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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蒋惠岭（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 2015年10月2日，美国著名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司发布了关于美国最高法院支持率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调查表明，被调查人中有50%表示“不支持”美国最高法院当前的所作所为，45%表示“支持”，另有5%对此“不表态”。总体说来，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与近年情况相似，但反对率又创新高。 尽管最高法院的公众形象最近下滑了5个百分点，但这个差距依然在误差幅度之内。这表明，从统计学上来看，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形象的认识仍有相当大分歧（唯一的例外是2012年7月的调查结果）。在此之前，支持最高法院工作的民众基本上都超过半数，但也有两次例外：2008年6月调查的支持率为48%；2005年6月的支持率为42%。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特别说明。在2005年作民意调查时，正好赶上美国最高法院刚刚以五比四对“基罗案”（Susette Kelo）作出判决，而这一判决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在该案中，斯蒂文斯大法官撰写了判决书中的多数方意见。最高法院首先承认，政府无权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强迫公民或私人公司A将其土地产权转让给公民或私人公司B。但是，如果征用土地是为了日后“为公众使用”，那么征用私人土地产权的行为可以被接受，具体可参照铁路建设时期土地征用的例子。 因此，本案的关键在于判定政府出于经济发展项目的原因征用私人土地产权是否满足“公共目的性”。 奥康纳大法官则撰写了少数方意见，认为本案的判决标志着司法系统放弃了长久以来对政府的约束能力，对于公用（public use）和私用（private use）之间界限的模糊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这样下去，公民所拥有的私人土地产权会变得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政府剥夺。 2001年以来，民众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和反对率一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下图可以看出，2001年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为62%，反对率为29%，随后的支持率逐年下降，而反对率逐年上升。2009年分别反弹至61%和28%，但之后又进入一个胶着期，以致近三年以来出现反对率高于支持率的情况，今年的反对率则是历史上最低的一年。总体说来，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的认可度是下降的趋势。 调查表明，党派支持率的两极化状况有所缓解。今年7月，民主党对最高法院的支持率上升到76%的最高纪录，而共和党的支持率则创下18%的最低纪录。不难想象，这与最高法院不久前作出认可同性婚姻、支持医改方案的判决有密切关系。判决两个多月之后再作调查，这一重大分歧仍然存在，只是不再像7月份那样强烈。此时，共和党支持率为26%，民主党支持率为67%。调查表明，共和党的支持率从7月的最低纪录略有回升，而民主党的支持率比7月的纪录略有下降。在过去15年中，最高法院获得的政党方面的最高支持率和最低支持率都来自于共和党。 美国民众对最高法院所作所为各执一词、毁誉参半的评价倒也正常。今年的反对率达到新低，这与最高法院形象在过去15年中一直走低的趋势保持一致。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有所减弱，另一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最高法院这一“中间裁决者”的特殊角色。虽然立法机关也会对一些社会上存在重大分歧的价值作出立法决策，但这种决策毕竟是通过人人参与的民主机制作出的，即使是反对最终决策的民众，在规则面前也会有所克制。 而对法院而言，当社会上对已经由立法者确定的价值和规则出现重大分歧时，裁判者的风险则更是巨大。换句话说，法院参加的经常是一些激烈的“政策战”，总是被推到社会关注焦点问题的“风口浪尖”上。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判决，即使大法官们高度谨慎，最高法院都难以摆脱“服务于政治派别”和“政治偏向”的批评。所以，在民调过程中，所得数据很可能因为法院判决的内容和结果而发生变化。今年6月最高法院对同性婚姻案件作出裁判后，有一些议员和学者便提出要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期制度作出改革，如设定为18年任期，而不再搞无限期任职的终身制。 这次调查是盖洛普公司已持续多年的“年度政府治理调查”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基于9月9日-13日的电话访谈。访谈时随机选择1025个样本，被调查者均在18岁以上，分别生活在美国的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由于结果是基于全国成年人的全部样本，所以抽样误差为正负4个百分点，置信度为95%。所有已报告的抽样误差均包括评价时的计算设计错误。每一个调查均包括最低60%的手机受调查者和40%的座机受调查者，并包括本地区生活在不同时区的人。座机和手机号码完全是通过随机数码组合方式形成而获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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