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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中国文坛上是颇受臧否的大家，有人认为他“小处聪明，大处糊涂。”不过了解一下关系到他自身利害的几个事件，倒会觉得他真不糊涂。 兄弟失和是周作人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件。虽然，兄弟俩及周家上下对此一致的缄默。但从他们闲谈中无意透露的信息及周围人口中，我们仍可了解到，主要症结源自家庭的经济问题。鲁迅对周作人日本太太铺张奢侈的生活方式颇不满，时有规劝，引起她的不满，向周作人谗言，使兄弟离隙。周作人将绝交信交给鲁迅时，一头雾水的鲁迅曾想与他沟通，他却拒绝了。鲁迅马上明白他们兄弟的情分将就止结束，之前三弟周建人被迫南下上海已是先例。日后，鲁迅曾对许广平说，周作人的行为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周作人惧内求静，不顾兄弟友谊，兄弟失和后还将照顾母亲的责任基本全推给了鲁迅。鲁迅去世，母亲的生活又改由在他心目中只为妾的许广平承担。抗战初，他虽以北平有老母寡嫂需照顾为重要理由拒绝南下，生活费却仍由上海的孤儿寡母承担。直至两年后，许广平实在无力承担，写信给周作人“乞先生怜而计之。”他才对母亲说，他“自愿负担管理”母亲的“日常费用”，对曾托词要照顾的寡嫂仍无半点资助。 周作人人生中另一件关乎大是大非的事是他的附逆。“七七事变”后，郭沫若、胡适等一批文化界人士撰文写诗，茅盾、郁达夫等十八人甚至发表公开信，希望并敦促他南下。还有不少人多次当面提醒劝说。周作人虽答应考虑，却始终自囚于“苦雨斋”不移半步，只是发过几篇文字，请大家相信他留在北平会做苏武，断不会做李陵。以后又在诗中写道：“劈柴挑担亦随缘”，当时非常关心周作人安危的青年李健吾见诗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忧虑的说“大为不妙”，“认为周作人如有人拉他下水就随缘了”。对于自己的附逆，周作人喜欢引述《东山谈苑》中所载“倪云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的故事，表示对自己附逆之事不辩解的态度，认为“一说便俗”。其实，说与不说并不重要，关键在心中所想，何况他以后并未少辩解。不过他辩的方式常常很巧妙很老道很平静，看去似辩非辩的样子，也颇迷惑人。他曾辩说：“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不可否认，对于附逆，周作人的内心也挣扎，自然表现在行为上也很矛盾。即会暗中帮助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成员，也会穿上军服检阅“童子军”；即对侵略者消极推委，也会在《先母事略》中对自己出任伪职颇显得意“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主席。” 破门事件和对傅斯年的讥骂，则再次表明周作人的不糊涂。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得意门生之一，只因做了几件引起周作人猜测，并认为对自己有伤害的事，便勃然大怒。发表公开声明，将沈启无毫不留情地逐出师门。对傅斯年的讥骂缘于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向傅斯年求助被拒，傅斯年还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多次斥责他的附逆行为。又使周作人大不满，在日记和诗文中多次讥讽傅斯年为驴。即使在傅斯年去世后，还多次撰文诋毁傅斯年。 周作人是深谙传统文化的文人，传统文人的道德观，他是明了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凡事喜欢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每有触及到他自身利益的事，不论事大事小，他的态度却常令人错愕。可能乱世之中，他又博览群书，接触了纷杂的思想，并不觉游移于其间难于取舍，思想也就复杂而暧昧了，他颇认可“天下无真是非”的观点。当然，要评论周作人真的很难。应该承认在精神上他一直追求独立，可惜一回到现实，便缺乏了坚持和宽容的勇气。其实，周氏兄弟都看透了这个世界和人性，但鲁迅取的是“我以我血祭轩辕”的态度，要尽自己一分力量去改变世界；周作人则近于“听天由命”，在重要的事情上，总是等事到临头才取于已有利的方面去应付。但他有一点从不含糊，便是一沾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不管他如何直接，如何婉转，自己的目的都是非常清楚的，自己的利益也是会尽最大可能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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