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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迁都的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就有“盘庚迁殷”、“平王东迁”、“晋室南渡”、“安史之乱”、“泥马渡康王”等等。细究中国殷商以来的历次迁都史迹，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脉络。都城迁移的一般原因：一、黄河流域生态平衡遭到破坏是根本原因；二、经济中心的东移或南移是直接原因；三、军事、政治斗争中心的东移或南移是重要原因。 商王盘庚迁殷 殷地的土地比较肥沃，自然环境和现在的都城淹比起来，无论是建设都城还是发展农业生产，都比旧都城要好。抑制奢侈，倡导节俭，借以缓和阶级矛盾。太甲以后，商朝历代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过着腐化的生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奴隶们不堪忍受折磨大批逃亡。而迁都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将会受到抑制，这样阶级矛盾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缓和。在《尚书·盘庚》中记载了盘庚对臣民的演说词，将迁之时，盘庚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既迁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应施惠于民。通过迁都镇压异己，巩固王位。 商代前期，对王位纷争十分激烈，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商王的权威削弱和贵族的势力膨胀，通过迁都可以改变贵族优势，削弱贵族实力，是商王的惯用措施。据《尚书·盘庚》记载，盘庚迁都时的阻力主要来自贵族，盘庚利用“天命”和“先王”两面旗帜对反对的贵族发出威严警告，迁都后进一步强调，不管与商王血缘关系的远近，遭罪者处死，立功便封赏。有些小国和少数民族起来反叛，迁都可以避开那些叛乱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定很多。 周平王迁都洛邑 周平王，名宜臼，幽王太子，申后所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720年在位。由于镐京（今西安附近）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平王东迁”。 “平王东迁”有其历史根源。首先，王室内部矛盾重重。公元前781年，宣王子幽王即位。幽王十分宠幸褒姒，甚至不惜用烽火戏弄诸侯而博其一笑，各诸侯十分不满。褒姒是褒国姒姓的女儿，申后是申侯的女儿，申侯是姜姓，由此就引发了姒姓和姜姓间的激烈斗争，为西周灭亡埋下了祸根。其次，外敌入侵频繁。宗周镐京，濒临西北游牧部落，经常遭到游牧部落的侵扰。其三，“平王东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自然灾害严重。据史料记载，宣王末年，西北关中一带连年干旱，洛、泾、渭三川都干涸了，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岐山一带又发生了地震和地崩灾害，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此外，西周初年，周公营洛，也为东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其中周平王执政达五十年之久。平王迁都，洛阳再一次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古都洛阳发展史上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烽火戏诸侯图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军事上，北魏原来的都城平城地理位置偏于北方，易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不利于对整个北方的军事控制，同时也不利于加强北魏对中原地区的管辖和治理。经济方面，旧都平城地方寒瘠。虽然从398年定都平城至迁都洛阳之时已有百年历史，农业也有所发展，但粮食产量远不够供应军需和不能满足都城人口的需要，再加上无水路漕运之便，从外面运入粮食也困难，要解决粮食问题，就需要迁到农业发达、运输方便的地区。政治上，为了镇压中原地区日益频繁的武装暴动，实现统一全国大业的需要，摆脱平城地区鲜卑贵族盘根错节的势力网，削弱他们对政治的影响力，尤其是尽快摆脱已故冯太后的阴影，不让冯太后的势力继续左右政局。文化方面，北魏虽然实现了北方的局部统一，但民族之间存在着严重隔阂，文化冲突剧烈，不利于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改变鲜卑民族的旧俗，深化改革，使北魏王朝以华夏正统的姿态雄踞中原，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洛阳是历代帝王建都立业之所，也是汉文化积淀深厚之地，迁都洛阳不仅有利于巩固前期改革的成果，还有利于进一步推行深层次的改革。洛阳曾是多个汉族王朝建都之地，孝文帝要通过迁都洛阳取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在加上当时的洛阳已很繁荣。 金迁都燕京的原因 金灭北宋后，与南宋划淮河——大散关为界，占有中国北部的疆土，所辖地域广袤，而首都却偏于东北一隅，物资运输与公文传递多有违误，使节往来也艰于行旅，致使政令无法及时畅达内外。 金熙宗末年，海陵王完颜亮秘密联络了驸马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在宫殿刺杀了熙宗，登上皇帝宝座，史称海陵王。旧都上京会宁府每个角落无不留有金熙宗风行君主制的痕迹，上京皇族的怀旧和睹物思人，极容易形成一呼百应的政治气候，给海陵王造成威胁。因而海陵王想通过迁都，通过分化、分治、溶化的过程来达到完全解除女真皇族的组合力与反抗力，来确保皇位。 继位后，为巩固政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改革。为统一江南，加速全国的封建化过程，更好地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便将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从今哈尔滨地区移向燕京(今北京)，这就是金代史上的“海陵南迁”。贞元元年(1153)三月迁都燕京，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内蒙古昭盟宁城县大宁城)为北京，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即从金代开始。 元世祖忽必烈迁都燕京 为了削弱反对派的势力，摆脱反对派的牵制。一方面，忽必烈即位为大汗，并未按蒙古惯例，经“库里尔台大会”推举，而是凭实力自立,很多贵族不拥护他。另一方面，忽必烈自1251年受命统治漠南汉地以来，针对汉人地区的特点，重用汉人，实行汉制，触犯了蒙古贵族顽固派的利益，很多贵族反对他，甚至发动过武装叛乱。他决定以迁都来削弱反对派的势力，摆脱反对派的牵制。当时在中国北方，从金国手中夺得的疆土需要就近统治，在中国南方，对南宋政权尚有待于征服。燕京优越的地理位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南控江淮，北连朔漠，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可见，燕京的地势水土，远胜于蒙古大草原。  元世祖忽必烈图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 北京地理条件优越。北京“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襟河济，北枕居庸……关口上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黄花镇险厄龙著。会通漕运之利，天津又通海运，诚万古帝王之都。”北京是明成祖朱棣经营多年的根据地。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取代了侄子建文帝之前，北京是他的燕王封地，其亲信、势力也大多集于此地。迁都北京可以摆脱南京反对派旧臣的牵制。为了加强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当时盘踞在漠北的蒙古各部，屡屡骚扰明朝边境，给明朝造成最大的威胁。以南京为都城来应付蒙古势力卷土重来的严重威胁，必然有鞭长莫及之危险。而北京地处北方咽喉要地。迁都北京，实行“天子戍边”，既可以加强对蒙古的防御和抗击，又可以加强对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管理和控制。 努尔哈赤和顺治帝两次迁都 从军事上来看，沈阳在当时所处的战略地位重要，“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从经济上来看，沈阳及附近能够满足都城人口的需要。“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从军事上来看，当时辽东、辽西形势严峻，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而被迫迁都沈阳。努尔哈赤占据辽东之后，后金的八旗军民随之移居此地，与当地汉族杂居。辽东汉民逃亡、抗争、暴动持续不断。明朝军队袁崇焕等将的率领下也“将兴师大举”，同时边外的蒙古各部也在伺机而动。这些都对努尔哈赤构成极大的威胁。清顺治帝之所以迁都北京，有几大因素：优越的地理位置。燕为“京都之首选”已为历史多次证明，时人皆称京师“诚万古帝王之都”。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之需。巩固统治的需要。总之，清定都北京的原因与金、明、元大体相同。  清末的北京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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