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现代中国的诞生

范展(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鸦片战争后,抵御外侮与学习西方,成为中国生存发展中的两大课题。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把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运动连结了起来。虽有不少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并不总是现代化的促进因素,但看到了师夷之长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总归是把民族主义转化为现代化动力的一个起点。所谓师夷之长,在中国近代意味着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向以往不屑一顾而又茫然不知其所的小国偏邦学习。由于鸦片战争以及接踵而来的外患打击了民族保守主义者的自尊心与自大心,要接受这一主张,绝非易事。然而,中国现代化的无情逻辑是,舍师夷一途则无以自强。从鸦片战争后的师夷之长技,到甲午战争后效法西方谋求整体性变革,近代中国不得不依照这一逻辑指明的途径跚跚前行。毕竟,现代化追求符合民族的根本利益。御侮与师夷的辩证统一,在近代对日关系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日本是处心积虑侵掠无已的凶恶敌人,同时也是学习西方的榜样与桥梁。孙中山曾明确说过“, 我们要中国强盛,日本便是一个好模范”。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多因中日间的矛盾与对抗得以激发和释放,同时也因昔日的“老师”不顾战败的屈辱,反身学习和取法昔日的“弟子”而显露出理性的光泽。甲午战败后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此等做法,让日本舆论大为叹服,称“真不愧大国风度”。此举开启了经久不衰的中国学生留日潮,至1905 年前后,在日留学生几达万人,成为世界留学史上的盛事。如果说,甲午战争前,还只有如黄遵宪等极少数有识之士提出仿效日本明治维新以谋变革的话,那么,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学习日本、变法图强,已成为涌动于朝野上下的强大潮流,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无不受其影响,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中国早年引入社会主义思潮,也以日本为重要渠道和“加工点”。

无须讳言,中国之师法日本,虽则反映了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但也是受了御日失败的刺激所致。将御侮失败激化的民族情绪转变为学习强邻的集体意志,这固然体现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良性化,但也不无偏叵之处。事实上,甲午战争后兴起的师日热潮,很大程度上并非学习日本本身,而是试图借以觅取学习西方的“捷径”。正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说,“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日本对西学用过一番独到的取舍功夫,模仿日本学西方,或可省力不少。但这类取巧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大害,也是对日本缺乏研究和了解的表现。学习和仿效日本某些现代化的做法和经验自无不可,但更主要的须注重考察其成功学习西方的特殊条件和环境,诸如日本的地域条件、民族特性、立国精神以及思维方式等,这样方能明了日本现代化变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可取之点。否则,难免出现盲目性。

回顾近代中外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可以看出,为了抵御外侮不可避免地要强化民族意识,而实行现代化要求认真反思传统,扬弃那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在近代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的现代化诉求中,民族主义难免会顾此失彼。在以现代化为既定目标的前提下,需要寻求民族精神与现代化的完满结合。这就要从御侮与师夷相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去获取启示。毕竟,御侮与师夷都是中国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御侮与师夷的双重努力中,能有效学习和汲取外国现代化的优长和经验,防止和克服民族自大或自卑心理。今天,中国不但早已在抵御外侮中取得了完全胜利,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我们在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后,似乎失去了近代以来在逆境中学习日本时的热情。我们至今没有对近代屡败于日本侵略的教训作出令人信服的总结,对战后现代化竞争中中国何以长时间滞后于日本也缺乏足够的思考。近代历史昭示我们,抗日之后必转为“师日”,只要中国还落在日本后头,这一历史现象便不容忽视。今天我们应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地研究、了解和学习日本,这是振兴民族应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