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水前的坦塔罗斯

　　2014年8月28日，夏日行将结束的时候，青年译者孙仲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享年41岁。

　　在不算长久的一生中，他完成了30多部译作，主要是文学作品。他所译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已成译界新经典。

　　孙仲旭自杀的消息令我震惊。多年来，我一直阅读他的译作，也关注他的博客与微博。在微博上，他不时会讲些儿子的故事，轻描淡写却极其动人。在近乎絮叨的白描中，他那颗善良的心就如日出闪现。但这样一颗日出般的心，却在瞬间陨落。

　　我不能理解，这样一个勤奋、善良、才华横溢，对儿子和文学都有着深深眷恋的译者，为何选择自杀。福克纳得知海明威自杀后，说：“我不喜欢一个走捷径回家的人”。孙仲旭究竟经受了什么样的痛苦，让他有自杀的勇气，却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报道将孙仲旭自杀归因于他的抑郁症。也许吧。可是，这样一个在时光中注满热爱的译者，为何会患上抑郁症?

　　我的直觉是因为他的生存环境。作为在业界已经颇有名气和建树的译者，孙仲旭却不能依靠翻译为生——他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航运公司上班，翻译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如果翻译能够让他享受高质量的生活，能让他感到被尊重乃至尊崇，我想他的情况也许会好一点。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大陆，译者的生存状况并不理想：翻译稿费一般只有50-100元，相较欧美国家的翻译稿费，只有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在当下中国，翻译不再神圣，而是沦为“短平快”的生意。书商们只看重译著的数量与时效，不在乎它们的质量，给译者的稿费之低，近乎于羞辱。而大陆不少译者，也因此破罐破摔，其炮制的译文，不能卒读，就像出自精神病人之手。孙仲旭这样的敬业译者，就更显珍贵，犹如煤堆里闪现的宝石。

　　对孙仲旭来说，翻译不是件容易的事，也决非廉价的事，它的价值远远高于它的价格。

　　翻译是创造性很强的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甚至超过原创写作。孙仲旭写过一篇《翻译是一个体力活》，讲述他翻译一本书通常需要九个步骤：通读原书、在原书行间草译、以草译为蓝本在电脑上译、译完初稿清查一遍、清查之后再通读原书一遍、打印初稿与原书对校、再通读两遍译稿后交给出版社、修改排校稿、书出版后校改以便再版时修订。

　　这样繁复的工序，却只拿到千字50-100元的报酬!美人粗头乱服，良玉贱如糠谷。

　　我不由怀念起旧时岁月。那时，译者还没有像今日一样被商业机器如此碾压与欺凌，他们可以十年磨一剑，贡献经典译本，享受有乐趣也有尊严的生活。汝龙译契诃夫，李青崖译莫泊桑，李文俊译福克纳，王永年译欧·亨利，叶廷芳译卡夫卡，巫宁坤译菲茨杰拉德……但这美好的一切，几乎都消失了。

　　孙仲旭的去世，令我震惊，也令我愤怒。等到愤怒消停，涌上来的全是孤独。

　　孤独本是人类命定之事。孤独是一个人渐渐湮灭的旅程，但在此旅程中，他多少会留下些什么，以使自己不至于那么孤独。我们必须学会与孤独相处，妄想战胜孤独就如同爬上一堵倒向自己的墙。

　　现在，孙仲旭走了，他不用继续在痛苦中与孤独相处。只留下其它为数不多的敬业译者，恰似永远喝不到泉水的坦塔罗斯，泉水就在面前可一旦俯身泉水即会退去;又如同被锁在悬崖上的普罗米修斯，其肝脏一旦被啄食干净，立刻会重新长出来;又好比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永无止境;更像是为逝者纺织丝线而自身也处在命运女神纺线之中的匠人，持续而短暂、坚韧而脆弱地，与孤独较量。

刊于《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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