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在总部只有寥寥数人，运营权掌握在各个部门的总经理手中。这和同行的做法大相径庭，同行们通常建立一个精心打造的总部，里面坐满了各种各样的VP 和MBA。 结果表明，过去五十年中最出类拔萃，真正伟大的CEO们都是资源配置的顶尖高手。他们的配置方式都和辛格尔顿不谋而合。
图为巴菲特 1988年，沃伦.巴菲特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若干位投资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有杰出的投资业绩，又都是哥伦比亚商学院教授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的价值投资理论的忠实信徒。格雷厄姆和多德提出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倡导买那些价格和用保守估值相比有很大折扣的公司。 为了说明这些出众的投资业绩与格雷厄姆和多德理论之间强大的相关性，巴菲特打了一个比方，假想2.25亿美国人参加一个掷硬币的比赛，每个人下注一美元。每一天输的人离开比赛，前一天胜者赢得的赌注被用在第二天的比赛中，因此每次比赛的赌注不断增加。经过二十天后，还剩下215人继续比赛，每人手中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赌注。巴菲特指出，比赛结果纯粹是运气的结果，即使是2.25亿只猴子比赛也会产生同样结果。但接下来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看到这些获胜的猴子中有40%都来自奥马哈市的同一所动物园，你会确信自己有了重大发现…如果是这样，我们会用科学的方法分析。如果你研究一种罕见的癌症，结果发现在蒙大拿州的一个镇上有400个病例，你会有兴趣研究当地的水源，那些患者的职业，或者其他变量。你会发现在掷硬币比赛中的获胜者中有很多人的投资智慧来自同一个叫做格雷厄姆和多德村的非常小的小村子。 历史学家劳蕾尔.乌尔里奇说过，品行端正的女性很少创造历史，也许我们可以说，中规中矩的CEO很少能战胜市场或同行。在投资的世界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少之又少，他们是特立独行的异端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即将连载的本系列中描述的CEO们，他们所管理的企业，有些处于上升市场，也有些在衰退市场中，所处的行业跨越制造业，媒体，军工，消费品和金融服务等等。这些公司大小不一，发展阶段各异。它们没有任何热门的，容易复制的零售概念，和同行相比也没有知识产权优势，然而它们的表现大大超越了同行们。 和辛格尔顿一样，这些CEO们使用了独特的方式管理自己的公司，他们常常遭到媒体的非议和同行的怀疑。更加有趣的是，虽然这些CEO各自独立地发展出一套自己的管理方式，但他们特立独行的方式几乎是完全相同的。换言之，他们的特立独行后面似乎有规律可循，这也许是成功的密码，能够带来出众的回报。 这些特立独行的CEO，具有共同的性格特征：通常都很节俭（经常是出名地节俭），谦逊，分析力强，行事低调。他们忠于家庭，常常早下班去参加孩子学校的活动。他们不注重CEO外表的光彩，不会去各种商会发表演讲，也不会去参加达沃斯年会。他们很少出现在财经杂志的封面，也不写关于商务经验的书。他们不为自己的公司宣传，本人也不散发出什么个人魅力。 他们和那些高调的CEO截然不同，像史蒂夫.乔布斯，山姆.沃顿，西南航空的赫伯.科勒尔或者马克.扎克伯格这些天才是商界的牛顿，像被树上掉落的苹果打中一样，产生了非凡的想法，接着用 近乎痴狂的注意力和决心要落实它。但是，他们所处的条件和环境各不相同（他们事业的成功也很难传递给他人）。 这些CEO 既没有山姆和科勒尔的个人魅力，也没有乔布斯或扎克伯格的市场或技术。事实上他们的环境很像传统的美国商业领袖。但他们的回报绝不是一般人能达到的。他们的平均回报比标普500高出二十倍，比同行高出七倍。我们最关心的是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会像水门事件中的线人“深喉”说的那样，“跟着钱走”，审视一下这些CEO为了回报最大化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这些决定给今天的经理和创业人带来的指导作用。 简介：聪明的异端 除非你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否则无法脱颖而出。（约翰.坦普顿） 《纽约客》的专栏作家阿图尔.盖万德在描述那些在医疗领域中卓尔不群的人物时，用了“积极的异类”这个词。对盖万德来说，我们很自然应该研究这些与众不同的人物，从他们身上学习如何提高我们自己。 令人惊奇的是，人们并没有像医药，法律，政治或体育领域中那样去研究商业领域中的佼佼者。在研究了亨利.辛格尔顿之后，我在一群能干的哈佛MBA学生的帮助下，开始寻找其他公司的案例，这些公司的表现不但轻松击败了竞争对手，在相对市场表现上也超越了杰克.韦尔奇的通用电气公司。就像巴菲特在本书前言中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公司（和CEO）寥若晨星。我们在反复搜索了商学院贝克图书馆的数据库后，只找到了七家能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公司。 有趣的是，这是一些像特利丹这样不出名的公司，他们的CEO也不像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CEO一样为人熟知。 在媒体报道中，当代成功的CEO总是被描述成像杰克.韦尔奇一样，具有人格魅力和实干精神的领袖，他们在宽大明亮的办公室工作，周围是MBA同学组成的团队。他们出行乘坐企业专机，花大量时间巡视公司运作，会见华尔街分析师和出席会议论坛等等。 这些快速上升的企业高管经常被形容为“摇滚明星”，他们常常是在大众耳熟能详的寻找过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一个广为人知的大公司的头把交椅。 自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以后，人们经常把这类高调的企业高管妖魔化。他们通常被看做利欲熏心（可能还造假），铁石心肠，乘坐专机四处巡游，解雇工人，完成一些破坏企业价值的大型交易。简而言之，他们看起来很像电视节目《The Apprentice》中的唐纳德.特朗普。在这个电视真人秀中，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傲慢和自我宣传。这并不是“富兰克林式”的价值观。 那些以辛格尔顿为代表的管理者和这种模式相比，迥然不同，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人全都是第一次做企业的CEO，之前鲜有辉煌可言，也没有担任过什么高调的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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