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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吴大澂和袁世凯一起从朝鲜经海上“内渡”到了山东后，吴大澂曾手书巨幅楹联赠袁世凯：“凡秀才，当以天下为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吾友适庐主人梁勤峰先生藏有此联，吾7月12日写有小文《雨中过适庐，观吴大澂书赠袁世凯巨幅楹联》，以志其事。 吴大澂、袁世凯二人分手后，袁世凯回河南老家项城省亲，吴大澂则从烟台乘轮船至天津，参加李鸿章主持的对日谈判，日方首席代表是伊藤博文。据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这一年，他为与日公务，一直频繁往返于京津两地，其中，仅仅于九、十月间回了趟老家苏州省亲。第二年，即光绪十二年（1886年），一开年，吴大澂就去了吉林珲春，主持与俄边境勘界谈判，一直忙乎到九月份，十月回京复命，十一月被朝廷新任命为广东巡抚。为赴新任，光绪皇帝特赏假二十天回籍省亲，吴大澂即于十二月初三日离京南下。 吴大澂夙有登山访古之好，曾自刻闲印一方：“曾览泰华空同祁连长白罗浮蓬莱员乔方壶之胜”。这次南归，途经山东，他特意去登泰山，访岱庙，还亲自手拓秦刻石。笔者有幸藏有吴大澂所拓此纸（见上图），原为民国汪大燮旧藏一轴，上有其收藏印：“汪大燮审定金石文字”。卷轴外包汪氏专制的深咖啡色书衣布套，布套一端白布上有汪氏小楷：“泰山刻石残字，吴愙斋手拓”。轴上有汪大燮题签：“泰山残石刻，光绪十二年吴愙斋手拓以赠廉生祭酒，昔文敏未开坊，故愙斋题称太史云”，并钤印：“汪大燮印”。 汪大燮所有这些说法，均来源于吴大澂在此自己手拓的泰山刻石残字上的篆书题记，这颇有史料价值，并可以补充其年谱。吴大澂题记曰：“光绪十二年嘉平月既望，登泰山，归至岱庙，访秦刻石残字，时已薄暮，手拓此纸，寄呈廉生太史鉴定，吴大澂”，并钤印：“愙斋”（见下图）。嘉平月，即农历十二月；既望之日，即农历十五日望日的下一日，即十六日。 关于此事，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中有记载：“十六日，行抵泰安，登泰山，谒碧霞元君祠，访秦九字刻石，及唐玄宗摩崖石刻。手书‘秦松’二大字，并临琅琊台秦刻十三行”。其中，唐玄宗摩崖石刻，即传为唐玄宗封禅泰山所书的唐纪泰山铭，位于泰山之巅大观峰。 随便提一下，顾廷龙先生《吴愙斋先生年谱》所述“十六日，行抵泰安，登泰山碧霞元君祠，访秦九字刻石，及唐宋元摩崖石刻。手书‘秦松’二大字，并临琅琊台秦刻十三行”，几乎于此没有二致，顾老也标明资料来源于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唯一的不同是顾老将“唐玄宗摩崖石刻”泛泛改写为“唐宋元摩崖石刻”，可能还是吴大澂原文妥帖。 离开山东地界后，据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二十八日，由瓜州渡江，登焦山小憩，进江阴口。除夕，到家”。从月初到除夕，吴大澂走了近一个月。 关于在岱庙所拓泰山残石赠王懿荣之事，顾廷龙先生的《吴愙斋先生年谱》也有记载：“望日，行抵泰安，翌日登岱顶，归至岱庙，于暮色苍茫中手拓秦石，寄呈一笑”。顾老注明此资料来源于吴大澂的尺牍。 手头恰有民国八年（1919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吴愙斋尺牍》，经查阅，很容易地就看到这封吴大澂写给王懿荣的信，全文如下： “廉生仁弟太史如手：去蜡望日，行抵泰安，翌晨登岱顶，归至岱庙，于暮色苍茫中手拓秦石，寄呈一笑。八字真鈢已由郭家归愙斋。知尊处所得朱墨拓皆西泉仿铸，精妙无比，伯元亦曾见之，其铜质一望而知矣。乞告郑盦师勿为刘估所绐。近得古玉鈢四，为赵谦士家旧物，少暇属伯元拓寄。今日抵香港，舟中率希敬颂台褀。如兄大澂顿首，二月初五日”（见下两图）。 在信中，吴大澂还与王懿荣谈及收藏古鈢的情况及将有关事宜相告潘祖荫云云。可见，吴大澂在岱庙所拓泰山刻石此纸是在翌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五日寄呈王懿荣的，地点在香港。 据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吴大澂的假期在翌年，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日期满。之后，他乘船二月初五日抵香港，“二月初六日抵粤，初九日接印”，正式接任广东巡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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