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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生态政治: 话语分析的视角

2018-08-23  heshingsh...

作者简介

马亭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法学博士。研究方向: 生态政治理论、公共治理理论


话语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知识论的变革密切相关。福柯将话语研究推向了社会历史的维度,并将知识生成与社会实践内在关联起来。正是通过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哲学探讨,哲学领域内的知识 论问题才逐渐转变为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社会学问题。作为知识论的生态政治本质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生态政治正是在话语实践中得以产生、演进与发展。本文认为,现存生态政治经历了从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话语流变。正是在权威主义话语实践下“技术叙事”的知识合法性依据才激发了民主主义对权威主义生态政治话语的批判,也为在后现代语境中思考如何通过多元话语实践生成生态政治知识合法性的新基础准备了条件。作为一种后现代叙事,生态政治即是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合法性议题。 

生态问题介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处于一系列复杂的关系网络中,生态危机的缓解必然指向政治思维的革新。这是因为人作为政治的动物,其社会实践不可能脱离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环境领域,这意味着生态环境问题与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一个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议题,生态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的多样性。但无论是与生态问题相关联的制度性研究,或政策过程研究,抑或是实证分析等,都与“话语”本身内在关联。作为一种独特的分析视角,话语凸显了社会现实,不理解话语,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现实、经历和我们自己。话语分析呈现了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图景。生态政治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包含了大量对话、修辞与象征性或论辩性的 “话语”要素,话语因此具有展现生态政治知识的能力。人们在努力阐释对生态与政治关系的理解时,即是通过话语作为建构其理论与实践“合法性”的重要依据的。本文将话语分析引入对生态政治的理解中,首先探讨一种基于传统知识论变革的话语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透过生态政治的 话语流变,来揭示生态政治知识的生成与演变过程,并以此阐述生态政治的问题本质。  


01

为什么是话语分析?



话语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知识论变革密切相关。传统知识论虽然将“求知”作为人类的理论本性,但有关求知的动因、知识生成的过程等有关知识本质的问题并未深入探究,这也构成了传统知识论的 基本特征。相应地,求知与求知的根据——生存与实践被割裂开来。由于传统知识论将科学与非科学做严格区分,因此社会文化因素很难有效介入此 “政治中立的共和国”。传统知识观无法接纳“权力”概念,对知识的辩护不断地促使知识摆脱竞争性的权力之争,从而极力维护其自身的独立性。20世纪初,哲学领域内传统知识论随着语言学的转向而发生了变革。一直以来,语言被认为具有“实指意义”。维特根斯坦指出,语言是一种游戏,(语言游戏)显示语言的具体使用,是一种生活形式。这意味着语言不再是独立于经验世界的逻辑体系。语言不仅是一种私人事物,本质上还具有公 共性和社会性。胡塞尔从现象学角度阐述到,主体意识不能脱离其对象而存在。意识总是指向某个 对象或一个内在化目标,意识活动通过授予意义建构出观念。福柯则指出,虽然现象学与结构主义 都在强调主体性以凸显语言的意义,但它们却并不能解释“主体的历史展开”这一关键问题。在福柯看来,语言与人类知识生成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特别强调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以及与语言相伴生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条件对知识史研究的重要性。可见,正是福柯基于主体与知识历史的关系,才最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超历史研究的法则局限性,最终策动了语言向话语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通过对知识考古学与权力系谱学的考察,福柯觉察到人类知识并非如同理性主义哲学所阐述的是中立的存在。在将权力(power)概念引入后,“权力”激发了哲学层面认识论的转变。福柯通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关注知识和意义的生产。作为 “知识的基本单位”(body of knowledge),“话语”基于“策略性功能”与“战略性整合”,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连 贯起来。福柯对权力的阐释所强调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分化的性质,以及独立于有意识的主体而运作的 “形态多样的”权力机制,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司法权力。权力的生产性不止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压制我们,还可以审查和生产各种事物,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同时,权力并不单纯“生产”话语,话语还作为权力的“工具”发挥作用。权力不仅具有回避性,同时话语的工具作用又增添了权力的传播性,在被权力所生产的同时亦“生产”权力。不难看出,福柯将权力的介入看作是知识获取的前提性条件,权力因此成为了生产性的社会关系,知识背后隐含着异常复杂的权力关系。知识并非像理性主义主体哲学所阐述的那样由主体构造,而是在知识/权力框架内,主体既是知识主体,亦是知识客体。知识社会学的肇始意味着新的知识观必然需要与对社会(学)的思考结合 起来考察。知识的、意识形态的和社会学的首要方面都基于社会群体对权力的欲望和认识,同时也由其来承担这些方面,而这些群体则试图使自己对世界的解释成为普遍的解释。  


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颇具社会学色彩。福柯将话语研究推向了历史与实践的维度,并将知识生成与社会实践的内在关系关联起来。正是通过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哲学探讨,沿着怀疑与批判的进路,哲学领域内的知识论问题才逐渐转变为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社会学问题。在伯格与卢克曼看来,社会具有双重特征,即客观的事实性与主观意义,但事实上社会实则是在客观活动所能表述的主观意义中建立起来的。人借助话语这一媒介,通过“意义化”( signification)表述不断赋予社会背景以新观念。主观性建构(认知)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但话语并非凭空产生,话语必须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与文化背景中,即语境(context)中才能生成。关于知识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的问题 上,福柯用“实践”弥合了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的分割性。知识不再是主体实践,实践不再依赖于主体,实践变成了话语内在的运行方式与基本规则,知识的生成即是在话语实践这一典型的社会学意义中完成社会建构的。正是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话语分析理论才将知识社会学推向新的高度,话语因此构成了 “理解世界的共享方式”,成为一种探讨某一议题所言说与书写的分析范式,并进一步塑形人们针对该议题所具有的普遍看法。就如同哈杰所述,话语作为一个有关“观念、概念或范畴”的“集合体”,随着实践场景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话语赋予对象物以“意义”。施密特因此指出,话语的社会实践性将突出其“意义”生产能力,这是理解知识社会最重要的视角,也只能通过话语所富有的“社会文化资源”,话语才能“建构现实世界”并对现实世界进行“有意义的表述”。可见,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即是对话语如何产生意义以及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建构现实世界的研究。


生态政治作为理解生态与政治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集合体,本身即是一种知识论形态,相应可以通过话语流变及其分析,实现对生态与政治互动的知识世界进行解释的目的。话语基于其“生产性权力”与“社会实践”的特性,可以突显生态政治实践背后隐含的诸多利益格局。比如通过对权威性质的环境政策话语的分析,就可以透析出政策主体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官方话语实践将其他本应同等重要的政治因素排除在外的。同时,通过对生态政治话语流变的考察与话语实践的演变,比如基于某一话语的赞同者与批判者的观点,从而窥探出生态与政治关系在某一发展阶段上得以生成发展、消解并再次生成的过程。作为一种话语建构下的产物,生态政治不仅仅用语言的行使表现权力资源的运用,同时还涉及到如何通过相互关联的“故事线索”,有选择性地运用话语体系去创制一种实践纲领。因此,抛开话语分析这一视角,单纯理解生态政治的制度设计、政策过程或有关政治生态化的社会实践,就会忽略生态政治知识生成过程中那些促使这种知识得以成立的关键性依据。可以说,作为一定社会制度与权力关系运作的政治现实,对生态政治“认知”的形成必然以某种或某几种话语为媒介,正是基于话语实践所提供的合法性依据,生态政治所进行的自我陈述及权力运作才能成为可能。 


生态政治的话语实践: 话语流变及其分析框架


02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围绕生态政治的基本价值、制度设计、政策过程的探讨所形成的话语纷繁复杂。话语与话语之间彼此难以通约,既相互对立亦相互补充。人们围绕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议题展开了论辩,通过话语的修辞与隐喻形成了或充满想象力的、或激进主义的或寻求可持续性的生态政治话语。比如“寻求可持续性”的话语虽然承认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但围绕运用政治还是经济思维,他们争论不休。同时,超越可持续性话语之外的探讨则将生态政治带至后现代性语境中来思考,从而在超越环境规制与市场激励话语的基础上对生态政治知识形成了新的想象力。但总体上来看,到目前为止运用政治思维缓解生态危机的构想可大致归结为两种相续出现并相互对立的话语体系上,即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从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话语流变,基于福柯的知识/权力的话语分析理论,本文认为生态政治话语主要通过四个维度及其彼此的结构化关系建构了对人-自然-社会关系的理解(见图1)。


由上图可见,维度一“对生态关系的看法”表明某种话语对话语实践关系的预设,比如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这种预设就表现为二元论与否的区别。维度二“谁决定知识生成”指向的是话语实践下主体与知识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流变体现的正是一个主体中心主义逐渐消解的过程。维度三“话语的生成规则”所体现的是某种话语需要在特殊情境下表现其“叙述故事”与“表现情节”的能力,指向的是话语内在的运行方式与基本规则。维度四“知识如何客观化”反映的是话语实践如何通过意义化表述来建构客观实在,这涉及知识与权力关系演变下的知识合法性问题,即知识如何被普遍接受并构成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框架。正是在与权力的交织与结盟中,并通过话语传播的功能与影响,知识才成立与具备合法性。比如权威主义的生态政治知识合法性即是在行政国家的“技术叙事”中建立起来的。通过四个维度之间的结构化关系,生态政治知识在话语实践中建构了起来。


1.权威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 


权威主义认为,生态问题的制度化总体上可被理解为一种技术性问题。相应,基于这种外部管理的立场,生态危机理应可以通过国家行政管理的高效率予以缓解。早期的生态政治思维十分关注权威主义对生态危机缓解所具有的意义。在资源有限论者的眼中,环境作为一种“资源”而存在,并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环境被看作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阻碍与限制作用的客体,人们相信唯有通过大规模的国家管理及其强制力才能避免因资源竞争而引发的人类社会内部矛盾及其严重的社会两级分化。私人的经济活动与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分配机制成为了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制度性根源,相应我们就需要强大的政府以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权威主义的话语对自由市场本身能否实现生态安全表示怀疑。海尔布隆纳明确指出,在生态危机面前,国家需要对分散的公民社会进行“知识控制”,民主的观点必须让位于绝对的公共需要。生态危机的避免需要将权利让渡给精英统治,必须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同时,权威主义话语对民主制度本身也缺乏一种绝对的说服力,比如选民的分散化、民主争论所带来的无休止的“谈话”被认为是对效率的损害。民主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效率低下”及其在协调不同利益方面的限度会影响治理绩效的提高。甚至于民主协商的政治程序亦被看作是具有浓厚的“官方设计”色彩,并且在实际政策领域,公民具有非常有限的政策介入与话语权。“生态的”的结果要求无条件地保护自然环境,但“民主”的过程则强调一切都可以协商,因此生态与民主政治被认为水火不容。吉登斯因此强调要将气候政治的非民主化制度化作为解决问题的主导思路。


与资源有限论的悲观论调相反,权威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中还包含着技术乐观主义的话语成分。越是拥有强大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及运用先进的科技,就越能对生态危机产生有效控制作用,这其中生态现代化是这种技术乐观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在哈维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说,没有什么比不受约束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进步教条拥有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从上世纪70年代到世纪末,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均采取了一系列国家环境政策计划。这些计划包含了先进的技术、政策及制度创新,德国甚至将绿色现代化构想纳入到政党运动中,“绿党运动”等绿色政治话语受到强大瞩目。比如“生态现代化”的话语就是一次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系统进行重构的努力,它将生态危机看作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相应通过对经济组织的调整而非建构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来解决问题。表面上来看,“生态现代化”是一种技术论,但实则在技术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这是因为它需要政治关切与承诺,并指向经济与环境进程的整体性分析。 


可见,权威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见图2)将行政国家看作是缓解生态危机的主导机制,在这种主客体二元论的基础上行政国家与技术官僚决定了生态政治知识的生成。知识生成基于行政国家的“技术叙事”并为生态政治知识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技术叙事”构成了权威主义生态政治话语实践背后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方式。相应地,环境保护与生态维系的公共利益即由专家意见所决定,并对专家特长进行辩护,有关生态安全的公共利益实现过程即变成了一个仅仅关乎管理的技术化过程。基于一切形式的二元对立论,权威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存在。 



2.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 


生态与政治的关系是持续发展的。面对生态政治极有可能滑向权威主义的趋势,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迅速实现了自我建构。将生态问题制度化的做法构成了民主主义生态政治话语批判的主要焦点,民主主义又将话语的使用权置于在对权威主义背后权力关系及意识形态的揭露上。比如“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话语就被看作是权力关系的掩饰物,埃斯科巴形容它具有“促使自然环境资本化的潜在意图”。在对如何才能将生态危机的缓解与民主联系起来的问题上,更多的话语集中在了如何将主体纳入权力关系的分析中,这其中有关生态公民权的探讨成为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的主导话语之一。生态公民权可以从不同层面理解。多布森就指出,生态公民权是在探讨如何克服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基础上公民个体行为与态度不一致时提出的。为了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有必要对生态公民权进行分析。而从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视角,在如何界定生态政治过程中的公民及其互动问题上,不同协商民主流派所做出的回答都得出了不同的有关生态公民权的答案。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语言作为媒介构成了主体间相互理解的意向生成活动。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即是在协商的无主体交往循环中实现的,非正式的意见构成了交往权力并转化为行政权力。在对实践话语的论述中,生态公民权只有遵循话语原则,即得到了一切有能力作为实践话语参与者的资格或相关承认(理想语境,ideal discourse situation)时,这种由清晰的伦理道德的话语意向活动所建构的交往才能达成有关生态政治知识的普遍共识。


与哈贝马斯的实践话语相对立,民主实用主义的话语则从福柯的微观权力论与实践主义哲学有关知识论的分析中发展而来。后者透过“微观权力”与“力量关系”来思考权力效应中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劳斯指出,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可以实现向外部世界的转移。相应地,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s,福柯语)对个人的宰制与实验室通过可控的观察与记录所形成的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本质是相似的。


在民主实用主义者看来,复杂的生态政治知识不能也不允许掌握在权威机构手中,这是因为权威机构以及掌握科学技术话语的专家被赋予了权力,形成了对生态政治知识的 “权力宰制”。民主实用主义也不怎么相信传统民主,这是因为传统民主很容易使得掌权者借助“民主”的话语来稳固财富、合法化其生活方式,并以牺牲更多的社会正义及污染环境来维持既定权力关系。一些实证性研究成果表明,环境保护组织的话语型构根本没能有效地与官方话语型构相抗衡,而政府与专家学者等技术掌权者则有效地控制了公众的辩论。因此,在如何形成对生态政治知识以新的认识方面,民主实用主义建议重新思考生态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他们强调,应该通过意见或观点的合作与整合来实现,比如理性的公众对话。这内涵了一个将管理过程更加民主化的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社会,由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影响,权力合法化与公民权受到极大重视,并为公民参与生态政治提供了契机,亦为从政策对话向政策实践的转化准备了条件,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具有了普遍的实践意义,这其中“环境邻避运动”(Not in my Back Yard)、环境公众咨询与环境知情权立法等制度相应发展起来。


总的来说,对于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建构(见图3)来说,无论是生态公民权还是民主实用主义,都将公民及其利益相关者视为生态政治知识的参与者与决定者,并将对生态与政治关系的理解看作是多元主体平等的政治交互,无论这种交互过程是竞争性的还是合作性的。知识生成基于这种建立在平等交互的话语网络基础上,并为生态政治知识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网络化叙事”构成了民主主义生态政治话语实践背后的基本规则与运行方式。基于科学的整体观与多元论,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相信不同叙事之间存在着行动的理由,无论是对共识的期望,还是承认差异性的存在,生态政治知识都不会排斥任何一种政治形式作用的可能性。



03

何为生态政治: 有关话语实践的知识合法性议题



谁决定知识生成及知识的客观化过程构成了知识合法性的两大基础。知识得以成立的过程中,话语实践构成了知识与社会历史发生关联的主要线索。话语实践通过“意义化”表述建构了客观实在,社会即是在客观活动所能表述的主观意义中建立起来的。这表明,构成知识成立(客观化)的合法性依据隐藏在话语实践而非传统知识论所谓的主体实践中。话语实践因此成为理解生态政治知识演变的核心。另一方面,后现代语境下的知识与民主多元的社会理想的结合正是指向了更为根本的知识合法性议题。知识必须通过“授权”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因此“权力”构成了现代社会知识合法性议题的关键线索。


现代社会知识合法性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并借助“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实现其话语霸权。技术理性依赖经验上的“观察”,并遵循一切形式的主客体二分模式,成为了绝对的主导价值。基于技术理性而产生的科学知识借助于语言游戏而实现,在利奥塔看来,现代性“宏大叙事”构成了这种语言游戏的主要内容。科学只需要保留语言功能即可。“宏大叙事”通过形而上的叙事功能将其自身合法化,并将没有经过逻辑验证的其他叙事都归为空洞与无知。谁拥有话语权,谁就能够支配掌握所谓的“事实”(知识)。知识具备合法性并非由于这种话语的内在价值而是源于形而上叙事功能强大的有关进步论所赋予它的价值。生态政治的话语实践即如此。“生态现代化”的话语背后,自然依然是一种附属性质。在政府的控制下,环境主义者、市场主体与科学技术人员相互合作,形成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这背后则是进步主义的修辞和隐喻。知识背后的权力意志宣称存在普遍与客观的理由并将之作为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或唯一的真理,这种话语指向了诸如生态政治这样的社会议题的特权化。权力的支配依赖于对更多事实的掌握。通过话语的描述与建构,这些事实 在普遍意义上形塑了有关如何防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危机的证明,并构成了知识/权力存在的唯 一合法性基础。林德布鲁姆因此讽刺说,行政集权的政府体系在决策面前只有强壮的大拇指(strong thumbs),而其他手指都缺失了( no fingers) 。


生态政治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预示着一种民主多元的社会理想,这并不表明生态政治借助于后现代的多元论来建构自我。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生态政治本身即是一种后现代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没有任何一套固定不变的话语可以形成一组概念来满足人们思考与表达的多样性,因此“宏大叙事”没落了,一种绝对权威的“社会中心”也消失了。后现代社会不再是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通过各项制度所型构的统一体,而是由一系列话语所构成的“网络”。在这样一个充满局部性冲突的场所下,现代社会那种对真理的追求以及所论证的客观性与确定性的知识形式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多元话语的知识状况,后者表现为产出的“不确定性”以及“与效率价值的无涉”。


在福柯看来,只有在“有限性”中,人才能存在,只有有限性才能指向确定性,确定性恰恰是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但在后现代社会中,知识因话语的自律性仅仅只服从于其内在结构,人在知识内在结构的自我运行中“消失了” ,主体便自行消解。后现代主义否认知识之间的等级性差异及话 语的 “宏大叙事”,网络化的知识结构意味着后现代语境下知识合法性的新基础将是多元主义的(pluralism)话语实践。虽然人们对生态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所呈现的价值复杂多样化,但这不意味着其中一种价值可以取代或决定另一种价值,也不意味着通过确定唯一的“真理”来帮助人们判断、理解与建立一种客观标准并以此作为生态政治实践的道德准则。因此,与“总体性话语及其等级体系的特权地位”相异的“局部的、非连续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应该得到更多的机会。


基于一个相对公平的话语平台,人们希望拥有一个具备多元经济结构、社会关系、政治模式以及对自然环境有着不同看法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多元化社会中,人们可以自主决定并拥有一个更具成就感的生活方式。民主主义实现了对权威主义的批判,同时也确立了有关后现代社会中如何看待生态与政治关系的基本立场。因此,在生态危机面前,虽然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权威主义话语更加敏感,但无论理论发展还是社会实践,权威主义解决方案都并不必然优先于民主。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通过话语霸权建构出来的科学知识所形塑的生态政治模式是对民众真实诉求与个性的压制,这才是造成生态危机及不可持续的生态治理的根源。因此,民主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为后现代社会中缓解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创设一种政治制度及决策框架,以使不同的生态价值或多元话语得到相对公平的回应,这成为民主制度进行自我反思与变革的新的契机。后现代语境下多元主义话语实践的知识合法性基础表明,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与维护真正民主实则是一体两面。 


生态虽然与民主建立了必然的联系性,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复杂多变。在后现代语境中以何种理论预设来认识生态政治知识的合法性基础这一方面,民主主义话语之间产生了分歧。民主实用主义的话语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协商性框架以追求所谓的真正民主。在德雷泽克看来,对相关利益者开放前提下的集体决策,以及强调生态政策结果并不必然由政治权力与战略计划所决定,对这一真正民主,他将之称为“生态民主”(ecological democracy)社会共同体的整体价值,其最重要的利益就是共同体所依赖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态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将超越生态处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界限分明的局限性,并根据一些特殊议题的范围而不是传统上政府管理的区域来进行民主政治活动。很显然,民主实用主义的生态政治话语相信一个共识性的对话对于绿色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性,这与哈贝马斯的观点不谋而合。哈氏认为话语实践可以在一种“理想的话语语境”(ideal discourse situation)下实现。 虽然他承认话语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性质,但他更相信差异可以随着质疑、批判与论证而达成普遍的共 识,这将促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态公共理性的生成。但利奥塔不相信这种 “共识”可以达成,他反对哈氏将知识合法性建立在一种普遍性基础上,也不承认话语建构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达成共识,而是在承认语言游戏的异质性与多元性条件下将话语差异性作为后现代社会知识合法性的依据。波曼也指出,文化差异性导致了价值多元化,因此很难以一种共识的看法或话语规则来对社会问题进行审议或协商。这意味着生态政治的话语实践不可能形成一种普适性的“已知”,“不确定性”将构成后现代语境下生态政治知识状况的常态。


结语

04


福柯有关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哲学论述,特别是将知识界定为一种话语实践体系的观点,将传统知识论带入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层面。因此,本文将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作为理解生态政治的切入点,借助话语分析的视角来理解生态政治,即是对话语这一承载社会实践“意义”的符号媒介在生态政治知识生成与演变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一次重要考察。知识如何成立的问题即是有关知识合法性的议题,涉及谁决定知识成立与知识如何客观化两个重要维度。作为知识“生产性的权力关系”,早期的权威主义生态政治话语背后存在着一种“技术叙事”,技术理性借助技术叙事获得了生态政治知识的合法性基础。民主主义生态政治话语正是基于对技术叙事的怀疑,将批判的目光指向了现代社会技术官僚利用科学知识对自然与社会所形成的控制这一事实。更为关键的是,民主主义还将生态政治知识与民主多元的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并试图论证后现代语境下“多元”话语如何通过实践来建构全新的“生态民主版图”从而形成新的知识合法性基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种后现代性叙事的话语实践本身即 超越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的旧有框架,将更多有关民主实验的制度性变革纳入了想象与探索中。因此可以说,话语实践本身是建构的,而将话语分析的视角纳入至对生态政治的理解,其意义更是批判的。




责任编辑:陈鑫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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