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勒比这个弹丸之地，人们既没有民族情感，也没有反帝情绪，反而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性成就了人们的身份认同。 文 | 顾文豪 编辑 | 程晓筠 1960年，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得到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前往加勒比和旧时的西班牙大陆上的前奴隶殖民地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游历。这时的奈保尔正陷入写作的瓶颈，依靠在故乡的记忆创作的《米格尔街》确实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文学声音，但童年素材不久即消耗殆尽，奈保尔写作的想象力“就像一块涂满了粉笔字的黑板，在各个阶段被擦干净，最后再一次成为空白”，甚至这种写作方式此时也更多地成为一种约束，它将奈保尔推回到一个太过狭小的世界，使他成为一个太过简单的人。 因此，这趟加勒比之旅不仅为奈保尔提供了一次小憩的机会，更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段迷人插曲——作为这次旅行的成果，游记《重访加勒比》（The Middle Passage：The Caribbean Revisited）为他开启了一段新的写作历程。 按照奈保尔对于写作的定义，写作意指“一种观看和感受的方式”，而“每一种写作，其实都是某种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品”。因此，奈保尔的文学写作始终呈现出一种深入特定历史和文化的意图——重要的不仅是写什么，而是看到什么，是如何清理、解释这个世界。 在这种写作观念的影响下，奈保尔的游记从不关注风景名胜，也无意抒发呢喃私情，不论是他初始造访的加勒比地区，还是三度游历的印度，抑或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四国，他更愿书写的是一个地区的文明履迹，更关注的是这些地方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处境，更在意的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何以身处一个急速变革的时代却一事无成。 但冷静的奈保尔从未试图给出答案。更多时候，他是一个洞若观火的观察者和不动声色的提问人。在《重访加勒比》开篇整整四十页的篇幅里，他先是记录下了在横跨大洋的长途客轮中的旅客众生相： 船上的人们“按肤色划圈子，按种族划圈子，按地域划圈子，按钱多钱少划圈子”，但又没有什么圈子是固定不变的，“一个人可以属于所有圈子”；中途上船的移民使得轮船越来越挤，头等舱的酒吧成了唯一的避难所，这时船上只有两个阶层——旅客和移民；而移民首领举止得体，得体到品茗仪式里的每个细小步骤他都不会遗漏，“追随者们透过窗户赞赏地望着他”，饮茶完毕，“他立即用餐巾纸优雅地贴一下嘴唇，回到他的追随者中，边挥洒自如边雄辩滔滔，边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直到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隔栏阻断了他的步履。 信手白描，琐细日常，奈保尔记录的航程旅次，在游记、随笔与小说之间自如切换，缓缓悠悠地就将他对移民群体的敏锐观察、西印度群岛的历史糊涂账以及各打算盘的不同人等全盘托出，像是航船切开水面时泛起的波纹，让原本平静的河水浮漾出并不常见的面貌。 当然，奈保尔不会止步于刻画同船渡客，正如诺奖委员对他的评价：“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换句话说，奈保尔最大的创作特质即在于他总是试图“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可是，扭曲的又何止是历史？奈保尔清醒地认识到身处文明边缘的殖民地人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经济与文化的双重贫穷，“地方狭隘，经济简单，养育出来的人思想狭隘，命运简单”。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殖民压抑导致一种智识上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反过来却成为殖民地人自我奴役的最佳养料。 在加勒比这个弹丸之地，人们既没有民族情感，也没有反帝情绪，反而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性成就了人们的身份认同；社会承认权力，但谁也没有尊严，效率和品质是无人赏识的玩意；人们喜谈“文化”，但这里的文化却和日常生活截然分开，更像是“夜总会表演的一个节目”；阶级分界愈加固化，人人都被禁锢在“由相似的抱负、相似的趣味和相似的自私自利铸成的相互孤立的牢狱之中”； 慢慢吞吞、愁眉不展，表面上言听计从，实际上独立不羁，个个都为自己生活的一小角而莫名自豪。 在奈保尔看来，加勒比地区的人是“模仿者”，生活在借来的文化中，他们巧于模仿，过着借来的生活。不仅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制度上、精神上乃至心理上，殖民地人都全方位地陷入模仿的恶性循环，他们没有自信心和自尊心去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生活，却妄图穿着借来的衣服而成为真正的自我。于是，不可避免地，殖民地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一个分裂的双重世界中——一边是遥不可及的宗主国世界，一边却是对真实世界的自我意淫式的粗糙模仿。 真实在别处，真实只存在于主子的世界。民族独立，并没能将殖民地人从自卑和空虚中解放出来，“我们假装自己是真的，假装在学习，假装在为生活做准备”。而当一个农民思维、金钱思维的社群置身于物质主义的殖民社会中，“因切断根基而在精神上停滞不前”也就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了。
[英] V.S.奈保尔著，王爱燕译 2015年8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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