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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冥中，我睁开眼睛，游目四望，惊奇的发现自己正在一条漫长的甬道中象鱼儿一样游弋。上不沾天，下不着地，象是有水托着我，但身上又点滴不湿，虚空中自有浮力。无数光点象潮水一般从我身侧经过，一不留神，就被一团光击中了额头，立刻脑中便“看见”一段影像。 原来我是在时空隧道里穿梭啊！这光斑正是人世间逝去的光阴。 这绝对是安排好了的，因为我看到的正是佛教在中国的一段段历史。于是我就沉浸在这光影之中，慢慢地又闭上了眼睛。 在唐代以前，人们都相信佛祖诞生于西周周昭王二十六年四月初八，因为传说在那一天周朝的天子百姓都看到了升腾于西方的灿烂五彩霞光，太史苏由算出有大圣人生于西方。 等到了昭王的儿子穆王时代，这位以喜好浪游天下闻名的天子据说在西方曾与佛有过一面之缘，如来教会了他建塔造像，然后回国后他建造了中国甚至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寺庙和佛像。 然后是春秋时代，秦穆公有一次突发怪病，最后发现，病因是他无心中抛入马棚里的一尊佛像，等将它抬出来擦洗干净，并加以适当的供奉之后，秦穆公的病好了。于是他也诚心建了座佛寺。 再后来，就连孔夫子也对他的一位粉丝说：“西方有大圣人。” 等到阿育王分散舍利的时候，那时中国就拿到了一份。 无数的传说，都在说明佛教在很早很早的时代就已经传入了现在中国。 可惜的是，这些传闻到现在还没有经考古学家证实，专家们是传说的死敌，他们只相信证据，只认可地下挖得出来的东西。所以尽管在殷墟里出现过南亚的龟壳，但到现在为止，人们普遍相信在先秦时期，佛教与中国没有直接的接触，佛祖与孔子、老子大约是同时代人。 比较可信的佛教传入中国的时期是东汉明帝时期，这就是有名的“白马驮经”的故事。相传汉明帝有一天晚上梦见了一个头上有白光的金人在飞行，于是第二天早上询问众大臣其来由，有人就告诉明帝：“这就是西方的佛。” 于是汉明帝派出了两个使臣前往西域，取到了佛经，然后放在一匹白马身上驮了回来，同时归来的还有两个西域的僧人。从此，佛教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 这个传说虽然比先秦的传说要靠谱一些，但还是掺入了不少神话，不清楚到底有多少真实的成份在里面。正如前言，东汉到隋初是佛教的极盛期，整个西域的人民都信奉佛教，有如今日的伊斯兰教。其辐射到中国是迟早的事。 但庙院背后的确有国家的身影。中国第一座寺院就是洛阳白马寺，建于汉明帝时期的永平十一年。所以名之为“寺”，其实原来指的就是国家级的建筑，如“大理寺”、“鸿胪寺”、“光禄寺”等等，只是恐怕汉明帝没想到自白马寺始，“寺”就成为和尚庙的专称。 为什么汉明帝要专门重视佛教呢？这应该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这方面的原因，汉帝国有尚巫的传统。不可否认在古代巫师也掌握着一着的技术和资源信息。《史记.封禅书》就记载，西汉初年，巫术的风头可谓一时无两，各类巫师充满京城，按地域分有秦巫、越巫、梁巫、楚巫、荆巫、晋巫等等，后来又加入了胡巫，佛教初传中国就被认为是胡巫的一种。当时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与巫术有接触，信仰度不下于现代人对科学的崇尚。但当巫术发展到极致终于酿成了有名的“巫盅之祸”，情况有点象古代的生化危机。汉武帝由此对巫术进行了打击。在这事件后，巫术逐渐转入地下，但并没有绝迹，甚至成为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巫术内部的原因，从人类知识的发展来说，巫术、宗教、科学是三个阶段，巫术是属于最低的层级。《西游记》中，菩提老祖让孙悟空选取的几门功课，其中的“术”字门就是属于巫术，孙悟空头一个就不学。因为巫术只解决了人类的一些表面需求，而涉及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触及。其实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实对人生的价值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受注重。这种价值，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的分析。说浅显一点就是生死问题，即人生从何而来，人死向何而去，而在这生与死之间的过程中，人的所做所为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追求，他的付出，他的经历到底有什么意义？而巫术是只解决了一些表面上的肤浅的需求的，巫师们宣称自己可以拥有巨大的法力，吐气成雾，挥手成山，但它没有触及到核心，也就是说，姑且不论你的能力是真是假，而当你有了这样高的能力，你能做什么？你能改变什么？有什么意义？巫术是没有社会主张的，它的服务对象绝大多数是个人。而无论儒家、佛教还是道教，先后都提出过自己的社会主张，拥有成熟的价值观，这就是它们比巫术进步的地方。 第三，是佛教的自身优势。中国那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同佛教抗衡的思想，如儒家、道家，但思考问题的角度比较单一，更多的着眼于现实社会的复述。对于神话的解释权更多的在巫师们手里，而这些恰恰就是儒家学者们不感兴趣的。 相反，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佛教那时已经相当成熟。古印度有辨经的传统，在多种思想的激烈交锋下，佛教的思想已经很完备，拥有当时相对最为科学合理的世界观。特别在想象力层面，是老老实实的中国人望尘莫及的。佛经中的那些瑰丽的想象，现在读起来也动人心魄。那时的和尚们就象明末清初的西方传教士一般，四方开展自已的传经大业，使得佛教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接触到实践。在这基础上，佛教文化进入思维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中国，就象九十年代初的日韩文化进入思维方式还比较闭塞的内陆一样，自然会引起比较大的影响，为自己赢得了很多“崇拜者”。范文澜尖刻地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过于实诚，没见过大话。但其实，人生对于自由天空的追求也是天性。佛教就满足了人们释放心灵的这种欲望。 佛教的巨大潜力当然也引起了当年的“有关当局”的注意。一方面，政府需要引入佛教来繁荣文明。这也是基于实用的考虑。因为佛教的涉及范围很广，包括各种文化，如宇宙学认识、动植物知识、药物知识、思想体系等等。从汉到唐，中国人从佛教中学会了很多东西。但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佛教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不，是“以夷变夏”。所以当时做出了规定，即只准许外籍人士出家当和尚，这样就限制了佛教的发展。特别在楚王刘英利用佛教搞政变的阴谋暴露后，汉明帝对于佛教的控制更加严格，于是很长一段时间佛教并没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随着汉帝国的日益衰落，佛教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原因就在于儒家神学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的失败。因为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观念几乎将一切自然灾害如日食、水灾都归结于人，特别是皇帝的不做为，这种观念首先用思维上来说就不严密，最后甚至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明明皇帝、丞相都死了好几个，日食、地震都还是经常发生，政府运作越来越困难，老百姓的生存更是如雪上加霜。这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 所以汉恒帝已经在宫中设置佛寺道观了，希望能够保佑国家，当然这是没用的，因为接下去就是三国时代，群雄割据，诸侯征伐，中国进入了长达四百年的大乱世，这是自春秋战国之后的中国又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三个时期是连在一起的，期间虽然有晋朝长达五十年的统一，但晋朝本身就是个黑暗的朝代。就算不计后期八王之乱时代，就算从灭吴成功到被匈奴灭亡的这一段统一时期，就不过短短三十六年，而在之前早有很多人对乱世的来临做出了预感，所以说这段统一是极为脆弱的，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在这段时间里，北方的少数民族驱赶黄河流域的中原贵族，南迁的中原贵族驱赶南方的土生贵族，整个中国充满了不公与压迫。但佛教却正好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的中国和佛祖创立佛教时的印度太相像了。 还记得佛祖创教时的印度情形吗？正是一个各种思想，各种人种相互迫害的时代。原住民首陀罗被外来人种刹帝利和婆罗门联合欺压。下层人士七世方可脱离自己的种姓。而在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的中国，也充满了类似的阶层压迫，民族矛盾在这一时期及为尖锐。这是春秋战国没有出现的新情况。更重要的是，自魏晋以来，统治者把社会阶层给固化了，即“九品中正制”塑造出的士族阶层。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这一时期中国人自己内部宛如天壤的社会分化的真实情况。 广大的士族阶层，既得利益者，整日无所事事，过着悠闲的生活。而做为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看不到改变自己环境的希望，一生只能默默地承受压迫，这样的社会和古印度何其相似！这为佛教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佛教就是为了调合这样的社会矛盾而创造出来的。 中国人在这段大分裂时期所经历的问题，很多都是早就被佛祖和和尚们思索过很多年的，现在当然如鱼得水。很多现实的问题都在佛法中找得到解释和解决方法。 佛教最神奇的作用就是调和阶级矛盾，维持社会稳定。 祂教导统治者：盛衰无常，要居安思危，节制你的欲望。不要过度压榨你的人民而没有怜悯之心，因为因果轮回，报应不爽，在适当的时候，要施舍一些财物给予下层的人民，这才能维持你的统治。 祂教导被统治者：前世孽，今生偿。你今生今世受的苦，其实是还你前生欠下的债，你今生积下的德，来世也将得到偿还。所以要一心向善，为来世积福而不是积怨，等到你福报够了的时候，你将会到达极乐世界。 因此，佛教很快的在中国大地上流传开了，其中尤以南朝为甚，所以有名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可见当时佛教的盛极一时。 相比之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上一个乱世，即春秋战国时代佛教为什么没有盛行。对于佛教本身当然是因为它初创未久，还不具备影响世界的能力。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春秋正处在一个社会制度和科技力量大跃进的时期，中国内部就有各种思想的交锋，即“百家争鸣”，在自由的风气的引导下，看问题远远没有后世“独尊儒术”那么单一。统治者更追求的是富国强兵，提升国力之策，而这些却正是佛教不擅长的。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适合佛教发教的因素都齐备了。从统治者到普通百姓，大家一致感觉到对佛教的迫切需要。中国士大夫对佛教的推崇程度比当代公知对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推崇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就在佛教如此风光的时候，正如阴阳鱼太极图一般，它在中国最强大的对手， 不，应该说是最好基友也出现了，这就是道教。 道教起源现在一般认为是自东汉始，也就是几乎和佛教传入是同一时间，其实这是被严重低估了的。因为自上古开始，在中国，“道”就是很古老的信仰，其之于中国人，就如“梵”之于印度人一般。对于“道”，先秦诸子都有很深入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老子。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其实自先秦到后世，“道”的信仰一直广布于广大民众之中，从未衰退。 只是也不统一，因为所谓“宗教”的定义是有具体的教旨和教义，以及教徒。而道教恰恰在这时没有明确的主张。 无论道家、儒家还是其他的诸子百家，其实都有言“道“”，但并不统一。就是同被归于道家，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就有区别，与杨朱之道、列子之道还是有区别。 而且老子、庄子，一生都对收徒这事没啥兴趣，因为“无为”。后来的道家学者也采取了同样的生活态度。 所谓“有市场的地方就有商品”。汉帝国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做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光是佛教提供的产品也还满足不了所有人需要，于是另一种宗教应运而生了。 后汉时期，一个叫张道陵的小人物，辞官以展开自己对“道”的追求。他也是个天才，可能有些隐秘的传承，极有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 他相信，通过不懈而充满智慧的修炼探索，他将会实现与“道”的融合，既长生不老。但完成这一伟大目标需要经济的注入。为此，他不得不建立了一个组织以筹集资金，这就是五斗米道。虽然打着“道家”的旗号，但社团的教义是结合方术和道家两种本来在中国早就存在的东西。不管如何，张天师通过有条理的组织和规划确保了“道”的影响力，教团得到很大发展，很快影响到了全国，甚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这些都是以前的道家望尘莫及的，于是五斗米道的创立就被认为是道教的创立。张道陵也被奉为公认的道教祖师。 道教一经创立，就和佛教成为了一对欢喜冤家，双方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谋发展，正象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看似彼此对立，但合为了一个整体，很快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段，佛教是不断的融入中国文化，而道教则是不断通过和佛教的交流走向成熟。在这段时间，道教先是通过自立王国想实现梦想中的世外桃源，后来也采取同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以谋求更大的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道教在构筑自己的神灵世界时，从巫术和佛教中吸收了很多内容。从至高神“三清”的设立到掌握生死的“冥府”的构筑，都受到了佛教很深的影响。如果把属于佛教的成份剔除出去，那么剩下的只能是上古巫术。所以可以说是道教和佛教共同探索并阐释了这个世界。 道教与佛教在那时的发展不是没有高下。佛教始终保持压倒性优势，但道教也不乏亮点。 在北方后赵尊奉佛图澄为国师的时候，南方的东晋，不少士大夫都入了五斗米道，并且在名号中嵌入了一个“之”字做为记号。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琅邪王氏。 而在南方佛教蓬勃兴旺的同时，道教却说动了急于汉化的北魏王朝，道士寇谦之创立了北天师道，成为了北魏的国教。而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佛教的措施。 南北朝间所有的王朝都有如走马灯一样轮换无常，但道教和佛教的缠战才刚刚开始，而后从唐到明，一直到现代，从无间断。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西游记》就体现了这样的交锋。 《霍元甲》里说：世上的武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通过竞技我们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真正的对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 这句话其实对于佛道，也是一样。 对于这个世界，佛教的目标是“来生”，而道教的目标却是“今世”。佛教渴望涅槃，抛去这个让我们感觉到痛苦的肉身，而道教希望即身成圣，飞升成仙。佛教牛在《西游记》的皮，道教牛在《西游记》的骨。 我们已经游历了佛教的三界二十八重天四圣境。现在该轮到回到中国，去看看中国的三界，也是道教的三界。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六龙车的车舱里，坐在我习惯靠的那把沙发上。 左右一望，全部都在啊，程心在扫地，叶言在画画，面堂在擦剑，诸星当正在看书，还有乌拉拉，他正在玩手机。 怎么不见黄晓烟呢？原来她在车顶上打坐呢。 看到我睁开眼睛，叶言开了腔：“老大，你怎么才醒啊？等你老半天了，晚饭时间都过了。” “莫急莫急，现在不就是回国吗？大家今晚就去吃烤鱼，我请客。” 欢呼声响起，我们的新旅程也即将开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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