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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知识考古学》的内容构架 “知识考古学”的涵义与福柯写作的初衷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继他的《疯狂史》、《临床医学的诞生》和《词与物》之后发表的一部纯理论著作，是对前三本书的理论方法的归纳。它一面世，就在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深刻的反思。结构主义者、反传统的年轻学者对《知识考古学》热烈赞扬，说它摧毁了可以说出世界、生命、伦理、上帝和历史等等哲学可以描述其本质的东西，是“历史反思的丧钟”，是对“旧观念历史传统的颠覆”，取而代之的是考古学“对往日细致的阅读”，并把历史和语言学联系起来。但是，注重“介入”，注重政治活动的阿尔杜塞学派对知识考古学持尖锐的批评态度。比如，萨特批评福柯带给人们的是一个“大杂烩”，是一种“怀疑的综合”，为的是指出“历史反思是不可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资产阶级可能用于反对马克思的最后一道屏障”。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以萨伏瓦赫所指的那种包含了“能力”的知识为例，说明如何用考古学进行研究。具体地说，这本书考古的对象是“话语实践”(Language practice)。所以，有人说它是“研究话语方法的新话语”。至于为什么把这本书叫“知识考古学”，1969年，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出版时是这样回答的，“我想找一个不完全是历史的又不完全是认识论的分析形式，那就是一种科学结构的内在分析。我把这另外的东西就叫做考古学。我希望这个词所要说的就是对档案的描述，通过档案我希望得到实际发出声音的话语的总体。这个总体不仅仅被视为在历史的清洗中被悬置的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总体，还是延续运转，通过历史改变，提供其它话语显现的可能性的总体。”
但是，“考古学”这个词福柯使用得有点牵强。因为它涵盖的两个主题不完全是他的。首先，档案这个词有‘开始’的主题，但福柯并不想在原始意义的根源上来研究这个开始，比如，他并不探寻整个西方数学由之形成的最初的那个时刻，也不是要追溯欧几里德或毕达哥拉斯，福柯追求的是永远的相对的开始，更多的是建构或变化，而不是基础建筑。因此，他的“考古学”不是考古学最初的那个意义。此外，考古学包涵的“挖掘”的意思福柯也不喜欢。他说，“我感兴趣的不是隐密，不是比人的意识更沉默、更深刻的东西。相反，我要规定的是话语表面的各种关系。我希求的是在物的表面过多而不可见的东西成为可见的，我不愿在话语下面追寻什么是人的思想，而是试图在话语的明显存在中，把话语把握为一些服从规律的实践，即服从形成、存在、共存和功能体系的规律，我要描述的是在其稳定的，几乎在物质性中的实践。”这段话表明，福柯想用知识考古学达到描述话语实践的目的，知识考古学是以知识为对象的分析。
福柯写作《知识考古学》的初衷，是回答他的《词与物》出版后引起的批评和误解。《知识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介于语言形式化技术(符号学)和哲学解释（解释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也可以说是结构主义理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的道路。福柯由此展开他的话语实践理论的阐述：作为考古学统一基础的陈述是外在作为规则体系的语言和实践。对福柯来说，考古学不完全是一种理论，也不完全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作为对对象的批示的某种东西。所以，在他进行科学史的研究时，他认为他找到的特殊性是被研究的物质性本身，而不是他的观点的特殊性。不过，在《词与物》中，他明白了独立于传统科学史之外的另一种方法，那就是观察科学固有的存在而不是其内容。这使他看到，在象西方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中，科学实践有一种历史的浮现，包括着一种存在和历史的发展，并沿循着多种变化的线，直到最后某一点上完全独立于内容。所以，应该抛弃科学的内容和形式组织的问题，而寻求科学据以存在或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社会中据以开始存在并承担某些功能的理由。总之，需要规定、分析为让科学话语存在和在社会中运转所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层面。因此，考古学是介于两者之间的。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表达的思想倾向
《知识考古学》中有一个词“人类学中心思想”，（刘北城先生把它译为“人类中心论”）。福柯所反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里的“人类中心论”观念，即“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意愿，按自己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能力来发展历史、解释历史。”因此，他反对历史是连续的。《知识考古学》就是要颠覆“人类中心论”的历史观。为此他用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知识、历史，这个视角就是话语。在他看来，人们在讨论知识和主体这类问题时，由于受到“人类中心论”的传统影响，看不到结构语言学之后，即语言学转向以后，语言活动在知识形成、发展上的作用。他提出话语理论一定要与“人类中心论”相关联，否则话语理论就被抽象出来了，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使用的东西。在瓦解“人类学中心论思想”这一点上，福柯与德里达和后结构主义的思路是一致的，但福柯的长处是他把历史拉进了讨论，把话语对主体的建构问题，话语实践对知识形成的问题，话语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关联问题，都放在具体的历史中予以考察，而且这个历史往往跟思想史，跟人文学科的历史关联起来。这样，福柯在理论和实践的意义上比德里达占有优势，而且天然地跟马克思主义、尼采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新历史方法对《知识考古学》有着关键的影响。福柯也讲过，他对于把历史当作一种传记，当作生平事件或政治事件为主体的这样一种线型的、平面的传统看法有批评。新史学对福柯的一个影响是以包括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整体史的研究取代以事件为主体的历史，以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这三个时间流程共同发生的观点取代单一事件出现的观点。第二个影响是，他不去重新发现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件，而是按科学地重新建构历史对象。
对福柯带来影响的还有巴什拉的知识论的断裂思想和康提莱恩所指出的非严格科学的重要性。福柯谈到了非话语思路对话语思路的重要性，并且，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话语形成是由非话语的东西决定的。所以，科学史不是对科学实践和发现的描述，而是一组相关的，可以变成理论模式的概念工具。重要的是，要研究概念产生和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及相关学科的关系。福柯说，历史的重要任务不是解释文献、确立它的真伪及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定层次，建立体系，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福柯总结道：“过去的历史是记录过去的伟大遗迹，把它们变成文献。而今天的历史是把文献转变成重大的遗迹。......考古学只有重建一个历史话语才具有意义，它对重大遗迹作本质描述。”
福柯作为“怀疑的一代”中的杰出思想家，整个倾向是反主体和反本质主义的倾向。福柯的知识的概念实际上是与话语实践的概念合在一起的：“知识通过话语实践形成，话语实践通过知识得到描述。”福柯推翻“话语只是说和思之间的结合”这种传统思想，而去分析作为物质实践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话语的条件、动作和其产生的效果，实际上是描述从内到外，从观念、心灵到物质、到实践作为特殊的说话思考的行为方式，所有这些东西的知识，而且是这些知识的规律性的存在条件，而不是去挖掘话语之下不可见的精神基础，这实际上是一种外在的原则，它是要改变知识论与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福柯认为，科学的领域比考古学，比话语实践考查的知识要窄得多。知识不但可以在科学证明中发现，同样可以存在于虚构的作品中，存在于机构、规则、政治决定和日常生活中。这是福柯同科学哲学的区别，福柯把陈述变成一种纵横的网络的方法，把各种学科形成话语时的纵横的关系揭示出来。这样一种陈述反对传统的思考，即意识、知识、科学三者的结合，主体是这三者的内在精神。福柯的公式是话语实践、知识、科学，主体的特权形象黯淡了，它不再是一种超越的东西。福柯并不是完全反对主体，他的主体是发生了转化——外在化，它需要的是确认和说明。福柯不是一般地反主体，而是反对把主体做为一种本质的、内在起作用的中心，也不把它作为理解问题的最终的寻求。很多时候，不是由主体决定的话语实践随历史时代不同而不同，它不是普遍统一的，而是断裂的，所以，知识研究也总是具体的、局部的、多样的、相应地，被改造的主体也是具体的，多样的，因而话语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主体都是具体的，多样的。话语实践的非本质倾向就突出表现在它与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上，非话语实践在某些时候还更加重要。这里，非话语的因素是反对主体论的体现。
福柯对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他关心的是如何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不陷入一种为资本主义重新制造合法性的陷阱。这是福柯想从认识论的传统里绕开的问题，而他的困难也恰恰在于此。他是微观主义者，他对资本主义的颠覆从整体上来说毫无信心。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微观权力上做某种反抗，比如，在《疯狂史》这样一个小历史上抵抗西方的理性历史和理性主体建立以后所创造的大历史神话。福柯的这种悲观主义与“五月风暴”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力感是有内在联系的。
话语权力和对学术界的启示
福柯所说的“话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被某种制度所支撑组织起来的陈述群”，即，由某个权威主体发出的，被认为是具有真理性的这种陈述。话语是为某个利益集团辩护的，并且倚仗着某个利益集团的实力而发展起来。如果话语是完全中立的，所有利益集团都接受它，对整个人类是最有利的。而话语权力类似于垄断力量对整体没有好处，不如完全竞争的状态好，有一种方式是制定宪法规则，对所有话语采取公正态度，对某些有霸权的话语进行限制，象反垄断法对垄断的限制一样。
建立传统的权威性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说者的权威性；二是内容的可信性。要消解权威性，就得进入非连续性的发掘之中。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强调非连续性，断层和微小化趋势，但又承认权利关系。福柯不承认任何一个对话者作为单一的个人从一个特定的局部能提出一个宏伟趋势，他只需要把发掘到的微小局部说出来，同时又用伦理学的姿态尊重其他的对话者，这种姿态既可以保持对传统的永恒的批判，同时又保持每一个人说的能力。
“现在”是一个信息无限丰富的状态，历史是对“现在”的记叙。当我们以话语来表达现实的信息时，那个无限丰富的“现在”已经在映射的过程丢失了。人类对未来的判断和对自己当前行为的决策依靠过去的信息的积累来形成，过去信息形成的依据就是“话语”所要说明的。福柯考虑知识是怎样形成的，就把知识最基础的东西提出来了。主体思想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控制人的思维，知识的来源是依据于外在的信息，而人们在信息的取舍上差异如此之大，可以说明知识的可塑性是极大的。因此，可以影响人的方法是很多的。这一点，从政治上讲是巨大的危险，从学术上讲是巨大的陷阱，《知识考古学》给予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就在于，一切问题要从根上来追究，来重新认识，对西方知识体系应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不是盲目的“拿来主义”和生搬硬套。 米歇尔.福柯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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