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十分重视科举，凡经科举考试做官的称为“正途”，其他出身则称为“杂途”。两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天差地别：正途出身的人，升迁极易；杂途出身的人，只能在各类衙门里做卑微小官，或者充当吏胥。因此，科举乃是士人们梦寐以求，争跳龙门以获取功名利禄的最好途径。
但是科举制度经长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日趋强化和繁琐，弊病也日益暴露。
唐宋的科举考试，就其程序来说，分地方乡试和中央省试二级。乡试合格者叫做进士或乡贡士；省试合格者，则称为“进士及第”。宋代加上殿试，成为三级，但还比较简单。到了明清时期，考试程序级级增加，达到了繁琐的程度，在地方有府州县试、乡试（省试）；在中央有会试、殿试、朝试，其中还有种种的预备试和复试，叠床架屋，不胜其多。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另一个特点便是学校与科举紧密结合。在唐宋时期固然学校出身可以参加考试，但不由学校出身的士人也可直接向州县报名应试，故科举与学校并无必然的联系。明清时期规定，士人必须入学读书，取得一定资格，才能应考，其用意即是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这种“学校储才，以待科举”把培养与选拔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种好办法，但士人入学不是单为读书而读书，只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故学校只能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
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期，考试的内容弊病也十分显著。
一是考试的内容专重经义，议论空泛，不切实用。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承前代，主要有经义、诗赋及策论，但专重经义。规定考试经义以四书五经命题。其中四书专取南宋朱熹所定的《四书集注》为定本，其他五经义疏亦各有规定。又规定考试时的经义文章必须用古代圣贤的语气立言。由于经义都有定本，思想受到约束，不能自由发挥，无异于鹦鹉学舌，使人所学、所想、所说只是前人的旧说，陈陈相因，很少有新鲜见解。
二是拟题背诵，使士人钻营取巧、不务实学。明清考试出题，限在四书五经内，其中可以拟出来的题目，充其量不过一二百道，只须将此类题目拟做一遍，熟读背诵，到考试时，誊抄上去侥幸就能考中。这样，十年寒窗的功夫可以在一二年内速成。而且社会上唯利是图的书商，把历届三场考试时主司所出题目以及进士写的文章刊刻出卖，供士人们揣摩学习。士人们贪图省力，就把功夫用在这些时文、选本上，到考试时，就变花样，抄袭上去，也能获得功名。其结果，士人们很少通经博学，有些人连四书五经的本义也未能通晓，至于史学的知识更是茫然无知。
三是八股文的程式束缚人们的思想。八股文是经义文章的一种程式。即把文章写成替古代圣贤立言的语气，体裁用排偶，全文分成破题、承题、起讲、领提、提比、中比、束比、大结八段，每段相对，格式一律，并限在若干字内完成（清代限700字以下，300字以上）。它的出现很难说是由某个人物所设想出来的愚民办法，考其用意主要是为了找到一个在客观上容易评阅试卷的标准。八股文的格式严重地束缚住人们的思想，使士人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这种无补实用的时文上，去揣摩、去学习，而经世致用之学则闭口不谈，这样所造就出来的人才不是冬烘头脑，便是不懂业务。有些士人一旦考上了功名去做官从政，过去所学的程文，一概没有用处，也就束之高阁。明清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沉寂，与制义取士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清科举制度的流弊，就其本身而言，主要在于学用的不一致。清代道咸之间的龚自珍，看到科举制度的束缚人才，作《明良论》企图以纠时弊，复又痛切而激愤地喊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压抑人才、埋没人才的有力控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止了。至此，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完成其历史任务而退出政治舞台。
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已经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它作为选用人才的考试制度是否有其得失利弊以供今人的借鉴呢？这是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徐连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