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悲愤、令人永生难忘的国耻。其中“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就是全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留下的滔天罪行。
这里叙述重庆大轰炸下的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杨光和田萍是湖南长沙人，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人。杨光从小因家境贫寒过继给伯父，生父杨煌外出谋生，久无音讯，听人说三十年代去了四川，详情不知。杨光随伯父生活，在艰难中成长，虽然缺吃少穿，但也长得英俊大方，出落不凡。中学毕业后，考上了南京邮政学校，与同班同学又是同乡的田萍小姐结识，双方情投意合，相互切磋，难舍难分。等到毕业这年，正赶上卢沟桥七·七事变，日寇大举南侵，南京政府迁往重庆，他俩被分配押运邮船到重庆，历尽千辛万苦，才于1938年4月到达重庆，他们分别在两路口、上清寺邮政所任邮务员。由于敌机对重庆不断轰炸，街头巷尾，门牌号码依稀难认，加上重庆是有名的山城，出门就爬坡，投信全靠步行。他们俩人经常协助投递员，在山城的断墙残壁中为人送信，往往一封信，要送三、四次，才能找到收信人。这年，他俩结识了一位来自湖南的老人，这老人在两路口开了一家“山城邮票社”，专营华邮，经常有外地的来信来款，选购邮票，有时也有从国外辗转寄来的华邮。杨光、田萍深知邮票对老人的重要，所以他俩总是小心翼翼地、格外珍惜地将信件送到这位老人手中，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信件、邮票能平安地送到他的邮社，使老人万分感激，久而久之，老人视他俩为自己亲人一样，因为老人只是一人客居他乡，所以对他俩倍感亲切，虽然邮件很少丢失，但这些年来，由于敌机频繁轰炸，使他的邮社蒙受不少损失，不少珍邮毁于烈火之中，老人为此气愤不已。到了1939年日寇轰炸更是猖狂，不分白天黑夜轮番轰炸重庆，当时国民党政府空军力量非常薄弱，无法保卫重庆上空，有时仅靠志愿来华的苏联空军帮助，与敌机周旋。然而敌机一来就是几十、上百架。其势锐不可当，重庆只好白白的挨炸了，每当躲警报时，杨光、田萍不忘搀扶“山城邮票社”的老人，老人多次表示，他不想跑警报了，豁出一条老命，也就无所谓了。说归说，但每次两位年轻人总是匆匆忙忙地背着老人躲进防空洞，老人什么也不带，可每次总离不开带着一个小铁盒，如同生命一样珍惜。杨光、田萍也不便多问，总是好好帮他照看。
到了1939年下半年，重庆已经是一片废墟，浓烟滚滚，老百姓死伤无数，尸横街头，血染成河，城内瘟疫流行……，整个重庆在燃烧，重庆在呻吟。“半壁渝州火，千门骨肉悲”呵!
1939年10月12日，这是重庆历史上最惨酷的一天。从凌晨6点，日本飞机便鬼哭狼嚎似地从川东上空飞来，因我防空力量薄弱，敌机如入无人之境，狂轰滥炸，俯冲扫射，直炸得天昏地暗，整个山城在颤抖，在愤怒!这一天一早他们就背着“山城邮票社”老人来到上清寺18号防空洞。防空洞内已是老老少少挤满了人，洞内只有几盏微弱的灯在闪烁，由于人多，通风设备差，老人长吁短叹，小孩哭哭啼啼，这日子怎么过?该死的日本鬼子，真该千刀万剐，也不能解恨。忽然轰的一声，直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灯全灭了，整个洞内漆黑一团，乱成一团，哭成一团，一切全完了。田萍猛地想起杨光，连喊杨光，不见回答，田萍慌了，空气又呛人，加之洞内一片哭声，田萍更是心慌意乱，眼泪刷地流下来……，忽想起身旁还有一位老人，正在呻吟，微弱的声音喊着：“水呀，水呀”，田萍赶紧将身边的一小壶水递给老人，一边摸着老人体温，滚烫滚烫，烧的厉害，一摸脉也摸不着了，怎么办?出又出不去，只好将自己唯一毛巾接着洞内的滴水打湿一下，放在老人头上……，一切听天由命吧!在战乱的年代里，人无法主宰自己。这里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水喝，空气越来越稀薄了，只听到哭声，哭声也渐渐小了，老人已经奄奄一息了，他时断时续地说：“我不行了，孩子，谢谢你们多方照顾，这里有一个铁盒，还有一个钥匙，你要是能出得去，就带了这个铁盒，送给你和你的朋友……。”
也不知经历了多久，田萍醒来，发觉自己躺在医院里。待她清醒后，才想起大轰炸时洞中老人交给她的铁盒，已不知去向，她心中万分悲痛，难过的不是丢掉里面的东西，而是怎样对得起死去的老人，辜负了老人的心意。忽然又想起自己的朋友杨光，你现在在哪里?
杨光那天被压在洞中后，幸好有一水泥板挡住了塌方，救了自己，才使自己绝处逢生，但是身边的田萍不见了，那位老人不见了，心中实在悲痛。杨光带着满腔的悲痛和辛酸，在重庆街头，在防空洞里，寻找田萍……无论寒冬腊月，或是酷热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寻觅田萍，他遍访了许多大轰炸下劫后余生的人，也察看了许多大轰炸下留下的残墙断壁，他在寻觅田萍的同时，也顺便收集了许多有关重庆大轰炸的素材。每当他听到那些老人、妇女对日本法西斯的控诉，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他的心在沸腾。他虽然是邮政职工，但他决心用自己的笔，自己的血，写出重庆大轰炸下日本帝国主义给重庆人民，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的灾难，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呵，杨光暗下决心，一定要写一本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书，控诉日本法西斯的滔天之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整个山城重庆沸腾了，胜利的喜悦，使杨光高兴地流出了眼泪，在喜悦中含着苦涩，含着悲伤，人海茫茫，何处觅田萍?杨光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她，然而一切都是那样渺茫。但见北雁南飞，叶落草黄，岁月如流，田萍仍无消息。1945年冬天，杨光接到命令，火速去台湾接收邮政，杨光只好服从命令，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山城，也离开了心中的人。心中不禁凄然，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再回来，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田萍。“亦知相见期难定，梦魂连夜扰肝肠，生离死别情难却，遂使相思日夜长”。
田萍在医院里住了半年，伤愈后，她一直在寻找杨光，但一直没有结果。这时田萍家中来信，催她回长沙养病，她只好回到湖南。1945年日本投降后，她欣喜若狂，别人都忙着沿江东下，复员返乡，她却偏偏溯江而上，到了重庆，已经是1946年的春天，她一到重庆马上去寻找杨光，可她怎么知道，杨光此刻已经去了台湾。这天，他路过七星岗，只见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她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重庆警察局招领人们丢失的东西。她好奇地挤进去，仔细一看，这里的东西真多，而且不少是几年前重庆大轰炸下人们遗落的东西，赫然在目。田萍猛地想起，老人留下的铁盒是否有呢?她不顾一切，东问西问，没有结果。最后有人告诉她，有部分防空洞遗落的东西放在青木关保存，她立即风也似地来到重庆郊外青木关，几经打听，有人终于告诉她有一个铁盒，她一看果真是那只铁盒，完好无损，只是铁锈斑驳，已经年久发黄了。工作人员不给，因为无法证明此铁盒是有人送给她的，田萍有口难辩，最后猛地想起老人留给她一片钥匙，可这钥匙还留在长沙，于是马上打电报，让长沙家人邮来，这一等又是几个月，一直到1947年她才收到钥匙，可等她把钥匙拿来，再来到青木关时，这里已经是人去楼空，杂草丛生。田萍真是灰心失望，杨光不见，铁盒见而复失?接二连三的刺激，使田萍心灰意冷，恨不得跳进嘉陵江一死了之，但又想无法对死去的老人交代，活下去吧!于是田萍重新扬起生命之帆，顽强地生活下去。她要写一本关于重庆大轰炸的书，因为重庆大轰炸对她打击太大了，她决心留在重庆，用两至三年时间收集有关重庆大轰炸的素材，这期间她仍回重庆邮政局上班。
1949年解放后，她一直留在重庆邮政部门工作，由于她对杨光思念太深，她发誓非杨光莫属，决不嫁他人，就这样她一直独身。1955年，田萍通过有关部门了解，她才知杨光仍活在世上，并且去了台湾，从此她更加充满信心，盼望有一天杨光会回来。
光阴迅速，日月如梭，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田萍是1917年出生的，卢沟桥七·七事变那年，她正好二十岁，毕业于南京邮政学校，她的好友杨光也是1917年出生，现在已经是1994年了，她(他)们俩人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杨光到了台湾，由于始终思念那失踪的田萍，他一直独身。退休后，用五年时间整理出版了《重庆大轰炸》的厚达三百多页的书，这些资料都是抗日战争时，他在重庆亲身经历的，因而资料极为翔实，具体；出版后，轰动了宝岛台湾，更加激发了台湾同胞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从而也增强了对山城重庆的了解，对祖国大陆的热爱。杨光的名字也就不胫而走。无独有偶，台湾出了一本《重庆大轰炸》的书；大陆也出了一本有关《重庆大轰炸》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呢?就是田萍女士。田萍女士自从知道杨光仍活着，现在台湾时，她也精神多了，虽然海峡两岸不通音讯，已经几十年了，但她坚信有一天海峡两岸会风平浪静，祖国终将统一，杨光一定会回来的。由于有了寄托，她在邮局退休后即重新收集、整理了重庆大轰炸的资料。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时，她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出版了这本书。两岸都出了《重庆大轰炸》的书，这真是海峡两岸心连心。消息一经传出，田萍知道了台湾这本书的作者竟是杨光，是不是同名的，但书中所列的事实，书中的照片，书中还多次提到田萍，提到两路口“山城邮票社”的老人，这一定是她几十年魂牵梦绕的心上人杨光呵，当即通过有关部门找到了台湾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的电话，一经查询果然是他，天呵，田萍一下子摔下了话筒，眼泪夺眶而出：“杨光，你让我找的好苦呵……”
奇迹出现了，杨光几天后来到山城。这一对于1939年在洞中生离死别的情人终于在1997年8月，也就是重庆大轰炸后的五十八年后重逢了，两位老人手牵手地进入了《桂花村宾馆》，在她(他)们八十岁的大好日子，终于实现了他们当年人生旅程的重要一步———结婚，婚礼上红烛高照，吉祥满堂。这个婚礼不平常，一进门就是在灯光照耀下的海峡海岸地图，中间一个大喜字，两旁是海峡两岸各自出版的《重庆大轰炸》之书，特别醒目，特别令人激动。当年轰炸重庆老百姓的日本刽子手，你们应该清醒了吧，炸弹可以炸毁房屋楼舍，可以炸毁城市，炸毁交通，但熄灭不了中国人不屈的心，割断不了海峡两岸骨肉之情呵。
言归正传，杨光与田萍婚礼后，许多当年在重庆大轰炸死伤的难胞的后代以及一些幸存者闻风而至，纷纷要求与这一对重庆大轰炸的历史见证人合影，要求在《重庆大轰炸》书上签名，山城一时热闹非常，杨、田离散六十年后才举行婚礼的喜讯一时传为佳话。有诗为证：“浩劫惊涛六十年，渝州烽火铸亲情。九死犹存风韵事，山城喜看晚归人。”
1999年，田萍来到台北，探望她的丈夫杨光，一对老人互相搀扶，时髦常出现在台北街头。一天他俩经过台北延寿街，看见一大公司前展出一些抗战文物，吸引了不少观众。这两位老抗战，一听说有关抗战文物，当即兴致勃勃地挤进去观看。还是田萍看得仔细，忽地发现物品中有一铁盒招领，田萍越看越像，这不是1939年重庆大轰炸时，“山城邮票社”老人留下的那个铁盒吗?好奇心驱使他们俩人详细打听，果然是当年留下来的，因无人问津，后被当作文物，在1949年撤离大陆时，带来台湾，由于没有钥匙，一直无人打开。杨光通过有关手续，并将田萍带来的那片钥匙拿出证明。在有关部门批准后，经过公证，打开铁盒。这铁盒封存已经整整快六十年了，由于里三层外三层保护的好，里面东西并没有损坏，打开一看，原来全是邮票，而且还完整如初。杨光、田萍异口同声地说：“这全是这位老先生的心血呵，怪不得当年每次跑警报，他都带了这个小铁盒跑呀”。他们当即将这些邮票，送到台湾一家著名邮社鉴定，看看都是一些什么邮票。后来经过鉴定，这里面有不少中国早期邮票，如“大龙邮票”、“大龙阔边邮票”、“大龙厚纸光齿邮票”、全套“临时中立”邮票，还有珍贵的“红印花”原票、“绿衣红娘”邮票、“宫门倒印”邮票，台湾“独虎图”邮票等等。这些邮票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历经战乱，又飘江过海来到台湾竟无一损失，真是奇迹。杨光和田萍看完邮票，发现还有一个纸条，杨光急急忙忙地打开一看，纸条上用毛笔字端端正正写有：“敌机轰炸频仍，邮票难以保存，谨将邮票送给两位悉心照料我的年轻人。长沙杨煌，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于渝州”。杨光看了此纸条，不禁泪如泉涌，杨煌乃我生父也。田萍亦为之泪流满面，天呵!老人竟是我们的亲父，我们幸好还照顾了一段，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是晚，杨光、田萍决定迅速返回长沙，为父亲树碑纪念，同时将邮票拍卖，将拍卖所得，建立一个《重庆大轰炸》纪念馆，让中国人世世代代不要忘记这血海深仇呵!
转自黎泽重先生主编的《甲子邮刊》之《集邮快讯》第286期
2015年11月9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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