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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不是说他滞留北平是受北大委托代管校产吗？抗战胜利后，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明确表示：北大并没有要周作人下水后再照料北大产业；自1939年1月始，北大终止每月给他五十元的薪酬，就是证明。抗战胜利后，流亡到大后方的各个大学陆续复原返校，傅斯年准备自重庆返回北平就任北大代校长时，临行前曾向记者公开发表过一次谈话，他说：“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已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系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予以收容。”傅斯年的这个谈话，明确指出了伪北大师生的去留与出路问题，也意味着给知堂定了性，将汉奸的帽子实实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对此，知堂十分反感，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引自王锡荣《周作人生平疑案》）即便到了晚年，对此，他仍然不能释怀，在《知堂回想录》之一八二中还顺带写道：“丙戌（一九四六）六月所做的一首《骑驴》的诗，乃是送给傅斯年的。”这已是近乎无赖式的咒骂了，哪里还有半点冲淡平易的学者风范。 把他们的不同意见通俗地表白出来，是这样： 周作人的意思是，中国人向来有一种思想，就是老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起码的生活条件，就不至于闹乱子，你若连这个也不给他，就会出乱子。 片冈铁兵的不满是，现在“大东亚战争”那么激烈，中国人理当为此作出牺牲，你现在鼓吹什么首先要有饭吃，有衣穿之类生存哲学，对“大东亚战争”好像旁观者一样，这不是保守、反动吗？ 周作人对法官辩称，我这文章是跟鼓吹“大东亚战争”的新民会唱对台戏的，敌人因此反对我，正说明我是反日、反侵略的。 法官的驳斥是说，你本身就跟敌人站在同一战壕里，做的是吃里扒外的事，你的这种论调，就算不说你是给敌人出摆平中国人的馊主意，充其量也只是代表汉奸政府的意见，哪里能够因为片冈铁兵反对你的说法，你就整个成了抗日的呢？ 所以，南京最高法院对于知堂的辩解最终没有采信，说不能因为有日本人的反对而改变其沦为汉奸的事实与性质，这是量刑适当的公正的判决。当代学者林辰、钱理群、张铁荣、李景彬、陈福康、倪墨炎等人一致认为，结合知堂当时全部的言论来看，他写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向其日本主子“献策”，并不是想捣乱，更不是想造反；他和片冈铁兵的冲突，实质上就是一向喜欢标举独特性以显示其深刻的“叛逆习性”的知堂，非但没有被患有战争狂的主子所理解，反而曲解为想捣乱，对主子不忠，故而往他这个忠仆的嘴里塞了一嘴粪，其下场就如同《红楼梦》中站在石狮子前骂人的焦大，虽然受了屈辱，到底改变不了作为忠仆与奴才的身份。此言甚有道理。 郑振铎先生曾经说过：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就是周作人的附逆。事实上，早在1936年10月13日，顾颉刚、冯友兰先生等联合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百余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后，远在上海的病中的鲁迅看到宣言中没有知堂的签名，心里就有了一丝隐忧，嘱咐三弟周建人转告知堂：“遇到此等重大题目，也不能过于退后。”并希望他离开北平南下。日军攻占北平前后，胡适、郭沫若、茅盾、郁达夫、郑振铎等一大批教授学者，多次去信去电，也一再劝说知堂离平南下。1938年8月，叶公超先生肩负北大嘱托，利用到北平接家眷的机会，又多次到八道湾十一号知堂家中，与他分析战争局势，转达故旧渴盼相逢之情，劝他脱离日人羁绊，迅速南下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然而，知堂心意已决，任你苦口婆心，他自岿然不动，铁了心的要留在北平，于是，附逆落水，沦为汉奸，也是其必然的结局了。 在我的师辈中，任访秋先生是永远难以忘怀的一位。我四十年前在古都汴京就读大学中文系时，任先生是中文系主任并执教“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专题课程，他博学多识，文质彬彬，待人和蔼，诲人不倦，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任先生于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院，读书期间曾多次到知堂家中借阅书籍，请教学问，耳提面命，受益良多，撰写毕业论文“袁中郎研究”的过程中，曾得到过知堂的指导与审定；待其论文答辩时，由胡适、知堂、罗常培、陈寅恪、吴宓等五位教授组成了答辩委员会，因其研究深入，富有见地，材料详实，论证充分，文辞典雅优美，获得全票通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师承关系，他在课堂上讲到知堂的为人与为文时，才信实有征，合理入情。任先生曾向我们详细地介绍过他第一次到八道湾十一号拜访知堂时的情况，说当时为了研究明代文学，曾向知堂借阅明刻的线装书《游居柿录》，到了知堂院中，见大门里有一棵几丈高的白杨，微风一吹，哗哗作响，再进去就是书房兼会客室的苦雨斋，横幅的斋名出自沈尹默先生的手笔；知堂待人亲切，态度和蔼而平易，语言清晰而缓慢，在他面前绝没有局促不安的感觉。 任访秋先生说，知堂之所以晚节不保，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家庭关系。知堂家里人口较多，平时过惯了比较宽裕和安定的生活，一旦要逃难至南方，总觉得不能适应；尤其是夫人羽太信子本是日本女子，不免要扯他的后腿。二是在知堂的思想中存在着民族失败主义。认为蒋介石政府已经腐败透顶，自非日本的对手，同时他也看不到且不相信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抗日力量，认为亡国不可避免，这是他附逆的根本原因。三是在知堂内心中存在着“叛徒”与“隐士”两个方面，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风起云涌的时代召唤和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砥砺引领，他确实是以一位“叛徒”兼“战士”的形象而出现在文坛上的；到了三十年代，生活趋于安逸，思想逐渐颓唐，以未穿袈裟的老僧自居，便逐渐沦为时代的“隐士”了。从他给散文集的命名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从《谈虎集》到《谈龙集》，后来就是《看云集》，内容上也从批判黑暗现实转而为“草木虫鱼”了。 任访秋先生还说：对于知堂老人的评价，还须实事求是，五四时期他参加新文化运动的功绩不容抹煞，至于他平生以其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生活体验写出的具有冲淡闲适风格的诸多小品文，在文学史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在文艺思想上，他倡导的“人的文学”的创作道路，确实影响了一代青年。令人痛惜的是他晚节不保，帮扶日人，沦为汉奸，不能不说是其一生中最为惨痛的悲剧。后来，任先生把此次讲座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发表，题目就是《忆知堂老人》，后被收入到孙郁、黄乔生主编的“回望周作人”文丛《知堂先生》一书中，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印行。任访秋先生是知堂的嫡传弟子，平生功业均在读书治学、教书育人方面，卓然大家，享誉四海。从他的专题讲座中，能够深切地体会到，他尊其师，敬其师，但也不隐恶，不虚美，知人论世，公允客观，可谓谠言。 王锡荣先生在其著作《周作人生平疑案》中，曾引述有1946年7月20日《中央日报》记者选舞先生采写的一篇通讯，描述7月19日知堂首次出庭受审时的状况，道：“前凸的额上，浅浅的铺上一层花白头发，再加上白绸衫裤，圆口鞋，白摺扇一类的装饰，在我眼前登时浮起了这么一个三家村老学究的姿态，唯一不调和的是他的一副金丝眼镜。”描绘得生动极了，也精彩极了，今日读来仍然觉得形象可掬，如在目前。 在知堂现存的照片中，有一幅显得非常特殊。这幅照片摄于1942年12月8日，当时知堂以伪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副统监的身份，出席了在北平东单练兵场举行的结团仪式，那一天知堂竟然身穿日本的军服站在了主席台上。王锡荣先生在其著作《周作人生平疑案》中收录有这幅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照片已显得漶漫不清了，实在辨认不出身着日本军服的知堂的嘴脸。不妨设想一下：低矮而略显发福的身材，嘴唇上部留有一撮引人注目的浓而黑的短髭，圆圆的胖脸上再佩戴上一副金丝眼镜，身着黄呢子军装，往主席台上一站，满脸的书卷气顿时一扫而光，呈现出来的该是冷峻的或高深莫测的神情，确实有着一些“大日本皇军”的气魄和威风呢。将近八十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往事已矣，无情的岁月不仅漶漫了照片，而且也迟滞了人们的思维，或许今天的人们发挥多么超强的想象力，也模拟不出当时知堂的心思了。 —————————————————————— 这是“HN野菠萝”推送的第16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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