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推荐对编辑专业合法性提出挑战

本篇为卡尔森《自动化判断？算法判断、新闻知识与新闻专业主义》一文的上篇。

新闻判断（journalistic judgment）是传统新闻业一项核心功能，却也困难重重。对客观性规范的优先强调，以及新闻业话语中新闻价值的外在化，并没有为新闻记者主观判断的合法性留下多大空间。在数字新闻时代，由于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算法使用不断增加，让记者“客观－主观”判断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明显。本文认为，算法判断（algorithmic judgment）应该明显区别于记者的专业判断。人的主观性本质上是受到怀疑和需要代替的，而算法本质上是客观和需要执行的，这两种紧密联系的观点，导致算法判断对新闻判断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以算法判断取代人工判断，会对新闻的形态及其合法性话语产生重大影响。

 

引言

本文标题中包含三个术语——判断、知识和专业主义，要解释清楚它们的意义和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我们先不从正面直接分析其概念属性，而是通过分析一个文本来切入本文的研究问题。我们选取了计算机科学杂志刊登的文章《基于原文本主题建模的重要新闻选择算法》，'这篇文章的两位作者都是计算机科学家，他们设计了一种算法，这种算法主要是基于文章内容，而不是基于文章元数据（meta-data）或用户信息，为网站首页选择新闻和排序新闻报道。

这种算法干预（algorithmic intervention）也许颇具创意，但是它能够给新闻业带来什么呢？在这篇文章的开头，作者直接回应了这一问题：

在聚合类新闻应用（news aggregator）的首页（比如谷歌新闻或雅虎新闻），读者希望看到重要的新闻报道。对于基于人工编辑的聚合类新闻平台而言，编辑阅读多篇新闻报道并选择重要新闻报道,工作量很大且挑战重重。编辑也许会无意中选择毫无价值的新闻报道，甚至有时会依据他们自己的视角来选择新闻。因此，我们需要开发智能算法（intelligent algorithms），帮助聚合类新闻平台快速选择和处理重要的新闻报道。

在此，两位作者提出了明确的问题：面对新闻选择的繁重任务，人类编辑也许会犯错误，也可能会选择“毫无价值”的新闻故事，还可能会通过主观偏好故意控制新闻选择。因此，依赖于人类的新闻选择实践活动是有缺陷的。由于原文缺乏进一步的解释说明，这一论证表面看来是正确的。似乎只要言之成理，人工选择中存在的问题就能将人类的新闻选择权力让渡给算法。

但这个例子的重要性植根于有关人类选择和算法选择在质量方面的假设。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了解当代新闻业的视角——这就是通过一种过度归纳的论证，来支持新闻算法的开发，以及新闻算法在新闻组织中的应用。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种论述话语褒赏了新闻选择算法的优势，认为其为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专业问题——如何将混乱的世界组织为一个连贯的、有意义的、合法的系列新闻文本，#提供了一整套技术解决方案。对于新闻记者而言，新闻选择判断一直是该行业的一项核心功能，同时也是让记者备感担忧的一项功能，它让新闻记者做出的选择总是面临指责。但是由于对人类主观局限性的假设，新闻算法的开发应用给新闻记者判断带来了新的压力。

本文参考了在信息环境中日益增加的算法实践，历史性地考察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新闻业，算法如何影响我们对新闻业的基本理解。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记者个人的实践，而主要关乎新闻判断这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嵌入不断变化的话语当中的。借用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有关电报方面的论述，在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的算法，应该被看作“一个要认真思考的对象，一个要改变人们想法的机构”。%在他的历史考察中，凯瑞得益于具有历史视角的“后见之明”，而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技术环境中，我们却没有这样奢侈的待遇。由于算法实践事关对于新闻业合法性的认知假设，我们对于算法实践的判断考察即便面临许多困难，仍然是非常迫切的。

本文首先考察新闻业现有的系统性限制，这种系统性限制导致主观判断成为新闻业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此处，判断主要指影响故事选择和版面安排的决定（它明显有别于新闻采集初期阶段的判断）。接下来，本文主要论述算法实践如何影响对新闻判断的理解和对新闻业产生的影响。之后，本文以脸书“热门话题”（Trending Topics）爆出的假新闻作为个案，来分析算法判断的不可靠性。文章最后分析了知识实践和新闻价值观念变迁带来的社会后果。

 

一、新闻判断的局限性

从本质上讲，日常新闻工作就是不断做出判断。记者决定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信息无关紧要；哪些故事应该包括在内，那些故事应该排除在外；采用或回避什么样的新闻框架，以及如何强调或弱化一个新闻故事。这些判断生产出新闻文本，以一种知识的形式，将世界再现给受众。不过，即使判断与新闻工作难分难解，当牵涉到规范性话语（这种规范性话语使新闻知识合法化），以及新闻制作与发行的语境时，新闻判断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本节内容主要考察新闻判断面临的三种局限性。首先，新闻记者支持专业主义原则，从而使其工作合法化，但这种专业主义话语同时又受到其薄弱的学科边界影响。其次，在生产作为知识的新闻文本时，新闻记者的判断得以彰显，但是这种知识实践并不复杂，容易招致各个相关方面“指手画脚”。第三，现实偏见和对客观性的坚持，削弱了新闻选择和排序中包含的主观意图。

1.职业新闻的边界

专业主义必须通过一个界限分明的社群来控制特定的知识领域。专业人士利用专业知识，以及他们累积的声誉权威，做出相应判断。他们同时调动自身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对于现实做出在专业范畴内可行的阐释。这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判断，因为专业权威只能在特定环境、特定情况下，才能维持相应的判断。专业判断的合法性需要通过奥蒂（Audi）所说的对社会效益制度化的“认知承诺”（epistemic promise），而不仅仅是强化专业性。

人们很容易将新闻记者的专业判断与其他行业的专业判断相提并论。新闻记者拥有独特的角色观念、共享的伦理规则，以及哪一种实践是适当的或不适当的常规做法。由此，新闻记者将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而记者的认知责任（epistemic responsibility）就是为他人创造知识。正如科瓦奇和罗森斯蒂尔在他们影响深远的著作《新闻学的十大原则》中所写的，“新闻业对一个文化而言有其独特的作用：为公民提供实现自由所需的独立、可靠、准确、全面的信息”。'因此，对于公民社会而言，新闻记者的工作就变得至关重要。不过，专业主义话语将记者的判断置于一个不太稳定的基础之上。相对于其他专业，新闻业并没有建构出相应的明确界限。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种“明确界限”包括强制性的教育背景要求、资格考试、人际关系、法律保护，以及标志其典型职业特征的复杂知识。模糊的边界让新闻专业主义产生诸多问题，(甚至有学者建议将新闻业看作是一种非传统的集合形态（alternative collective formations），比如一门手艺（a craft）。)

模糊的定义和孔洞性的边界让“新闻业”（journalism）成为一个可以指涉许多事物的不稳定术语，这个词语可以指涉一种活动，一种叙事形式，以及一系列的认知观念（epistemological beliefs）。*新闻场域（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包含着多样性和竞争性。作为一种工作，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构成中，既有确定的全职领薪雇员，即典型的“记者”（reporter），也有状态不确定、无法分类的新闻生产参与者——这就导致对于“新闻从业者”概念的认知不全面、不一致，同时也让新闻业成为一个竞争激烈却面向所有人开放的行业。这种行业模糊性来自新闻从业者不确定的角色和对非传统新闻形式的认识分歧。

随着数字媒体的崛起，新闻报道形式和实践的多样化进一步为新闻专业主义的主张带来压力。以往，大众传播基础设施的巨大成本作为一种边界机制，让人们不能随意通过媒体公开发表言论；而成本相对低廉的数字媒体技术彻底打破了这一障碍，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参与机制。利维斯（Lewis）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变化的本质，他将新闻业的专业逻辑和参与逻辑区分开来看待。利维斯所说的专业逻辑主要指传统新闻业的实践活动，而参与逻辑主要指一种集体实践活动，这种集体实践活动一般被称为“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

新闻专业主义的模糊性表明，专业主义本身不能坐实新闻判断的有效性，也不能保护记者的权限范围内的主张。在数字新闻时代，新闻业的边界仍然具有一定的可渗透性，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要单单依靠专业主义为新闻业提供一定的边界保护越来越不可能。这种状况会影响到新闻记者对自己集体身份的认知，也会影响到新闻记者如何生产新闻文本。

2.新闻知识实践

新闻判断的第二个局限性涉及新闻业的知识实践。专业权威并非来自强制性权力，而是来自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控制实践”。+控制知识——谁可以生产知识，知识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以及谁有资格消费知识——对于边界建构和合法性的确立至关重要。专业人士拥有一定的“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他们凭借对与职业相关的具体知识的支配和控制，凭借他们将自己与外界行业隔离开来的能力，以确保他们拥有的“认知排他性”（cognitive exclusivity）。尽管记者拥有生产新闻的特殊技能，但由于新闻业强调媒介产品要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为受众所接受，这还是让新闻记者的知识实践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专业知识。

帕克（1940）认为新闻作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明显不同于正式的知识生产机制。帕克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新闻业的社会功能近似于“了解”外部世界：“就像人拥有观察世界的视角一样，新闻业也在为公众提供类似的功能，也就是说，新闻业与其说是‘告知’公众，还不如说是为公众指出一个方向，让每一个人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在帕克的定义中，个人视角和作为公共视角的新闻业是不同的。生产新闻知识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来消费它，正是这样一种本质上的共享话语构成了“一种公共记录（a public document）”。这种看待知识的视角，明显不同于其他具有职业限制性的知识话语。新闻作为一种知识形式，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话语（至少从文本方面来讲），而是因为它告知公众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这件事是重要的。新闻知识的优势就在于易于被公众理解，并增进公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在数字时代，尽管新闻知识更为多样，互动性也更强（conversational paradigm），但我们仍然看重新闻作为一种日常知识的重要性。

新闻知识实践牵涉的判断问题，确实引起了人们的诸多关注。事实上，公众常常会审视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新闻业始终强调其报道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但同时缺乏排他性的专业话语，这让新闻报道容易招致来自公众的批评。当然，其他职业也会受到批评，但由于专业知识的限制，批评通常限于对于执业者主观意图的判断（比如，认为律师或医生是贪婪的）。诚然，记者工作的主观意图也会被批评（比如，认为记者在政治上有偏见，或者在追逐特定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职业实践，例如选择报道框架、设置报道版面、决定省略某些内容等，也经常会让他们受到攻击。换句话说，新闻知识生产所需的判断，永远会让新闻业面对外部的批评。美国学者舒德森认为，新闻业“并非是一个绝缘的职业”（an uninsulated profession），对新闻报道和新闻记者的诸多批评，更充分印证了这一特征。此外，由于过分强调新闻价值（newsworthiness）的外在品质，而不是主观选择，也导致记者对自己所做判断的辩护受到影响。

3.新闻价值的客观外化

新闻判断的第三个局限性聚焦于新闻价值的合理性，以及新闻记者如何选择、制作每个“新闻故事”，并将这些“新闻故事”排序，建构作为“新闻”的话语。在业务层面上，新闻判断的制度化和系统性应用，已经在有关“守门人”的大量研究文献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主要是将影响新闻工作者做出决定的制度、文化和心理等因素概念化。不过，新闻价值很难系统化或普遍化。实践中不断积累的判断决定会提供一定的指南，但新闻选择往往始于一种“直觉”（gut feeling），尽管难以形容，但这也正是“正统规则习得”的产物。-新闻知识生产结合了某种“心照不宣”的专业判断（tacit elements），以及认可这种判断对新闻权威性的重要性。

在新闻业的合法性话语中，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突出强调，进一步限制了新闻业专业判断。理想状态下，客观性要求新闻记者在选择和描述新闻事件时，尽量去除主观性。新闻记者理应对发生的事件做出回应，遵循职业训练去报道新闻事件，并尽可能忠实地将事件再现给受众。抛开对它的批评不讲，客观性已经变成专业新闻报道的一个标志，并深深铭刻在新闻记者的职业惯例当中。.作为一种话语，通过强调一个事件本身的特性，而不是强调新闻工作者的判断，客观性将新闻价值客观外化了。记者要做出决定，但他们对于做出决定的这一主观行为，却缺乏一套规范性的正当化说辞（媒体分析人士、专栏作家和社论主笔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他们主要负责提供判断，但是意见人士与标准新闻生产的差异，只会让他们之间的鸿沟变得更深）。

在前几年的一项研究中，芬克和舒德森（Fink & Schudson）指出，由于对新闻判断缺乏专业性的辩护，报纸从原来占较大篇幅的描述性记录，更多地向解释性报道方向转变，他们将这种报道称之为“情境化报道”（contextual reporting）。/新闻记者逐渐超越对事实的陈述，转而开始评价这些事实。这是一种已经发生的大规模变化，但芬克和舒德森认为，这种变化并没有引起新闻业界足够重视，而且在新闻业的规范化语言中，也没有出现相应的改变。这并不是说新闻界缺乏其他规范性的选择，比如一些新闻记者已经注意到，他们需要在伦理和规范化方面进行创新。0但这种现象确实表明，客观性作为“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始终强大，对于客观性的规范化论证，也仍旧支撑着整个新闻业的发展。

新闻价值作为一种特殊的专业新闻判断形式，随着数字新闻平台的崛起，面临着新的限制。新闻判断的“直觉”模式开始与受众流量共存，这是另外一整套决定选择和新闻排序的相关标准。新闻记者一直在努力平衡竞争利益和风险自治。记者的新闻决定和受众兴趣之间的差异，现在可以通过分析消费数据显示出来。新闻记者正在学习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工作，在新的数字环境中，记者的工作可以单独量化考核，而编辑也可以利用流量模式作为选择的参考。由于通过数字新闻创造利润并不容易，因此在新闻选择判断过程中，这类流量指标就变得愈发重要。

尽管目前我们仍缺乏对新闻专业判断的规范性支撑，记者的判断决定还是为受众塑造了外部世界。新闻记者对于社会重要性的判断模式，已经内化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新闻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微决定”都倾向于模式化。因此，新闻编辑室内部会出现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仍然被限定在一个通常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当采集到的新闻素材制作成大范围传播的新闻产品时，新闻选择预设了一个单一的、对于相对重要性的统一排列。对舒德森而言，新闻记者就是“道德的放大器和组织者”，他们严格坚持了“道德显著性的等级排列”。同样，巴瑟斯特和内罗（Barnhurst & Nerone）将有目的地排序报纸故事等同于创造一个“社会地图”，这个“社会地图”不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且会告诉我们所发生的事件，哪些是相对比较重要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整个新闻工作中新闻判断一直以各种方式存在，以及当算法开始做出判断决定时，原来的新闻判断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