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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私塾的教材及教授之法，各地大抵相同。钟毓龙先生1954年写过一本《说杭州》的小册子，里头介绍晚清民国之际的国学启蒙教育，说得尤为详细，略抄数段于下： “昔之初等所读之书，略有九种：一曰《百家姓》，一曰《千字文》，一曰《三字经》，一曰《千家诗》，一曰《神童诗》，一曰《诗品》，一曰《鉴略》，一曰《廿一史弹词》，一曰《龙文鞭影》。” “以上九种，皆用韵语者，譬如唱歌，便儿童记诵也。亦有略而不读者。或读其一二种，不须尽读。义塾之学生，年龄已长，读此等书之时期已过，无读之者。读此等书，多在五六龄初入学时。” “中学所读之书有四种：一曰《大学》，一曰《中庸》，一曰《论语》，一曰《孟子》。此四种皆为论政治、修身、交友、处世之书。以其文字之繁简，而分其次第如此。总称四子书，亦简称四书。凡欲应考者，必须精读。” “高等所读之书有十一种（十三经除去《论语》《孟子》二种）……各塾教授，除四子书外，往往仅读《诗》、《书》、《易》、《礼》、《左传》五种，名曰五经。其他六经，读者甚少，全读者尤少。”  今天，少儿私塾再次兴起（资料图 图源网络） “至于教授之法，则不求学生之能了解，而责其死读死记。经书词旨艰深，儿童年幼，即与之讲解，亦不能了了。故惟求其熟烂，以备他日之用而已。初读时，质钝者日授以二三行；聪明而年稍长者，则酌量增加。次日令其背诵。不能背诵则再读。又取前数日所已能背诵之书，令其复背，名曰‘背带书’。又取以前所能背之书，令其轮流酌背，名曰‘背理书’。年终，则取一年中所读者，悉数再背一遍，谓之‘背年书’。不能背则重读，务令能背诵无讹而后已。又或取其已读之书，择其一句，令其背诵上下文，名曰‘挑书’。此为唯一之教授法，均所以为他日应考之预备。盖考试时不能带书。题目所在，非烂熟不能知晓也。五经将次读毕，拟令其作文。然后与之讲解四子书，名曰‘开讲’。次日令其‘回讲’。若五经，则因初次考试时题目所不出，则从不讲。唯《左传》，或讲之。” 皖南私塾传统文化课程内容，不出钟毓龙先生所述之范围，亦是初等念蒙书，中等念《四书》，高等念《五经》。教授之法，亦以诵读为主，用传统读书调；学生到一定年龄，才开讲。敝人收有若干清民之际的蒙学及《四书》《五经》读本，凡《四书》《五经》读本，书衣多题“某某诵”，内文末叶多题“某月某日包清”。此可证清末私塾有包背书之传统。 余生也晚，未及赶上传统私塾教育。只是因为祖辈及师门的关系，对私塾教学略有了解。我个人感觉，传统私塾教学有两大好处：一是大量诵读经典；二是用吟诵法，尤能突出传统诗文在文体上的“美听”特征。此外，私塾先生多为乡村德高望重之人，对学生的人格熏陶亦有重要影响。皖南私塾，有很深的朱子学和桐城派烙印，义理考据辞章并重，在传道和授业两方面，对今日之教育，皆有借鉴意义。 （作者 檀作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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