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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上海有个文化俱乐部，全称应该是“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简称“文俱”）。它来头不小，由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担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工商界的荣毅仁先生。文化俱乐部成立的初衷是中共团结教育界、文化界、科技界、工商界等所谓上层精英，使之成为一个交流、聚会的场所，当然，这是政府了解他们动态的一个平台、一种怀柔等多种功能。 文化俱乐部的地点选在茂名南路58号的原法国夜总会，地处上海的顶级地段。上海开埠后，这地方最早是德国总会。一次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德国作为战败国已没有了昔日的颐指气使，特别是在法租界占这么一块地皮，让法国佬横看竖立看不顺眼，作为协约国的法国是“一战”胜利者，于是和德国人交涉，最终将德国人请出，德国总会易地造屋搬到现在的上海戏剧学院（洋房仍在），法国人则在德国总会地址上动工兴建法国夜总会。 这幢建筑，就当时的眼光看，可谓美轮美奂，且体量颇大。主体建筑坐北朝南，门前是一个法式大花园，有一片大草地。进入大厅，厅堂高爽、宽大。法国人会享受，里面的娱乐设施一应俱全。有20米宽50米长的标准游泳池，有落弹房，有弹簧地板舞厅及大小餐厅、娱乐室多个。 1949年政权更迭，法国人逃离了大陆，于是房子由新政权接管。在政府的关怀下，1954年成立了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一些精英们于是有了一个休闲的绝佳场所。这个地方过去中国人是不可能进来的，因为它是帝国主义分子的享乐的地方，现在它回到人民手里，于是上层的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好去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人民政府比较讲级别，将人民分为不同的档次，能进文化俱乐部的都属于在某一阶层有头有脸的人物。如何区分，这就是将各界别的从业者都划有级别，比如高校的教授分作4级，文艺界分成9级等，这在民国时期是没有的。民国时期的教授是一年一聘，聘用你，你就是教授，不聘用你，你什么都不是。而新政权从苏联老大哥哪里学来的专业技术人员评定职称这一套，则是一聘定终身。文人有了级别，也有了官场上的一套，于是有没有资格进文化俱乐部就检视了你是否到达这一领域顶端。这种待遇与学术、技艺已经关联不大，更像是一种政治待遇了。比如，你打成右派，或以党的标准在政治上出现问题，那么，进文化俱乐部的权利也自然丧失，复旦孙大雨、张孟闻教授就是例子。 文化俱乐部给有资格进入的人员每月发15张就餐卷，供就餐时使用，据说也有每月得到20张的。这种就餐券印在一张纸上面，呈长方形，长约5厘米，宽约4厘米。当时，粮食供应需要粮票，但在“文俱”就餐是免粮票，这也是一大好处。记得小时候更多的是和母亲去文化俱乐部。我们先乘坐55路公共汽车到外滩，然后在延安东路换乘71路汽车，或者乘坐26路无轨电车都可以到达。到了文化俱乐部，一般我们没有其他活动，就是点菜吃饭，改善一下伙食。记得一张就餐券可以点一个菜，或者购买4只包子。俱乐部的菜肴烧得很好，据说都是大饭店的厨师来掌勺。“文俱”的冷饮相当出色，什么水果圣代、冰淇凌等都是现场加工出售，味道上佳。 我家在俱乐部有时会碰到一些熟人，如曾和上海体院的董承良家、复旦全增嘏家不期而遇。大人不时看到有一些电影演员出没，比如白杨、赵丹等，并告诉我。俱乐部节假日生意很好，服务员有时不得不请来客拼台用餐。记得有一次，我们家碰到漆琪生一家，在一桌拼台吃饭了。漆家原来住复旦庐山村7号，后来搬离。漆伯伯是著名经济学家，漆伯母黎堤维是中学教师，和我妈妈属于同行，互相也很熟悉。 我第一次看到温水游泳池是在文化俱乐部，该游泳池分浅水、深水区，池面是白色六角形直径约6厘米左右小瓷砖铺就，泳池边的走廊宽大，更衣室冲洗淋浴设备考究。游泳池天顶有一块块大的钢丝玻璃，采光很好。以后又去过几家温水游泳池，但都没有文化俱乐部的讲究。很可惜的是，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在此地修建花园饭店，虽然保留了主建筑，但是把后面的游泳池拆除，在它上面造了如今的花园饭店客房，真是可惜。东洋人在自己国家是做不出这种事情的，但在异国上海，大家为了商业利益，他们做成了。 茂名南路文化俱乐部的落弹房也有记忆。记得房间里摆放着几张球台，台子上方是长方形的大铁罩子，里面有灯光投射在球台上；墙壁上有记分牌，打球者可以根据进袋的分数左右拨动铜质的器械在应得的分数指标处落定。我对落弹很感兴趣，想试一试，价钱是每个钟头0.25元。结果得到的回答是：儿童不能玩耍。家长也说，台呢非常昂贵，戳坏了，赔不起的，也配不到。我只能罢手。 上世纪60年代初，政府拟将文化俱乐部所在地另作他用，请俱乐部另行择地。于是，文化俱乐部暂时搬到了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14楼。国际饭店上世纪由匈牙利人邬达克设计，上海陶馥记营造厂施工，1934年落成，它是中国人自行建造也是远东最高的建筑，这一记录历经50年才被上海宾馆打破。14楼原来经营的是西菜，与饭店2楼的丰泽园（栾学堂1943年在此开业，主营京菜）错位经营，“文俱”搬来后，对外停业，改做中餐。14楼又称摩天厅，呈长方形状，因为它的天花板装有马达，可以移动，故名。天气好的时候打开它，就成了露天舞台。它的名气与一对名人也有关系，1947年，飞虎队陈纳德与陈香梅订婚也在此地。 我对14楼印象最深的是两种点心，一是银丝卷，二是蝴蝶酥。银丝卷应该属于京帮点心，它看起来和馒头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里面却是的一条条面粉条，吃起来微带甜味，很有特色。蝴蝶酥则是西点，洋人叫耳朵饼，其实样子都有点像，吃起来又酥又脆，香甜可口，令人难忘。 文化俱乐部在国际饭店过渡时间不长，以后便搬到北京西路泰兴路现在的地方。该地过去叫丽都花园，是曾经上海最高档的娱乐场所之一，上海地产大王程谨轩的产业。它的围墙相当高，是砖砌的，外面涂抹了拉花水泥，围墙高处有西式花纹做装饰。记得它泰兴路对面是一家药厂，上面有很大的广告公司制作的“维他命”广告；北京西路上是上海第11女中。俱乐部由泰兴路进出，这是一个过街楼。走进去，左手边是露天游泳池，进入后便是礼堂或称舞厅，再进入可以看见西式喷泉，左边是体量较大的洋房。最里面，是位于东北角的露天舞池，这个舞池直径约30米，磨石子彩色水门汀，低于地面约30厘米，背景有一个高大的呈半圆形约七八米进深的舞台或称乐台，看上去十分气派。泰兴路“文俱”的丽都舞厅在过去是很有名气的，与百乐门、新仙林、仙乐斯列为上海滩的四大舞厅。据说，该跳舞厅是弹簧地板，我曾尝试过，感觉不出其中的奥妙。游泳池是露天的，也比茂名南路的小了不少。泰兴路上的文化俱乐部1966年夏季随着文革的爆发歇业，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才恢复。这时，出入的新会员增加了不少，活动也日渐增多。文娱演出、舞厅也恢复了，周末放映内部电影。当然限于会员参加。 到“文俱”的人一般穿戴整齐，待人彬彬有礼，大家在餐厅里说话说话轻声轻气，都比较绅士。不像现在有的高档场所、豪华酒店，尽管设施一流，与国外没什么两样，可是有些人素质却跟不上，会不顾别人的感受，叽叽喳喳、大声喧哗，给人的感受像是在集市，缺少“文俱”那种氛围。多年来，文明礼仪的滑坡值得反思。 我1984年1月12日结婚，地点就是在泰兴路“文俱”餐厅，56元一桌，请了5桌。菜肴很丰富，是本帮菜，有全鸡全鸭（葱油鸡、八宝鸭），另有水晶虾仁、松鼠黄鱼、走油蹄膀、蹄筋三鲜、塔菜冬笋、炒双菇等，味道不输高级饭店。当晚，复旦谈家桢伯伯亦在餐厅宴客，闻讯也前来祝贺。上世纪80年代末，家父请我们全家在“文俱”餐厅吃了最后一餐饭。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90年代初废除了粮票，“文俱”的优势不复存在，我也再没有去过“文俱”。 1987年，上海市政协从南京西路原万国体育会搬到“文俱”。上世纪90年代，对之进行房屋改造，其实是全部推倒重来。游泳池、舞厅、洋房全部夷为平地，改建成上海市政协大楼，过去的痕迹全无。听说，2楼保存了“文俱”餐厅，面向市民开放。 以后也听不到什么有关文化俱乐部的事情了，“文俱”一段历史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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