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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福柯的这本《知识考古学》，是对我的思想和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没有之一），它彻底改变了我19岁以后的思维方式，也是支撑我投资思索的最核心思想来源，它绝对可以进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之列。至今我还记得1998年在书店遇见这本书的心情，那时候我刚刚进入大学，逛书店时无意间翻到了这本《知识考古学》，立刻被书中的思维方式征服，从那之后，我对“知识”的观念，学习和看待“知识”的眼光彻底变了。
《知识考古学》是对传统方法论的批判，这个批判非常艰辛，所以福柯从词语、话语、陈述、档案、文献的语义逐层叙述中，在进行批判和重构的思想过程，似乎是在一个迷宫中摸索前进。我在阅读的时候，常常会担心他的批判叙述和重构意图，目前是否已陷入困境，有时候好像他下一步就要走进没有出路的死胡同里了。但是，每一次福柯都摸索着重新走了出来，继续他的批判和重构，本书的意义，就在于他一路对传统“思想史”方法论摸索着的批判。
传统上对知识、对思想的研究方法，使用的是“历史学”方式的，注重通过对过去的分析，寻找它们背后的涵义、意义、寓意等等，然后重构过去的历史、知识史和思想史，而人们重构的方式带有极强的目的，大量使用连续、线性、归纳、综合，同时扼杀掉所有的矛盾、不确定性、个性化、特例等等。因此，这种传统方法在认识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知识和思想的扭曲和割裂，而这种方法占据了当下所有人们的意识和思想。
福柯提出的“考古学”方法，拒绝在对知识、对思想的研究中使用历史方法，而是将它们还原到话语本身，还原到话语形成的环境，并且只是还原，不试图去寻找它们背后的寓意，不寻找它们的作者的想法，它所关注的只是话语本身。因此，知识的考古学方法，不进行总结和归纳，不摈弃矛盾和个性，相反，它还原话语本身的一切东西，它只是去还原，不去思考和评价。但正是在这种还原的过程中，在我们将知识和思想回到话语的过程中，我们重新得以认识到了知识和思想，重新回到了丰富的、复杂的、不确定的、矛盾的、零乱的、扩散的知识和思想。
1、从“历史学”到“考古学”的认识方法
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P1）
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
简而言之，就其传统形式而言，历史从事于“记录”过去的重大遗迹，把它们转变为文献，并使这些印迹说话，而这些印迹本身常常是吐露不出任何东西的，或者它们无声地讲述着与它们所讲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曾经有段时期，考古学作为一门探究无声的古迹、无生气的印迹、无前后关联之物和过去遗留之物的学科，与历史十分相似，它只是重建某一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我们可以这样说，不妨作一个文字游戏，历史而今趋向于考古学——对历史重大遗迹作本质的描述。
由此产生了一些后果。首先是我们已经指出过的表层效果：在观念史中的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所说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不过，在观念史、思想史和科学史中，同样的变化却引起了相反的结果：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序列，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序列的个体化，这些序列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错，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
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险要位置。……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
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而一种与前者截然不同的，我们或许可以称为总体历史的东西已初步形成。……总体历史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样的关系形式可以在这些不同的序列之间得到合乎情理的描述；这些序列能形成什么样的垂直系统；这些序列之间的关联和支配关系是怎样的；差距，不同的时间性和多种记忆暂留可能产生什么后果；在哪些不同的整体中，一些成分会同时出现。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还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中的序列”，——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有可能被建立起来。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相反地，总体历史展开的却是某一扩散的空间。
最后谈谈第四个后果：新历史面临着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其中，无意有一些在新历史出现的很早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今这一类问题却成为新历史的标志。……
所有这些问题在今天都是属于历史方法论范畴。这个范畴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人们看到它在何种程度上摆脱了前不久构成历史哲学的东西，和历史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如：关于变化的合理性和目的论，关于历史知识的相对性，关于在过去的情形中和在现在的未完成的整体性中发现和构造某种意义的可能性）。其次因为它在它的某些点上重新分割已在其他领域发现的问题——如在语言学、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分析、神话等领域中。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完全可以赋予这些问题以机构主义这个所略词。（P6-11）
（曾星智思索：当历史学的方法变成了不是还原文献，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的时候，其方法论就越过了界限，成为了人为的、主观的知识史和思想史。于是，到了“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的时候，历史就已经不是原来的历史，不是这些知识、思想最初诞生时的原本面目。我认为，当我们意识到这种“历史学”方法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我们开始试着回到“考古学”的方法，也即不试图去归纳、不试图去综合，而是“还原”，还原到这些知识、思想诞生时的环境，接受它们的不同序列、个体化、非线性、不连续性、非全面性等等。只有运用了这样的方法之后，我们人类过去的知识和思想才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线性的、决定的空间，而变为了一个开放的、扩散的、动态的空间。——这就是我深深为本书的思想折服的原因，因为身处的社会环境，我们身受了根深蒂固的历史学方法教育，当我们的思想继续前进的时候，它成为了前行路上最大的障碍；而认识到这个方法的缺陷，并找到一种新的认识和思维方式，是我们非常迫切的任务。我很高兴在我19岁的时候就读到了这本书，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至今，它使我能较早的努力摆脱传统认识方法，逐渐用考古式的方法，去还原历史、社会和投资中的各种知识与思想，它是我思考投资和社会的最根本方法基础。）
对此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如果说思想史能作为不间断的连续性的场所的话，如果它不断地把任何分析不用抽象的方法就无法拆散的连贯结合起来的话，如果说环绕着人类所说的和所做的它归纳出一些晦涩难懂的综合——而这些综合由超前于人类的所说和所做——为它做好准备，并将它无限地引向它的未来的话，——那么思想史对意识的主宰来说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P13）
（曾星智思索：传统方法对思想史的构建，使用的是不间断的连续、抽象的连贯、归纳的综合，从而得出引向未来的结论，这些方法都成为了“意识的主宰”的帮凶。而当某种意识获得了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统治之后，也同样会强化这些传统方法，以坚固其统治性。由此可见，思想史或者说知识史方法上的区别，直接造成了社会和人类前进还是后退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警惕、怀疑、否弃那些连续、连贯、归纳、综合的所谓真理的认识过程，以“考古”的方式回到原本的间断、不连续、被归纳忽略的零散、被综合阉割的事实，也即回到丰富和复杂。被传统认识方式禁锢住思想的社会人，将会失去自己的思想成为“意识主宰”者的顺民；而被传统认识方式禁锢住思想的投资者，将会失去对市场真实的不确定和复杂性的正确认识，或者陷入预测思维的陷阱或者掉入所谓阴谋的迷局。）
因此，每当人们在历史分析中——特别是当分析涉及思想、观念或者知识时——看到非常明显地使用不连续性和差异这类范畴，界限、决裂和转换这类概念，以及序列与界限这类描述时，人们就会抱怨历史被谋杀了。人们就会谴责说这是对历史的永不失效的权利和整个历史性基础的冒犯。但是不应被此所蒙骗：因为他们最痛心的，不是历史的消失，而是这种历史形式的被抹杀，因为这种历史的形式曾经神秘地，然而却是全部地参照于主体的综合活动。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个变化，即它本应为意识的主宰提供比神话、亲属序列、语言、性欲或欲望更为可靠，更为隐蔽的避难所；人们痛心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可以通过计划恢复意义的研究或者复活整体化的运动，物质决定论的手法，实践的规则，无意识系统，严格的却未经思考的关系，脱离亲身经验的对应关系；人们痛心的是对历史的意识形态的使用，因为人们试图通过它恢复人类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失去的一切。（P15）
（曾星智思索：然而历史的事实却正是“不连续性和差异”、是“界限、决裂和转换”、是“序列与界限”，在各个领域这些认识方法之所以被抹杀了，是因为它们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还原这些分析方法，不仅是摆脱掉这些抹杀，更是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通过不连续性、差异和界限、决策、转换等的观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知识、思想的细节，并在这些被还原后的细节中自己去感受、去体验，最后形成自己的认识，而这个认识不需要被任何的利益集团所绑架，不需要去达成任何的目的，我们只是一个思想者，只做一个自由的思想者。有趣的是，我发现当这些分析方法受到空间与时间所限，无法在社会及生活中运用时，却能够在投资上有效的使用，因为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在金融市场上远比我们在社会环境中更加自由。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的这些方法和思想无法得到主流的认同，无法通过知识和学术获得相应的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思想在金融市场上去获得财富，再通过财富获得这些思想本身不能直接获得的地位和自由。）
2、标记着话语某些层次、确定着某些规则
在序列的可见外表的背后，可料想到混乱的丰富的不确定性；而在话语的狭窄的表层的下面，是部分沉静的整块变化。即：某种不属于序列秩序的“前序列”，某个属于本质沉默的“前话语”。话语和序列只产生——一致地——在这一巨大的储存顶端。不过，这里所分析的，当然不是话语的终极状态；而是使序列最后的形式成为可能的序列；是前终极状态的规律性。与这个前终极状态相比，最终的状态远不能构成序列的诞生地，它更多的是由自身的变种所确定的。在这个完成的序列的后面形成的分析所发现的，不是沸腾的生活本身，不是尚为捕捉到的生活，而是分类的巨大厚度、多种关系的紧缩整体。此外，这些关系虽然不是本文的网络本身，它们在本质上并非同话语无关。我们完全可称它们为“前话语”，但只是在承认这个前话语仍是话语的条件下，就是说，它们并不细述某种思维、或者某种意识、或者表达的整体，——也许从来不是完全必要地记述在话语中——但是它们标记着话语某些层次，确定着某些规则；话语，作为特殊的实践，又将这些规则现时化。因此，我们并不设法从本文进入思维、从闲聊转而沉默、由表及里、从空间扩散到瞬间的纯粹默想，从表面的多样性到深层的同一。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P82-83）
（曾星智思索：在“话语”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储存”，在作为文本的“话语”背后同样有重要的“前话语”，而且这个“前话语”实际上又是“话语”的一部分。也即是说，当我们认识一个知识、一个思想的时候，这些知识和思想表面的“话语”，只是这些知识和思想的一个部分，在它之下形成、诞生、构建它们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话语”含义或者基础，或者说是“一个巨大的储存”。因此，我们在认识和研究话语、知识和思想的时候，不是简单的对这些作为文本的话语、知识和思想进行解析和理解，而是先还原它们的“前话语”，找到它们形成、诞生的初始状态和基础环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形成对这个话语、知识和思想正确的认识。而传统的方法则是对环境的割裂，是以今人观点臧否过去，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去书写历史、归纳知识、综合思想，而是要先把这些话语、知识和思想，用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到它们形成、诞生的环境中去。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先真正的、原本的认识它们，而不是忙着去运用、去利用它们；只有放弃传统和流行的利用知识、利用思想的趋势，我们才能够重新回到知识和思想本身，回到我们人类思想进步的一个个阶梯，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找回我们前进的步伐，否则我们将会被某些意识和观念长期主宰。）
3、考古学：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
文献的分析包含一个特惠的区域：这个区域既接近我们，又区别于我们的现时性，是时间的边缘围绕着我们的现时，凌驾在我们的现时之上并且在它的相异性中指明它；这是在我们之外限定我们的东西。档案的描述是在刚停止成为我们自己的话语的基础上展开它的可能性（和控制它的可能性）：它存在的界限是由把我们同那些我们不再可能说的东西和将我们同我们话语实践之外的东西隔开的那断裂建立起来的；它始于我们自己语言的外形；它的地点是我们的话语实践的差距，在这意义上，它对我们的判断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不是因为它使我们得以描绘我们的明显特征和预先勾勒我们未来的形象。而是，它把我们从我们的连续性中分离出来；它消除这种时间上的同一性，在这种时间上的同一性中，我们喜欢自我观察以避免历史的断裂；它中断先验的目的论的连续过程；正是在人类学思维研究人的存在或者人的主观性的领域里它使物和外形显露出来。（P146）
档案的这种从未完结的，从未被完整地获得的发现形成了属于话语的形成的描述，实证性的分析，陈述范围测定的总的范围，因此，词的权利——它并不与语义学家的权利吻合——准予所有这些研究以考古学的名称。这个词并不促使人们去寻找起始；也不把分析同挖掘或者地质探测相联系。它确指一种在已说出的东西存在的层次上探究描述的一般主题，即：实施于它的陈述功能的层次，它隶属的话语的形成层次和档案的一般系统的层次。考古学把话语作为档案成分中特殊的实践进行描述。（P147）
（曾星智思索：考古学的具体探究方法，是还原知识和思想多个空间的叙述层次，从词语、话语、陈述、文献、档案等不同的层次还原知识和思想形成的过程与环境，正是在对这些层次的细节还原中，知识和思想的原本面目展现了出来。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知识或一种思想时，对它的认识和研究方法，就可以采用考古学的还原方式，看看这些知识和思想产生于什么样的环境？它原始的完整话语是什么？它陈述的对象和适用范围是什么？形成这个观念的基础储存是什么？等等。在这个考古和还原的过程中，我们得以认识到了一个知识、一种思想的本来面目，从而能够更清晰、更准确的看待它们，或者借用它于现在的思考，或者警惕于它可能的影响。）
4、考古学要确定的是话语本身，它拒绝寓意
一方面，思想史讲述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它不讲述科学的历史，而是讲述那些不完整的、不严格的知识的历史，这些知识历经坎坷却从未能够达到科学性的形式（炼金术的历史而不是化学史，动物智能史和颅相学史而不是生理学史，原子主题史而不是物理学史）。讲述这些萦绕文学、艺术、科学、法律、伦理直至人的日常生活等领域中的影子哲学的历史；讲述数百年的主题史，这些主题从未在某种严格的和个体的序列中得到提炼凝聚，但它们却构成了那些不作哲学思考的人们的自发哲学。讲述的不是文学史，而是小道传闻史，街头作品史，由于它消失极快，所以从未取得作品的头衔，或是马上失去了这种头衔：例如，次文学的、年鉴的、杂志和报刊的、瞬间的成功和不入流作者的分析。……
但是，另一方面，思想史的任务是要贯通那些现存的学科，研究和重新阐述它们。那么与其说它构成一个边缘的领域，不如说它构成一种分析的方式，一种透视法。……因此，思想史已成为研究相互影响的学科，成为对同心圆的描述，这些同心圆把作品圈在中央，突出它们，把它们连结起来，并把它们插入所有并非它们的范围中去。
……思想史是对暗中的但是、遥远的关联、在表面变化之下滞留的持久性，借助于无数盲目的同谋的缓慢形成的分析，是对这些渐渐地衔接起来又突然凝聚在作品顶端上的全部的形态的分析。起源、连续性、总体化，这就是思想史的重要主题，也正是由于这些主题，它才同某种现在看来是传统的历史分析形式重新连结起来。……不过，考古学的描述却恰恰是对思想史的摈弃，对它的假设和程序的有系统的拒绝，它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P150-152）
一、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维、描述、形象、主题，萦绕在话语中的暗藏或明露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它探讨话语，但不是把它们看作为资料，看作为它的符号，看作为那些本该是透明的成分，但却总要穿过这种成分的讨厌的不透明性才能最终在这种被保留下来的不透明性中找到本质的深度；考古学在话语本身的体积中针对作为建树的话语。它不是一门阐述性学科，因为它不寻找隐藏得更巧妙的“另一种话语”。它拒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
二、考古学不试图发现连续的和不知不觉的过渡，这个过渡缓和地把话语同它前面的、周围的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它不注意话语从它们原来不是的东西变成它们所是的东西的时机；也不关注话语由于松开了它们形态的稳固性而要渐渐地丧失它们的同一性的时机。相反，考古学的问题是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指出话语所发挥的规则作用在哪些方面对于其他话语是不可缺少的；沿着话语的外部的边缘追踪话语以便更清楚地确定它们。考古学不想缓慢地从观念的模糊领域走向序列的特殊性或科学的最终的稳定性；它不是一部“光荣经”，而是对话语方式作出差异分析。
三、考古学根本没有被排在作品的主宰形态地位上；它不试图捕捉这一形态从无名的地位中脱颖而出的时机，考古学不是要寻找个体和社会相互倒置的奥秘之处，它既不是心理学，也不是社会学，更不是一般所说的创造的人类学。作品对考古学来说不是一个适当的分割，即便是作品被重新移到它的整体的语境或者支撑它的因果性的网络中也罢。考古学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而这些话语时间横贯个体的作品，甚至有时却也只支配它们的某一部分。创作主体这层次，作为一部作品的存在的理由和它的一致性的原则，对考古学来说是不相干的。
四、最后，考古学不试图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的一瞬间的所思、所愿、所求、所感受、所欲的东西；它并不自己去搜集这个瞬间即逝的核心，在这种核心中，作者和作品互换同一性，在这种核心中思维在尚未蜕变的同一形式中与其本身十分接近，语言在话语的空间和连续的扩散中还未展开。换句话说，它并不设法通过在已说出东西的同一性本身中重新找回这些东西的方法来重复它们。考古学不会自行消失在阅读的模棱两可的朴实性中，这种阅读让遥远的、微弱的、几乎看不见的一缕光明从其渊源返回。考古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再创作：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调节转换。这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本身的回归；这是对某一话语——对象的系统描述。（P152-154）
（曾星智思索：考古学的方法不是要试图重构、或者阐述什么，而只是研究和还原话语本身，它不寻找隐藏的涵义，它拒不承认“寓意”，也不试图去猜测话语作者的所思所想。在这里，我们看到考古学的方法彻底放弃了历史的、归纳的、经验的、综合的等方法，代之以一个仅仅是回到话语本身，不做任何的所谓的阐述。以文学为例，也就是完全否弃掉所有的文学评论，只是将文学回到文学，将作品回到作品本身，不试图去阐述其内在的涵义和寓意。这是我们当下的知识界和思想界最缺乏的方法，因为人们带有太多寻找寓意、涵义、主题、原因等等的目的去看待知识和思想了。对于金融市场的投资来说，对各种投资理念和方法，用考古学的方法就是不试图去学习或批判它们，而是将它们还原，回到每个方法本身，并且把每个已经还原的方法当作我们众多的投资思维的其中一种，而不作任何高低好坏之评价。同样，对于各门学科、各个流派的知识及思想，我们用考古学的方法，也可以是不以当下观点的臧否好恶，而是将它们还原到话语本身，并且把这些已经还原的话语，作为我们认识和思考世界的其中一种方式。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以考古学方法为出发点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投资体系，它很接近于埃德加.莫兰所说“新的范式”，也很接近查理.芒格所说的“格栅理论”，它的实质就是将各种知识和思想回到话语本身，然后将它们分别放进我们的思维体系中，变成我们认识、分析、观察这个世界的一些方式。）
5、考古学关于“矛盾”和“差别”
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的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无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方面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为原因。（P168）
（曾星智思索：因此，传统方法需要想方设法克服的“矛盾”，成为了考古学方法接受的一部分，它不试图去克服、去遮掩，它只是还原，如果话语、知识和思想本身是矛盾的，那么，它就描述这些矛盾。同样，对于金融市场来说，如果市场中的各种力量是矛盾的，未来是不确定的，走势是不可预测的，那么，对金融市场的考古学方法的研究，就不是试图去解决这些矛盾和不确定性，而只是还原和叙述它们。因此，正确的认识方法，就是接受话语本身的矛盾；正确的投资思想，就是接受市场本身的矛盾。）
考古学分析把矛盾作为描述的对象时，它不试图在矛盾中发现共同的形式或者主题，而是试图确定它们间离的尺度和形式。同把矛盾融于整体形态的半暗的统一中，或者要把矛盾转变为释义或者解说的普遍的、抽象的和一致性的原则的思想史相比，考古学描述各种有争议的空间。（P169）
它是关于话语的话语。但是，它并不想在话语中寻找隐藏着的规律，被掩盖着的、它揭示即可的起源；它也不想依靠自己和在自身的基础上建立普遍理论，而那些话语可能是这一理论的具体模式。问题是要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惟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这样一种话语不起如下的作用：消除以往，在已说出的东西的最深层，在它们沉默的地方，发现它们生成的时间（不管是它们的经验创造，或产生它们的先验行为）；它并不试图使自己成为起源的追忆或者真理的回想。恰恰相反，它要制造差别，即把差别作为对象来构建，分析这些差别和确定它们的概念。（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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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考古学》：米歇尔.福柯对方法论的探究
L'Archeologie du Savoir
[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69年初版于法国
三联书店
2007年4月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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